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昺的眼光看，那些建筑虽然不失高大、雄伟，甚至依旧富丽堂皇，可是在他这个缺乏审美的理科生眼里都没有艺术概念，没有艺术品位和美感。这折射出大宋无论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对艺术的追求已然丧失，也变得毫不重要。而原材料价格高低和加工难易程度才是决定工艺品价值的要素。
从这些情形中，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工匠的素质，赵昺想想也就释然，那些没读什么书的工匠，从事如此“贱业”，只可能因循守旧，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不但工艺技术上难以有进步，审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复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卖个好价钱。
所以在赵昺眼里这幅人人称赞的画作，虽然技法娴熟，色调鲜明，可仍然带着衰败之气。作者依然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怀念，却没有能够冲破固有的执念，没有反思和创新。在加上一帮附和者的称赞，他更觉陈腐之气盈院，处处弥漫着腐朽的味道。
俗话说世事难料，但赵昺觉得形成今日局面也是有例可循的。在前世他记的有位叫‘灭霸’的威漫英雄，其秉持着中‘资源有限，无法支持人口扩张’的观念不断挑起战争。他觉得这种观点在大宋似乎也得以验证，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反而不断降低，技术发展陷入停滞，工艺难以得到创新。
现代学者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上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发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个观点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就回到起点。结论就是在传统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赵昺觉得两种观点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评价一个时期社会繁荣的标准之一，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我们皆知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很低，并以为这个比例是常态。
而人口的增长同样被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有学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赵昺以为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在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而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乱后，朝廷南渡江南，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战乱的影响，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的人口暴增，社会繁荣却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和繁荣。
其中原因，赵昺以为从现实考虑，江南在宋朝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饱和，军事上的失利又使他们无法通过战争获得新的土地。从政治上考虑，当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
不过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统制阶级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纺织业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
赵昺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当他前往琼州时，那里尚是荒芜之地，人口稀少，处于难以自给的状态，这就需要以机械来填补人力的不足，借以提高生产力。而这也便是他能够得到臣属们的默认和支持，任由自己‘胡闹’，发挥他的所长，却没有过于干涉。
但是收复江南之后，形势已然改变。江南地区虽然也经历了蒙元南侵，不过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加上蒙元政策的改变，江南人口损失相对来说较少，并不足以改变土地供给不足的现状。反而是蒙元的侵占及北方人口的南迁导致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稀缺性并没有缓解。
