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节严的教训，赵昺虽满口答应，却并不完全赞同，自己做的是以科技改变世界的大事，怎么能是小道，他不否认权谋的作用，但被这么说心中还是不舒服。可他也知道与两位先生争论，恐怕也是自取其辱，因此便跳过这个话题，接着讨论帅府军的整编问题。
对于新附军赵昺的意见是维持现状，够一个指挥编为一个指挥，够一队依然编为一队，即便编入大军也保持原本编制，除非有特殊的技能或是需要。比如疍兵，他们熟悉南海海情，擅于操舟弄潮，只好分配到各船上当舟师或是舵手；罪军和降军是被监管的对象，放在一起容易生事，不得已才将他们打散编入各军。
而邓光荐却认为正好借此机会将全军进行一次大的整编，重新编组列伍，以求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免的有不臣之心者生乱，也可使些将领侍众相胁，以保证全军以殿下为尊，军政指令通达。应节严虽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其言语中也倾向于其所言。
赵昺听了是一阵沉默。他知道邓光荐的观点正是源于自己那位‘老祖宗’以文治武，强干弱枝的治国理论。这也是前世人们对此最为诟病的一项国策，以为正是宋代历朝执政者将此视为圭臬，才导致宋朝国富兵弱，导致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失败，最终亡于外族入侵。他并不否认此项政策对于宋朝的稳定有极大的作用，便是现代社会文官主政也是世界各国的主流，正是战争服从政治的最好诠释。
但赵昺以为这也的分时候，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时如此执行无可厚非，也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可若是战乱时期，依然如此就不止是战败的问题了，弄不好就得灭国亡种。而现在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大敌当前，军队要的是战斗力，若是还讲以文治武、分而治之的那一套只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结果依然是琼州失守，自己接着想办法逃命，一切都是白费。
现代任何一个军事爱好者、哪怕只是关心军事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军队战斗力的培养，是有着各项先决条件的，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兵役制度的健全、后勤补给制度的完善、武器的生产、补充等等。
八百年前的宋朝军队虽然建立了最早的职业兵制度，国民教育也是历代中最为普及的，武器生产形成完善的体系，应该是最为接近现代军队的模式。但是军队的官兵平日忙于领粮、搬物、打柴。甚至走私做生意，每年不赶上校阅难得训练。即便是赵昺组建帅府军后极力强调加强训练，各级军官也遵令的情况下，一营士兵也往往有三成经常在打杂，根本无法进行系统的训练。
可这些缺乏训练的义勇和地方军，在勤王的历次战斗中手持简陋的武器却打的十分出色，虽伤亡惨重却死战不退，有着比之禁军还强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那些先决条件，军官的能力和士气等因素同样很重要。当然也不是由此而否认现代制度的作用，没有这些是无法保证战斗力的长久的，甚至维系一支军队的存在。
现在大宋基本已经走到亡国的边缘，帅府军财政紧张。一直处于勉强吃饱谈不上吃好的程度，且朝廷过去能给予的保障全部灭失，各种法度和政策均无法发挥功能的情况下，能维持到现在不散。还能听从自己的号令，追随他到这人人视为畏途的琼州。赵昺以为能如此除了民族大义，就只有他和官兵情感。关系的作用已经取代了制度。
而赵昺想的是如何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对于亲信也是大力提拔，最早追随他的人基本都身居高位。赵孟锦、蔡完义、刘洙等人自不必说，人家好歹有些本事，而众人眼中傻子一般的倪亮身居侍卫统领，胆小怕死的周翔都成为一局之长，庄世林一介商贾却掌握了府中财政大权。而初创时的基层军官在历次整编中，几乎都是一次升一回官儿，他们大多数人此前只是普通村夫或是军中一文不名的小兵，能够升迁只因为接受了王爷不到两个月的整训。
在这种人情为上的文化氛围下，各******自然希望任用和他自己有关系的人，才好做事；在奖惩时，也自然会偏袒自己人。至于那些没有关系的部属和同僚，则要设法培养情感和信任，有了情感和信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赵昺也努力在团体中营造家庭的气氛，广施恩惠、受过让功，极力拉拢各方首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关系”取代制度。除了要以手令取代制式命令，对于中下级人员的任命，也需经他亲自召见圈定。
如果按照两位师傅的意见进行整编，就将使军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则其部战力将立即受到影响；如果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中心人物发生变动，对于战力的影响将更大。而不顾一切的强行为之，必然会引起各地方军系的抵制，造成严重的动荡不安，甚至帅府军都会随之瓦解。
而赵昺不是意识不到自己种下的‘祸根’会给以后造成麻烦和后患。只那些骤然得到高位的军官，对大军作战的指挥经验、磨练较少，甚至没有，他们必不能于短期内具备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对攻防战之外的作战手段更是没有涉猎。而从士兵中快速升迁的下级军官不仅基层历练不足，加上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纵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
但形势如此，因而赵昺对于军事改革，并非不作，而是无力去作，也暂时不能做。赵昺现在除了以民族大义团结各方外，对各方所表现出来的开诚布公和以身作则，都使大家至少在表面上听命于帅府，维持形式上的团结，能做到一致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