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对于统治者来讲，可以用一句武侠风的话来概括：剑本无所谓正邪，执剑的人才分善恶。清谈的人里面有很多山涛、嵇绍、王导和谢安这样的国之股肱，也有像王衍、殷浩和大量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权贵子弟。但他们偏爱空泛的行政改革，依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而本身多是词垣台谏、翰林之流，长于奏疏，短于治民、治军，缺乏实际的治国才能，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战经验，也无真知灼见。
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于‘清议’多是持反感态度，甚至不惜大开杀戒。仅赵昺知道的就有东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柷在位时，权臣朱温有一次下令大开杀戒，杀了大批当朝的“衣冠清流”名士，将他们的尸首扔进浑浊的黄河；明代甚至动用锦衣卫对付清流们，常常施以廷杖、酷刑；彪悍的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不买传统的账，把清流文人狠狠杀了一批。
但是结果却并却并没有使清议销声匿迹，刀斧酷刑依然无法堵住清流们的嘴。赵昺分析其中的原因其实与统治者有脱不开的干系，帝王们为了控制官僚，言官、御史颇受倚重，于是他们也成了清议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而本朝更甚，因为太祖誓约中有言‘不杀言官’，这使得他们更肆无忌惮，即使说错了也不能惩处，使得清议盛行，动不动就给皇帝提意见。
其次，统治者选择了‘士大夫治国’的国策，同时又以科举制度控制士人，使得教育的目的是传播儒家正统思想，捍卫封建礼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读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改变自身命运。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绝大部分由清流派来掌握。
再者，历史上历朝都存在着‘权力寻租’现象，而用于寻租的权力一般都是政治和文化的权力，目的是获取政治利益。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小农自给经济，商业长期以来得不到充分发展，经济腐败对社会影响不大，对政府官员的冲击也很小。
此外，因为清流派成员大多数都是士大夫阶层，间接掌握着科举考试这个重要的工具，进而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各个朝代除了皇帝的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道统’，而道统就掌握在士大夫阶层中，成为经常和皇帝争执的本钱，导致官员常常不以皇帝的标准看问题，敢于动辄在朝堂与皇帝发生争执而据理力争。
赵昺知道想要压制清流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千百年来儒学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秉承的理念成为每个阶层的共识，从而控制了舆论导向。作为统治者的皇帝，一个普通百姓终生难见龙颜，好与坏同其都十分遥远。而与他们接触最多的则是儒士出身的官员，或是身边能耐人——乡绅。
再加上信息的闭塞，对外界了解不多，这些身边的读书人的话就成百姓们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评判对错、分别善恶的标准，往往他们的一句话就能够挑起官民之间的对立，甚至动乱。如此影响力让皇帝也是十分忌惮的，不得不容忍他们的挑衅。
更为重要的是士人阶层成为帝王依仗的统治工具，双方之间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因而对于清流，皇帝也是又恨又爱，却更像一对相爱相杀的冤家。即便时有打压，却也不敢赶尽杀绝，毕竟还需要士人们维护自己的统治，平衡各个阶层间的利益，消除阶级矛盾。
当然士人之中既有心怀天下，济世救民的忠义之士，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能直面现实反对侵略，表现出爱国热忱，这个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也有只会呱呱奇谈，眼高手低，追逐所谓清名，哗众取宠之辈，一旦朝廷稍有不合自己心意，或仅是不满某位官员的做派，就能惹得他们一顿‘狂喷’，丝毫不顾大局和国家利益。
朱元璋立国初期杀的士人以万计，以致各级政权官员空缺，最终还得借助士人维持统治，而被皇帝处罚的同时，清流却获得了另一种荣誉--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界，都认为大臣是对的，而皇帝错了；满清大肆屠戮清流之后，不仅未能将其清除，反而当满族也出现了士大夫阶层以后，就更加不得了，清议的性质越来越走向了腐朽和反动，维新的失败，革命的艰难，到处可见它的影子，成为历史前进的思想阻力。
赵昺想着自己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在数次弹劾风波中立于不败之地，既有有意的谋划布置，也有无意间的巧合从而得以挫败了数次针对自己的阴谋。当然牢牢的控制了军权是最为主要的，这使得他在争斗中首先立于了不败之地，毕竟有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只靠嘴是说不死人，也不能从宝座上将他掀下去。
其次赵昺任用了一批志同道合，忠于自己的文臣，从而使自己可以掌控朝政，做到政令通达，决策得以实施。其中既有应节严、江璆和邓光荐这几位师傅的鼎力支持，也有像文天祥和陆秀夫、刘黻、陈仲微、陈则翁等这样的心怀天下，誓死捍卫君王的先朝臣僚。还有不忘旧国，心向朝廷的谢枋得、谢翱、刘辰翁、胡三省、邓文原这些在野清流的归附。
与此同时，赵昺也培养了一批班底，将过去出身不高，名不见经传的蔡乔、蔡若水、林之武、庄氏兄弟安置到重要岗位，又通过重用吏员解决了基层问题；再举行科举选拔了一批士子，并进行再教育，使得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理念，成为他的拥趸者。然后逐步替换掉那些与自己貌合心离，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尸位素餐的官员，使官员体系中的反对声音式微。
另外赵昺通过改革进谕司办报纸，与清流们抢占舆论高地，将热点问题拿到明面上进行辩论，使得他们无法通过私下传播影响民间的舆论风向。同时在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打压，使得他们的声音日衰，难以左右国家政策的推行。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赵昺控制了国家财政，现代说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基础，但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其实对士人的影响并不大。可随着他大力发展工商业，许多失地的农民走进工坊，或是从商，使得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重农轻工商的传统冲突不断。而在冲突中，用脚丫子想这些人也会转而支持政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利益，士人们却阻碍了他们发财。
还有基于商业经济的经济权力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则，钱的作用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朝廷依靠传统的田赋已经难以支付财政开支，维持国家的运转，更没有办法通过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来收买人心，这对士人为主体的官僚系统冲击力不小。而有钱的赵昺却能通过赏赐的方式做到，且通过向朝廷借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过这套在琼州行之有效的方法，待赵昺进入中原后却不大灵光了，给了自己一个狠狠的下马威，他们因为对自己‘滥杀’士人深表不满，联络朝中一些权臣发难联名上书质疑自己正统的身份，要将他赶下台去。使得自己不得不暂且退居幕后，由太后监国，很是吃了瘪。
赵昺在退居观中也曾想过为何会出现如此问题，以为琼州毕竟是个弹丸之地，自己可以轻易的了解局势的变化，从而及时处置。且在国难当头之时，仍然能够追随行朝的人多数还是心怀忠义，以忠君为国为己任的。而江南沦陷后，诸多的士人或者当了带路党，或是被征辟仕元，或者退隐乡野，人员构成复杂。
而收复江南后，赵昺下旨镇压了诸多叛国者从而引发恐慌，担心被牵扯其中，又因为没有重新获得启用，有被抛弃之嫌，于是引发了动荡。但是在杨太后的支持及众臣的力保，自己动用军队平息了这场变乱。但也使得赵昺明白江南士人潜在势力的强大，迫使自己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做出妥协，以免引发更大的动荡，以致牺牲了自己的婚姻。
但赵昺明白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同，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源可能不同。尤其是从旧的统一局面的解体到新的统一局面重建这段时间内，社会问题重心的变化也会引发新的矛盾，而他要建立新秩序就必然会使矛盾日益尖锐，引发新的对抗。可如何调整相应的政策，渡过危机，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个课题可以说让他伤透了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