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944年春天的中国战场，倭国强盗到处都在发动进攻。为了重新获得将从东南亚殖民地掠夺而来的战略资源输送回倭国本土和中国东北的安全通道，这一年的4月，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新的大规模攻势，其目的是要占领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以便经由中国大陆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一带的日军连成一气，同时还要尽可能摧毁中国内地的主要空军基地，防范盟国特别是美国的航空兵力量使用中国内陆的空军基地对倭国本土发动象在欧洲战场上对德国的战略轰炸那样的打击。本身就缺乏资源，工业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比德国都要差得多的倭国显然不可能像德国那样支持那么长时间。
从4月中旬开始，日军出动15万人首先对河南发动了进攻。在日军的攻势面前，国军第一战区的43个师约40万守军一触即溃。仅1个多月，日军便占领了郑州、许昌、洛阳等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南段。5月下旬，日军又从武汉出发向湖南发动进攻，至6月中旬即击败了号称精锐的第九战区部队，占领长沙，并包围了衡阳，当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受到严重威胁。
日军“一号作战”的凶猛攻势和国军部队的全面溃败，使同盟国感到十分震惊，也使得作为主要盟国之一的中国在同盟国阵营里丢尽了颜面，使大多数盟国对中国能否继续坚持抗战的信心发生了动摇。这一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以中国大陆为基地攻击倭国本土的计划将成泡影，而且即使同盟国占领了倭国，中国大陆上的一百余万日军仍将是一支强大的抵抗力量。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单凭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不仅无法击败倭国，甚至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而经过史迪威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却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中显示了重大的作用。两相比较，美国最高统帅部不难对挽救中国战场危机的办法作出新的决断。
此时的中国战场上，太阳旗伴随浓烈的硝烟和侵略者的胜利欢呼在中国的废墟上冉冉升起。强盗们烧杀**，无恶不作。中国国土继续沦丧，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全世界，盟军到处都在反攻。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反差。
这一切也给远征小军的二十余万将士们凭添了一番使命感。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都仰仗于远征军的表现了。
正当二十万穿*鞋的中国士兵陆续渡过怒江并向盘据在山头上的日军阵地进攻时，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大房子里，空气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平时很神气的副官们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连参谋长也远远的躲进参谋部不肯露面；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或者高声喧哗。
因为代司令长官卫俊如上将正在大发雷霆。
作为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依靠曾经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中山先生广州大本营的四个警卫营长之一起家的中央军旁系将领，卫俊如上将同最高统帅及中央军何部长派系，土木系均有较深的矛盾。作为一名旧时代的传统军人，他既不满国民政府，又离不开国民政府。中央军排挤他，他便靠拢GCD，最高统帅感召和起用他，他又卖力为最高统帅打仗。这样，他就注定成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反覆无常和大起大落的悲剧性人物。
在三十年代，他即与GCD有秘密往来，他曾经从延安方面要来一名机要秘书留在身边，并提出过入党要求。一九三七年，他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的山西忻口战役是他同GCD人第一次合作，第十八集团军的朱总司令称他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最高统帅得知后非常生气，后来借故让他在家里坐了两年冷板凳。这次起用他担任远征军代总司令，除了战时人才难得之外，也是意在以观后效。卫俊如上将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附近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五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堂镇。他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依法效仿，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
五月初，各部队依照命令隐蔽到达指定位置，进入攻击状态。美军方面亦于四月二十九日成立Ｙ军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行动。至怒江战役打响之前，美军直接投入参战人员已达三千余人（不含空军），其中包括野战医院，流动外科、工兵营、炮兵团、喷火培训队等。
为了保证战役取得胜利，美军还为各集团军配备了大口径榴弹炮、山炮、机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澜沧江和大理洱海对中国工兵部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模拟渡江作业训练。这样，虽然战争上马相当仓促，但是中国人占有火力装备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倭国人的防线就没有理由不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崩溃瓦解。
然而战争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数，你明明以为答案应当是这样，它却偏偏变成了那样。
