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下午，按照中央安排，刘一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发言。
刘一民发言的题目是“光明在前”，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导师参战一年来工作回顾；第二部分是武汉会战结束后的抗战形势；第三部分是国际形势分析；第四部分是团结起来，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参加会议的都是中央、各部队、各地方党的高级领导，机会很难得，讲得好的话，顶的上一次新思想、新战略的培训了。因此，刘一民很重视，决心把自己关于抗战的思考、关于建立什么样的新中国的思考统统都讲出来，争取让同志们有所启迪、有所思考、有所教益。
他先是向大会报告了教导师参战一年的各项工作。
上午的时候，刘一民让八路军总部的参谋们划出了几次大的战役的示意图，把敌我兵力对比、位置、作战意图标注的清清楚楚。现在，这些地图已经悬挂在墙上。
刘一民重点讲的是军事斗争，他手持一根教鞭，指着地图开讲，把消灭第二十一师团、察哈尔兵团和千里奔袭天津、临清保卫战、冀中收复战、东进山东腹地的津浦路之战以及后来的鲁中战役、牵牛作战、胶济路战役作了详细讲解，重点讲了战前决心、火力配置、诱敌惑敌和如何聚歼，听的干部们目摇神驰，不住声地惊呼：“原来是这样打的”
讲完大的战役后，刘一民又讲了教导师开展的冷枪冷炮运动、特种作战、地方武装的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每一种军事斗争形式都是有理论阐述、有战例分析、有战果评估，讲的深入浅出、栩栩如生。
教导师一年军事斗争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原因，刘一民总结为两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始终建制把军当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支部建到连上，在全军实施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作战行动服从于抗战大局，服从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命令。这里面，刘一民重点讲了自从西延政军以来就坚持的诉苦运动和三查三整活动，讲了特等英雄白大贵的成长经历，目的是要阐述一个道理，那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战斗力。
按照刘一民的说法，诉苦运动就是诉旧社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是我军提高干部战士觉悟水平、形成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不二法门，是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比政委、教导员、指导员讲一千次话效果都好。这个经验原红十八团就已经上报总政治部印发全军参考，红军大学课程里也有讲授，但是各部队落实程度不一，结果出现新吸收战士、特别是新吸收的溃兵，对我军奋斗宗旨不清楚、奋斗目标不明确，作战意志不强，凝聚力不强，甚至出现逃兵。我党组织的有些地方武装，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到家，一遇日寇大规模扫荡，就会溃散、垮掉。反观八路军教导师，历经日军重兵围剿，不仅主力部队没有出现逃兵事件，就是地方武装亦没有发生任何一起投敌、溃散现象，哪怕是陷入日军包围圈中的县大队、区小队，都能做到视死如归、浴血拼杀，直到突围或全队牺牲。其根本经验就在于教导师坚持开展全面诉苦运动教导师任何一支部队，小到区小队一个班，建立之日起的第一课就是诉苦。通过忆苦、引苦、访苦、比苦等方式，加上诉苦典型带动，挖苦根、找苦源，让战士们认识到反动统治和日寇侵略是总苦根，把个人苦归结到阶级苦、民族苦，只有消灭侵略者、推翻反动统治，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再加上三查、三整，就会保持我军的纯洁性、战斗力，把我军建设成团结奋斗、指挥如意的钢铁军队。
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本照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怎么能消灭鬼子、壮大自己就怎么打。教导师实施的是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相结合，以游击战消耗鬼子，以运动战调动鬼子、在运动中消灭鬼子，集中兵力、集中火力，大打歼灭战，消灭鬼子有生力量。总的说就是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一切以消灭鬼子有生力量为目的。
讲完军事斗争的成绩，刘一民又讲了教导师在建立根据地方面的成绩。这里面，刘一民重点讲了政权建设，把村级基层政权建设上升到保证战争持久开展的战略高度，讲了建立村党支部、民兵队、妇救会、儿童团和民主选举抗日村长的重要意义。归结起来，刘一民认为村级政权是政权建设的基础，只要把村级政权建设好，区政府、县政府的选举、建设就好办了，就能形成打不垮、拖不烂、扑不灭、毁不掉的政权体系和抗日堡垒。
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刘一民认为，中国几千年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史。这部战争史的最本质的内涵就是争夺对土地的所有权，谁能解决好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陕西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完全实行土改，根据地就稳固，就能解决根据地人民的吃饭穿衣和发展问题。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把原来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的社会资源进行了再分配，变少数人拥有多数土地和社会资源为土地平均分配，变少数人富裕多数人受穷、受压迫、受剥削为多数人共同富裕，这样的政策可想而知，那是一定能够得到大多人的拥护的。过去我们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个别地方过左，把一些靠自己勤劳致富的小地主推向了对立面。这个问题在陕西土改中间得到了纠正。但是现在是团结抗战时期，我们不可能再在根据地搞土改了，但必须落实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在个别地区还可以采取政府赎买方式，动员开明地主捐出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耕种，也可以利用战乱年代撂荒土地多的优势，组织农民开荒种地。一旦根据地稳定，就要全面推行土改。总而言之，一定要在根据地内解决好农民无地种、地租过高问题。
