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回来了，大家发现其虽然上朝议事、下朝批阅公文，招臣僚议事，与往日并无二样。可细心之人还是发现陛下变了，笑的少了，吃的也少了，独处的时候多了，且时常走神，似乎仍然为从元妙离开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弄得宫中上下一个个紧张兮兮的，走路都踮着脚，说话更不敢高声，唯恐触怒了陛下。
元妙走后，赵昺确实十分郁闷，尤其是晨练时不论是打趟拳，还是舞枪弄棒，皆不免想起元妙来，结果就是没来由的一阵失落。另外朝中日常的公务也让他忙得喘不过气来，每天批阅的公文，接见朝臣，召开廷议议事等等，每天都排的满满的。
此外随着秋季的来临，几件大事也要展开。征西军出征在即，训练的如何，作战计划的制定，辎重的调配及各部的协同都需要过问。杭州城的改造也随着雨季的结束也即将展开，筹措款项、敲定规划都需要他审核拍板。商队也将再次起航，他也要过问一下。而将作监和军器坊外迁也基本完成，需要他去莅临指导……赵昺又不是什么勤快人，天天不得闲，哪里还能有好心情。
“减半、罢贡……”忙碌间已经到了八月，中秋节又快到了，按照惯例各地牧守之臣都要向宫中进贡，这本是件好事，但赵昺似乎并不高兴，用朱笔在礼单上勾勾抹抹地批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中，凡一方之土特产，要将最新、最好的向朝廷交纳，供皇族使用，称之为贡赋，简单的说也就是古代的皇家特供，多为各地的稀罕珍贵、久负盛名特产，从金银财宝到珍禽猛兽，只要世上有的好东西，都可以拿来进贡。
贡品这东西在赵昺的前世也并不遥远，走到大街都可能碰到一家商铺上挂着‘某某皇家贡品’的招牌，商场中的促销员们动辄就说他们的产品历史悠久曾是贡品。特别是古装影视剧把帝王家的尊荣华贵作为一个看点拿来反复渲染、展示后，那些被皇帝、娘娘们吃过用过的东西更是备受追捧。
如果自己家乡的特产曾是古代皇家御用的产品，那一定是同类中最好的，更有一种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帝王霸气”。这些染了皇家气息的产品给背后的劳动者、创造者们带来巨大的商机和财富，甚至能让其所在的地方经济受益，可谓是他好我也好的皆大欢喜局面。
然而古代却正好相反——贡品给生产者和所在地的百姓们带来的惟有泪千行，绝非什么文人笔下传说的那么美好。赵昺在前世就知道贪得无厌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向地方百姓索要、强征贡品，搞得家破人亡，而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是历史中最有名的两次‘贡品特快专递’：一是唐朝为杨贵妃运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二是明清时进贡江南鲥鱼“白日风尘驰驿路，炎天冰雪护江船”。
荔枝不能久藏，因为时间一长就变色变味变质。唐明皇劳民伤财设置专门驿站，命人像接力赛那样传送荔枝进宫。这事儿为在他和他统治下的大唐所遭遇到的一次几乎灭亡的“安史之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清朝鲥鱼进贡的规模比杨贵妃吃荔枝的过程更夸张，在南京设有专门的冰窖，每三十里立一站，白天悬旗，晚上悬灯，作飞速传递……送鱼人在途中不准吃饭，只吃蛋、酒和冰水，三千里路，要求三日之内送到。
到了本朝的时候，皇帝对荔枝的喜爱也是有过之而不及。苏东坡被发配岭南，乐观的他写下了著名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经他这么推荐，岭南的荔枝就成为了皇帝指定水果甜点。而徽宗宣和年间，奸臣蔡京更是别出心裁，由他家乡仙游枫亭选小株结果的荔枝栽于瓦瓮中，以海船运出湄洲湾，然后直抵汴京送给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尝到新鲜的荔枝，龙颜大喜，遂赋诗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玉液下凝仙掌露，绛苞初结水晶丸。酒醋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芝。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中看。只识深闺画花鸟的徽宗居然有勇气嘲笑唐玄宗的“一骑红尘”，真的是惹得妃子们非笑不可啊。仅仅为了满足皇帝尝鲜的欲望，就这样劳民伤财。
入选贡品的并不止是美食，古代所谓各省“省花”选来也是作为贡品的。鄢陵梅花在北宋是贡品，皇帝说是天下第一花，所以整个地方百姓们就得好好种梅花，想偷着种点杂粮都没地儿！当各地进贡的花朵凋零，当帝王们的狂欢散场，微服出宫的皇帝回到金銮殿，回味着贡品带来的喜悦，品尝几口从各地进贡运来的美酒和茶叶。那些累昏的百姓也已醒来，各自沿着一片狼藉回家，等待着他们的，是又一年的青黄不接。
赵昺作为二十世纪的现代优秀青年自然明白收受贡品的危害性，到了这个时代也更加能深切体会到对民间的伤害之大。但是想要消除这种现象却难以做到，即使他作为皇帝也不是一道旨意就可以清除这种延续数千年的积弊。
首先从政治上讲，贡乃是臣服者向胜利者奉献，这在古代发展成了一种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和礼仪。即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同时也可以彰显自己地位的形式，迫使臣服者纳贡体现出了自己的权威。这在封建社会也是帝王维护统治的一种方法，想要去除就等于自取灭亡一般。
再有封建社会，不同品秩之人的饮食用度，都有着严格的区分与等级规定，居下位者，就算得到了不属于自己使用范围内的东西，也必须要呈献给上位者，否则就是僭越。且封建时代的特供，除了有产品质地上乘、珍异难求之类的因素外，就连瓜果蔬菜长得忒巨大，也不是普通人能享用的，必须要敬献给皇帝。
另外这也是皇室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皇帝作为天下之主，吃穿用度都得是天下最好的，因此各地进贡的东西不止是什么金银财宝、珍禽异兽、奇花异草，而是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的油盐酱醋，从里到外的穿戴，写字的笔墨纸砚，烧的炭，喝的茶，甚至出恭用的手纸都是各地进贡的，这省下的都是钱。