五月二十日上午，美军G2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作战部情报处林处长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远征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侧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增援。日军似乎早已洞悉远征军部署，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远征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
深感事态严重的林处长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自从出任远征军代司令长官以来，卫长官还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堵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将临，一旦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势必自行瓦解。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怒江战场。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倭国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坍。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倭国人那里去的，当时的远征军上下，谁都不知道。卫长官认定是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事实上，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里不少的高级官员，都或多或少的和南京的伪政府以及倭国的中国派遣军有联系渠道。
卫立煌毕竟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部长、陈辞修之类政治化的军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害得失。他连夜招集树下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
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取得宋，霍两位集团军司令官的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著新起*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面见最高统帅。新方案拟利用倭国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所部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野战司令部赞同。多恩准将表示，将出动更多作战飞机予以支援。
五月二十五日，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几乎瞒过了倭国人的耳目。后来当“芒市一号”的侦听电台发现松山对岸老六田一带的通讯信号突然增高时才引起警觉，但是毕竟迟了一步。
六月一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松山阵地面前。紧接著，潮水般的中国大军继续向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和滇缅公路沿线涌来。
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两千六百九十公尺，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
自从一九四二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怒江西岸之后，松山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而且掌握著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登上主峰子高地，勿须借助望远镜便能将东岸婆海山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平时云开雾散，每个标准视力的人都能清楚地望见峡谷里那架折断的怒江大桥（惠通桥），还能看见滇缅公路保（山）龙（陵）段八十八公里长的灰色公路好像带子一样在两岸山间绕来绕去。根据美军飞机获得的航测资料表明，日军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炮群至少可以将两岸一百公里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因此松山又被当时的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
松山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敌我双方都高度重视。远征军最初将腾冲选作主攻方向，其中就有考虑松山易守难攻的因素。
驻守松山之敌为日军第五十二师团下属腊孟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该守备队配备强大火力，计有一一五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名。
腊孟是松山大垭口下面的一座村寨，“孟”在傣G中是平坝的意思。环山而上的滇缅公路即穿寨而过通往龙陵。金光少佐的司令部就设在腊孟街上。
早在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已被倭国战略专家深谋远虑地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民工（为保密不用中国人）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年余始得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为复杂坚固，甚至连坦克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倭国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十五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都曾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五百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总司令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伯爵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八个月以上。”
