而国内在成立以后的20年中所走过的道路与日本恰恰相反。∈♀，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有着同时与东西两个阵营缔结国家关系的意图，并非要闭关锁国。实际上，到1950年初，应中国的要求，不仅苏联、东欧诸国以及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甚至西方的挪威、丹麦、瑞典、瑞士等国家也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荷兰等国也流露出要同中国建交的意向。但是美国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国，并于1950年卷入朝鲜战争，致使其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一筹莫展的敌对状态。由此可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非是由于中国的喜好，实在是被迫的。结果，中国事实上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而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朝鲜战争是君临全球的最强国美国与代表着贫困亚洲的中国之间持续了3年的一场战争。许多日本人把1941年12月8日的偷袭珍珠湾看作是导致1945年日本战败的直接原因。认为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美两国之间的物质、经济实力过于悬殊。因此，战后初期的许多日本人都有这样一种意识：敌视和反抗美国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那么做。无疑，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日本战后对美国的追随。同时，对日本人来说，贫穷的中国挑战富强的美国本身是令人惊诧的。而且，中国出乎意料地把美国逼入苦境，并于1953年迫使美国不得不签订与战败无异的板门店停战协定，大大改变了日本人的对华认识。从这时起，对追随美国持肯定态度的保守势力阶层，甚而开始把中国看成威胁。而对追随美国持抵触情绪的容共的革新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年轻阶层。随着民族主义感情的高涨，则增强了对中国的赞美。
对中国的赞美是导致后来一部分革新阶层支持文化活动、赞美毛大大的初始原因。在他们看来，中国一定蕴藏着能够战胜美国的物质实力的某种强大力量。那如果不是物质力量的话，就必然只能是精神的力量。于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日本民族在精神和伦理方面的堕落与中国人在精神和伦理上的高洁——就被想象了出来。
曾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文学界的竹内好，于朝鲜战争最激烈的1951年4月。在《中央公论》月刊上发表“毛大大评传”一文，高度评价了充满抵抗精神的中国民族主义，首开了赞美中国的先河。堪称日本政治学界领袖的丸山真男，则高度评价了1956年5月由毛大大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认为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由革命政权推动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一项尝试。在这种形势下，鸣放运动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的消极影响几乎理所当然地被忽视了。即使到了60年代前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消息经由香港片段地传来以后，对中国的肯定评价仍占日本各界的主流。
60年代中期全面爆发的越南战争展现出了与朝鲜战争同样的构图，即作为贫穷亚洲的一个小国越南。为求得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而敢于挑战强大的美国。当1965起美军受挫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对追随美国持批判态度的那部分日本人便开始公开站出来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北方，并力图发现越南人那种不畏美国的物质实力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文化活动恰好是在越南战争持久化时期勃发的，这也是当时支援越共和北越的革新势力对文化活动的极端精神主义特征缺乏批判的一个原因。
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战后国际形势下走上与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途中发动的一场革命。因此，愈是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人性之堕落的日本人，就愈是表现出肯定文化活动的倾向。比如。中国在50年代后期由农业集体化向人民公社过渡时，实现了没有机械化的集体化、公社化。这一点具有依靠人力的浓厚精神主义色彩。而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具体表现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则是以大型机械化为前提条件的。虽然同属农业社会主义，但是后者与中国的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不可相提并论。公社化、大跃进时期所要求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正充分显示了这一运动的精神主义特征。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失败以后，中国从1962年开始进入了调整期。开始推行“三自一包”政策及“猫论”所代表的唯生产力理论，在今天看来是摆脱疲惫重建经济的不可或缺之举。但是对支持越南、憎恶美国依仗实力称霸世界的日本人来说，在1965、1966年间却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精神主义会失败，而且会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因此，当文化活动中刘邓的调整政策被当作“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刘邓二人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列入打倒对象时，得到了倾倒于精神主义的日本人的理解和毫不迟疑的支持。
日本人最初对“文化活动”的敏感反应，莫过于获悉郭沫若先生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将我的政治、历史、文学的著作全部烧掉”的自我批判的消息了。郭沫若先生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有很多知己好友，是日本文化代表团访中时见到的最高地位的人物，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统帅人物。
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竹内实先生在《郭沫若的自我批判与文化活动》一文中表示“虽然难以揣测郭沫若此举的真意，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文化革命的大潮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同时对于与传统思想进行严格切割的红线到底延伸至何处以及由此造成的阻碍创造性的危害而颇感不安”。
同样，另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村松瑛在《整风运动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文学从起源到与马克思主义相遇，始终离不开政治”，他认为中国文学从属于政治，又认为从“红楼梦问题”、“胡适思想批判”、“胡风批判”、“丁玲批判”等事件中可以看出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接着，他又提出警告：“中苏对立给文艺带来了僵硬的教条主义，从批判《海瑞罢官》到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表现出了与以往的整风运动完全不同的气氛来，会给传统文化和文学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在中国发生的对自由、民主的打压，始于文艺界内开展的限制、肃清作家自由创作权的运动。在文学敏感性极强的日本文学家、文学研究家当中，亦有人如同金丝雀对有毒气体具有敏感性感知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了“文化活动”的异常性与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