在经济建设方面，刘一民重点讲了正反两个问题，也就是发展壮大根据地经济和削弱日本鬼子经济能力问题。
刘一民把壮大根据地经济问题，说成能否坚持持续抗战的头等大事，把教导师推广一年两熟耕作法、提高粮食产量的作法作了详细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屯垦、扩大耐旱高产秋粮种植面积，动员群众合理分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往夏季吃粮、秋季花钱上过渡。在保证粮食、穿衣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在所有根据地实行统一税率、统一利率、通存通兑，维护人民币的信誉，扶持发展根据地商业，打破日寇的封锁。
在这个问题上，刘一民提出要扭转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不能把与日战区做生意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视为资敌行为。一方面，开展商业活动，可以从敌占区想法购买我们急需的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物资向敌占区倾销，破坏敌占区经济。刘一民举了个例子，山东有个企业生产马扎，质量很好，在平津地区占有市场，甚至还可以出口日本、欧洲。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允许这个企业继续生产、继续向平津、日本销售呢，还是禁止生产销售呢？刘一民的答案是当然允许生产、销售，而且要鼓励扩大产量和扩大销售量。要用小小的马扎换回粮食、棉花、煤油。当然，粮食、棉花、煤油、汽油、钢铁、药品这些东西，小鬼子是一定会限制流通的，一定不会让我们轻易得到的。但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漏洞，小鬼子封锁再严，商人们总是会有办法的，比如收买伪军、收买汉奸、收买日军军官等，办法多的是，再加上我军配合，就一定能打破小鬼子的封锁。
这就牵涉一个问题，需要划定一个标准，哪些商品禁止向敌占区销售，哪些商品鼓励向敌占区销售。总的说，要用高附加值的消耗品与敌占区做生意，战略物资严禁向敌占区销售。
关于如何削弱日本鬼子经济问题，据刘一民讲，最主要就是打击小鬼子的经济体系。小鬼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战养战，掠夺占领区的资源支撑侵略战争。要想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首先是要积极进攻，不断蚕食压缩鬼子占领区，扩大根据地。其次就是要摧毁小鬼子在沦陷区的经济基础。比如日伪军发行的联合券，我们在禁止流通的前提下，还要想法雕版印刷，大量制造假钞，向太原、石家庄、保定、青岛、徐州、北平、天津等所有日战区大量抛售，用假钞来买我们需要的物资，最后让日伪军的联合券变的一分不值。最好能通过内线，买通伪军的高级军需官，让他们把这些伪钞当军饷往下发，逼哪些伪军、汉奸变成穷光蛋，嗷嗷叫着向鬼子讨债。这个事情要统一部署，前期要高度保密，到后期就不需要保密了，反而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日伪军的钞票都是假钞，彻底毁灭日伪金融体系的信誉。
至于我们缴获的日元，除了购买必需的物资外，可以由中央统一经营，到美国去办公司、买股票，参股美国的电气、电信、交通、汽车、军火等大企业，最好是在美国人不知不觉中间，控股一些美国的骨干企业。也可以把日元兑换成美元、法郎、英镑，到苏联去采购我们必需的物资、军火。也可以到上海、广州、武汉、北平、天津、青岛这些大城市去办公司、做生意，套购根据地需要的战略物资。
刘一民讲的兴起，两眼放光，竟然一手叉腰，一手不停地挥动着，越说声音越大，下面的干部们听的晕晕乎乎的，不停的鼓掌。
讲完第一大部分，刘一民开始讲武汉会战后的抗战形势。
刘一民的观点是一贯的，那就是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毛主席论断的战略相持阶段，日寇由于占领区域扩大，不得不分兵防守，很难再保持战略进攻势头。同时，战略相持阶段不等于鬼子就不发动大的战役，有些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依然是鬼子的攻击目标。象宜昌、长沙、南昌这些地方，小鬼子必然还会调集兵力大举进攻。但是，经过武汉会战的锻炼，国军骨干部队战斗力将有明显提升，小鬼子再想取得大的战果，基本上不可能，相反，还会遭到国军的反击。华北战场上，除了山东方向外，山西战场的中条山方向将成为日军的攻击重点。
刘一民认为，在与国军作战的同时，日军会加大诱降力度，扶持汉奸政府扩大伪军武装，以伪军武装代替日军担任守备任务。特别是武汉丢失后，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抗战失去信心，加上蒋介石一贯奉行排除异己的政策，国民党内部很可能会出现一股投降风，甚至会出现降将如毛、降兵如潮的局面。
对我军来说，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将进入困难时期，原因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日军将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区，以八路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而且会实施一系列封锁政策。第二个是战略相持阶段前期，国军投降部队多，这部分部队有一定战斗力，加入伪军后，很可能不打国军，专打八路军、新四军。第三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攻势趋缓，国军得到喘息之机，如果再打上几次说的过去的战役，蒋介石必然会沾沾自喜，进而将目光转向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上来，甚至会调动部队与我军大打出手。这样一来，我军外有日军主力压迫，内有顽固派掣肘，要同时与日军、伪军、和顽军作战，压力空前大。