制度和惯例使然，赵昺也只能入乡随俗了，但也是有底线的。他以为在官场上，收点儿小礼物，可以视之为人之常情，可如果礼品的价值过限，就是腐败了。同理，皇帝按照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和统制的需要。一旦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毫无节制的收受礼物，那也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当然就是犯罪了。
因此赵昺自继承皇位后，便一再消减各地的贡品，在琼州时甚至一度取消。而收复江南后，才有所恢复，这不仅是生活所需，也是昭示百姓已经换了天。但他也是一再以体恤民生为由，减免各地的贡物，加大在市场的采买维持所需。
可习惯使然，地方官吏们想着弄点稀罕物上贡，一者也有真的表示自己孝心；二者也存着一旦皇帝见了龙心大悦，自己也就飞黄腾达的侥幸心理。所以时常换着花样的给赵昺上贡，使他不得不分心来处理这看似的小事，将那些劳民伤财，哗众取宠之物勾销，即便是必须之物也予以勾减……
审核地方贡物这种事情还算轻松的话，那么审核死刑这事赵昺就不能不慎重了。在古时候执行死刑一般都是在秋冬季节，也就是影视剧中常说的‘秋后问斩’。而之所以选在秋冬季节集中执行死刑，其实谁也说不大清楚，按照师傅们的解释是因为要顺应天意。
在古人的自然神权观里，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而秋冬是树木凋零的季节，象征肃杀。人的行为包括政治活动都要顺应天时，处决犯人也是如此，否则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皇帝即是天的儿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时行事。而赵昺以为主要是考虑示警的作用，农民在秋冬二季较为空闲，也方便地方官动员民众观看，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看着堆积在书房中的案卷，赵昺实在有些头疼，这些都是关系到人命的东西，自己御笔一勾就是条人命，让他不能不谨慎，可要全部通读一遍这工作量就不小，别说从中一一甄别了。所以现在他处理完日常的公务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审核工作上。
可能有的人会说，你傻啊，有必要自己看案卷吗？黑脸老包向来都是先斩后奏，根本就不需要事先禀告皇帝，事后做个备案就算完了，用你这么劳心劳力啊！那赵昺只能苦笑着告诉你——戏看多了。首先就要告诉你，包拯虽然是宋朝人不假，但这个时代的戏曲真的没有什么‘包公戏’。
其实“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才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赵昺只能说，戏剧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大笑话了。
后世传颂的包拯办案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法宝，“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元杂剧中尚只有“势剑金牌”，到了明清传奇中，则出现了权力道具大批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第御棍。断皇亲国戚臣的黄木枷梢黄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的黑木枷梢黑木杖，打三司并九卿的槐木枷梢槐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所用的桃木枷梢桃木杖……
这里的“势剑”“金剑”，即所谓的尚方宝剑；“金牌”即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铜铡”后来则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着这些神通广大的法宝，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法官，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对付的罪犯，有时候也拥有类似的法宝。于是，本来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断，演变成了谁拥有的权力道具更厉害谁就胜出的权力对决，恰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样：一方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黄马褂的尚方宝剑，这也坐实了批判传统的人士对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赵昺只能笑着告诉你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的情节，决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因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的例子。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因为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这更像是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
至于免死金牌，这东西还真有，不过正名却是叫做——丹书铁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