如此情况下，科技的发展就变的不是那么迫切，加上固有的思维作祟，从而导致赵昺推行技术创新变得消极，甚至反对。那么他设立科学院，培养科技人才和工匠队伍的计划自然受阻，觉得没有必要去再花费钱财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赵昺却是不这样以为。一方面，土地不能增加，那么田税的收入基本也无增收的可能，而妄加税赋则会导致百姓负担增加，民心不稳；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增加，导致他们成为流民，而人口流向城市求生成为必然，这同样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赵昺的策略是通过发展工商业吸收失地的流民，将这些人的身份转换为产业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正可通过外贸销售出去，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朝廷则可以此增加更多的赋税。国家有钱了，军事装备得以更新，如此则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统一大业。
此外，赵昺知道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开始提升，那还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开明官员开启“洋务运动”以后的事了。在清末年废除科举，引进西方近现代学制，包括兴办许多近现代的职业学校和大学里开设工科院系。许多年轻人进入采矿、纺织、冶炼、机器制造的学校和专业，“中国制造”才慢慢地告别古代那种少有创新、单凭经验的重复劳动，有了真正意义上质的飞跃。而正是这些顽冥不化的守旧势力，使得赵昺的计划难以实施，如何让他不怒……
“哪里来的小儿读了几句圣贤书，便来此卖弄？”赵昺的话让在场的几个人听起来万分刺耳，当下有人出言指责道。
“呵呵，吾自是不如虚谷先生学问精深，能领会圣人之意，可也做不出蒙元来犯，身为一方牧守之臣却率众出城三十里相迎之事，圣人便是如此教导先生以报君恩的吗！”赵昺见是老色鬼方回，撇撇嘴笑着道。
“汝懂得什么，还敢教训在下。保境安民乃是一方牧守之责，蒙元强大，兵临城下，此为保全百姓的不得已之计，也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方回冷笑着言道。
“哦，那虚谷先生之‘死封疆’之言只当是狗屁喽！”赵昺听罢无名火气，但想想自己此来的目的，摇摇扇子降降温道，当然也没好话了。
“小儿无知，竟口出秽言。入夏则夏，入夷则夷。只要行的是尧舜之道，谁为人主又有何妨……”邓牧见其被揭了短，颇为尴尬，出言为其出头道。
“文行先生孟浪了，吾等皆是受圣人教诲，自当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道理，怎能口出妄言！”陈普听其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之言，心中也是着恼，怕其再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沉声打断了其言道。
“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邓牧却是个人来疯，越是有人反驳，他越是来劲，转脸言道，“当今官家重用胥吏、武人，哪里将士人放在眼中，对我江南士子更是大肆打压，使得无数饱学之士壮志难酬，行的乃是亡国之道。如今天下谁不知石堂先生大名，却不能发声于朝堂之上，反要与贱役为伍，又何必为其发声！”
“文行何必动肝火，汝已是方外之人，又何必管那兴亡之事，这边饮上两杯，管他天塌地陷，与吾等何干啊！”这时有一道士装扮的人将邓牧拉开，行礼劝道。赵昺刚刚从旁人口中知此人名叫马臻，于宋亡后遁人道门，隐居西湖之滨，日与遗老接，沉浸于清虚淡泊之中。
“唉，太祖盟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如今却险些亡于外族，吾等岂能无过，理应自省。”这时张炎却在旁叹口气道。
“若非先帝宠信奸佞之徒，隔绝了纳谏之途，又不肯垂衣裳而天下治，否则怎么能有彼时之祸。而当下天子依然紧握权柄，假武人之手打击士族，哪里还有士子的容身之地，与圣王之道愈远矣。”此时一个中年士子言道，看其装束像是个落第的举子。
“不错，人主就应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而当下天子却把持朝政，听不得臣僚忠谏之言，一意孤行，至天下百姓于不顾，不肯与蒙元和议，却鼓吹再起边衅。”又有士子符和道。
“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而当今天子年少，却事事躬亲，夺宰执之权，又不肯纳谏，将天下至于危局之中！”在旁士人也纷纷指责起来。
“汝等……”
“公子，这边太过呱噪，还是到那边歇息片刻！”马端临见小皇帝说话就知道今天要坏事，他却被涌上来的士子们挤出了圈外，而今见小皇帝又摆出了要舌战群儒的架势，急忙让两位随行的侍卫硬挤出一道缝拉住陛下道。
“真是岂有此理……”赵昺还没有说完，就被侍卫夹着冲出了人群，但他依然不忿的嚷嚷道。
“公子，出来之时可是答应吾只听不言的，怎好失言！”马端临见小皇帝还是不依不饶，在其耳边言道。
“唉！”赵昺听了立刻没了脾气，可看到有士子挑衅的目光，还是恨恨地瞪了回去，不过还是叹口气坐了回去。
“公子勿要生气，这些人哪里明白公子之志，皆是信口妄言，不必理会！”马端临连忙给小皇帝换了杯热茶陪着小心道。而心中却是忐忑，有些后悔带陛下前来‘长见识’了。心中却也气那些人不识真神，真惹恼了这位，少不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他们死了也不打紧，还会牵连到整个士林。
“吾倒不是因为他们言语不敬而恼火，气的是这些人经历了亡国之痛，理应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定思痛，以免重蹈覆辙，使得我大宋再度沉沦！”赵昺摇摇头，面色沉痛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