;针对这种情况，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应该举起反投降、反妥协、反摩擦的大旗，有理有节地开展斗争，逼蒋坚持团结抗日，尽可能减少摩擦。军事上，一手坚决打击投降的伪军，制止国军内部可能兴起的投降潮，一手集中力量反扫荡，坚决打退日军的进攻。
刘一民提出，现在我军建立了陕西抗日根据地，可以吸引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逃难群众，为壮大力量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加上我军在华北大规模建立根据地，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主力部队提供补充。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部队扩编过快、过大，主力被稀释，战斗力不升反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一是加强政治工作，增强部队凝聚力；二是强化训练，提高战术素质；三是到实战中去锻炼、去提高、去成长，在实战中检验战斗力、提高战斗力。为此，陕西的保安师、警备师和各地的警备团都要开上战场轮战，也可以和山西我军主力部队换防，在战场上锻炼战斗力。
讲的时间有点长，刘一民有点口渴，习惯性伸手朝桌子上摸去，结果摸了个空，这才想到这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会场，不是在他的教导师部，没有唐星樱她们争着抢着给他倒水。
刚想着忍一忍，继续讲吧，就听一声四川口音传来：“刘师长，请喝水”
刘一民一看，129师的邓政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一个搪瓷缸递了过来。
刘一民接过茶缸，咕咕咚咚把一缸子茶水喝完，说了声谢谢，就又开始讲了。
现在他讲的是国际形势。
刘一民说，他空闲的时候爱听收音机，占领天津、青岛、连云港、济南的时候，搜罗了许多报纸，还和天津、青岛的外国使馆人员交谈。从收集到的情况看，目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一方面是德国与意大利、日本秘密勾结，有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另一方面，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滋长德国的侵略扩张野心。
今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9月28日，德军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部署了七个师的兵力，发出了战争威胁，捷克也宣布全国动员，战争一触即发。9月29日，以捷克保护国自居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拉法第不但没有向德国施加压力，以武力制止战争，反而牺牲捷克利益，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强行划给德国。大家想一想，德国人早已经整军备战、磨刀霍霍了，一出手就得到了奥地利、苏台德两块肥肉，他们会就此止步么？我判断，要不了多久，至多到1939年底，德国就会露出凶狠的獠牙，开始他们的征服欧洲之战。到时候，英法想不打都不行，除非他们屈膝投降。
刘一民说的这些都是后世历史轨迹，眼前看也必然会发生。但是对于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来说，那是绝对的前瞻性战略分析，一个个正襟危坐，听的有滋有味。
刘一民接着说道：“从世界力量对比看，但靠英法是不可能制止了德国和意大利的联手侵略的。它必须联合苏联、美国的力量，才能制止世界大战的发生。但是，目前的情况很不妙，美国人还在搞他们的保守主义、中立主意，短期内还没有投入战争的可能。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很可能暂时不会与德国开战。这样一来，德国在欧洲必然会取得很大的战绩。将来，随着德国侵略步伐的加快，美国、苏联也会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这场大战不可避免。”
说到这里，刘一民又联系到了日本，他分析，按照常理，日本人必然会进一步军事冒险，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行动。日本大本营为此形成了两派，既主张北上和主张南下两派。日本关东军之所以一直在东北保持庞大的兵力，不是单纯的为了防御东北，最主要的就是想北上攻击苏联，与德军东西呼应。但是从目前看，日军这样的驮马化部队，不可能是机械化的苏联红军的对手，很可能会被揍得满地找牙。
听刘一民说的形象，会场上马上就响起了一阵笑声。
笑声过后，刘一民继续说道：“日军北上梦想遭到苏联红军打击后必定破灭，但小日本人小鬼大，时时刻刻不忘参与瓜分世界。这样他们就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南下攻击东南亚，那里有橡胶、有石油、有钢铁，日本想要的那里都有。可惜这些东西都被英法美控制着，它想要就得打。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世界上一东一西两大反法西斯战场，中国的抗战也就不再孤立了。到时候，美国人会遭到日军的直接攻击，他们为了拖住日军的攻击步伐，必然会大力援助和支持中国抗战。小日本距离彻底灭亡就不远了，只是时间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刘一民提出，我军的作战方向就是紧盯日军的攻击，只要是在中国大陆上，小鬼子攻到哪里，我们的游击队就要发展到哪里，根据地就要建到哪里。让小鬼子一刻都不能安生。主力作战战略上，要把握时机，一旦小鬼子主力南下攻占香港和东南亚，我军就要集中全力在华北与鬼子决战，控制整个华北，进而与鬼子争夺东北，要用三到五年时间，完成控制华北、东北任务，并以东北、华北为依托，南下经略中原、江淮，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