值得一提的还有倭国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姓方的国军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出版，受到许多国军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先生列举二十三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二十一条优于中国军队。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十三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中国远征军左翼战线的攻势是在三十架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对松山的狂轰滥炸中拉开序幕的。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凌晨，第十一集团军一个加强师强渡怒江，随即开始仰攻松山。据侦查报告，松山守敌约有三、四百人，火炮五门，机枪十余挺，以腊孟寨、大垭口、阴登山、*龙坡和松山主峰子高地等处为主要阵地。考虑松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希濂命令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主攻松山，以该军另外两师绕过松山进攻龙陵，切断龙陵之敌对松山的增援。
若以兵力论，中国军约为日军三十倍，另有两个整编军随时准备增援，取胜当万无一失。
因此第七十一军中将钟军长亲随第二十八师渡江督战。
战斗一开始，仗著炮火和空中优势的中国军便气势汹汹地扑向腊孟寨外围山头。钟军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楚，他的穿土布军装的士兵猫著腰，好像灰色的蚁群顺著山谷和山坡的缝隙慢慢蠕动，渐渐接近敌人阵地。山大，坡陡，飞机和大炮早把腊孟寨犁成一片焦土。士兵们端著枪警觉地前进，或匍匐，或跳跃，或不断鸣枪壮胆。
他们等待敌人出现。
五百公尺，敌人沉默著；两百公尺，敌人仍然沉默著。越接进山头，这种沉默越发显得阴险和不祥。
莫非敌人在耍什么花招？钟军长头脑中刚刚闪过一丝疑惑，立即被自己否定。无论如何，敌人只有一支小小的守备队，难道三、四百人能够打败一个师加上飞机大炮的进攻么？
钟军长身经百战，对自己的战争常识深信不疑。
敌人的出现不幸打破了中国将军的乐观信念。
地雷爆炸。手榴弹爆炸。阵地上腾起的黑烟吞没了士兵灰色的身影，无数烟柱此起彼落，死亡的阴影渐渐遮没了天空。
机枪响了。不是十挺，而是五十挺，一百挺。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吐火舌，交叉射击，强大的火网笼罩著灰色的人群，将他们纷纷抛入血泊和死亡中。
仅仅一刻钟，第一轮进攻即告失败。主攻团一营只退下来一排人。正副营长均陈尸山头。
若非亲眼所见，钟军长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即倭国人眨眼工夫就把他的部队赶下了山。于是第二轮炮轰之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
然而进攻依然失败。
钟军长被激怒了。不仅激怒，他更因失败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在军长背后还有一双双更加严厉更加冷酷的眼睛：集团军司令官，远征军总司令，直至最高统帅都在注视著松山，注视著强大的第七十一军在敌人区区一支守备队面前一败涂地，溃不成军。钟军长并非不能容忍自己部下打败仗，他不能容忍失败带来的后果。如果那样的话，不仅他可能会被极度愤怒的最高统帅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审判之后就被处决，第七十一军也很有可能难逃番号被撤销的命运。
松山，难道你注定要给第七十一军，给钟军长带来灭顶之灾？！
疯狂的冲锋又开始了。第二十八师在军长亲自督战下，各团各营轮番投入进攻。各级长官层层靠前督战，士兵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迫著，好像一群群面如死灰的囚犯，硬著头皮冲向倭国人的火网。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倭国人夺回去，漫山遍野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
失去理智的冲锋使士兵感到无比恐惧和绝望。与其曝尸荒野不如自己捡条活命，于是成班成排的逃兵出现了。他们或遁迹山林，或乘夜间泅水逃回内地。初战半月，第二十八师伤亡达三千人，逃亡近一半，剩余部队军心涣散，攻势日衰。
司令部闻讯，急调第六军新编三十九师增援，亦遭伤亡。月底，两师人勉强攻占腊孟寨，日军遗尸百余具。
至此，钟军长才确实获悉：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一千二百余人，附火炮数十门，机枪百余挺，另有坦克若干。
大吃一惊的钟军长一面将情报火速上报，一面命令按兵不动。于是松山前线阵地就出现短暂的平静和对峙局面。
右翼战线，第五十六师团师团张松山佑三中将发现中国军已经转移兵力，突然对松山、龙陵大举进攻。经过短暂踌躇，终于决定留下一个联队固守腾冲，自己匆匆率领师团主力驰援左翼。同时，驻守芒市、遮放、畹町和腊戍沿线的日军第二、第三十三师团也接到河边张三总司令的命令，沿滇缅公路向龙陵进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一举夹击并消灭龙陵城外的两个中国师，然后在松山将中国远征军左翼击破，最后在腾冲围歼中国军右翼，实现怒江大捷的战略抱负。
正在龙陵围城的第七十一军两个师本已攻入城中，眼看再有一两日便可大功告成。然而天有不测3云，敌人援军突至，只好慌忙退出城外，像刺胃一样缩起身体，在公路沿线山头掘壕固守。卫俊如司令长官意识到形势严重，给两名师长下了死命令：战至一兵一卒，不许后退半步。
由于松山据点始终像根鱼刺那样牢牢卡住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中国军队急需的粮食弹药后勤物资均要依靠人力骡马经由山间小道运抵松山和龙陵前线，因此前线供应时时发生危机。六月中旬，滇西雨季来临了。昼夜之间，到处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民夫骡马均不能行，美军飞机亦无法起飞。前线作战的军队失去后勤保障，好比飞机舰船没有了动力，一时军心动摇，功势颓缓。士兵们蹲在光秃秃的战壕里，怀抱步枪，日夜听凭大雨浇泼，苦不堪言。有时实在耐不住饥饿，就满山遍野去寻觅充饥之物。伤员运不下来，只好听其自然死亡，痛号呻吟之声到处可闻，其状甚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对此忧心如焚。他们明白，如果暴雨再持续十天半月，中国军队的攻势将自行瓦解，全线崩溃将不可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司令官担心的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头场暴雨只下了一周便有了二三日好天气。怒江上空雨驻云薄，时隐时现的阳光将深山大谷照耀的满目青翠。大雨暂时洗刷了战场上的硝烟气息，使人感到一派清新气象。数千民夫和骡马队抓紧起程，大批美军机群迅速飞临前线阵地进行空投。这样才暂时缓解了前线四个师濒临崩溃的危险局面。在空投过程中，一架美军飞机由于飞得过低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机上六名人员全部遇难。
长官部的人们虽然喘出一口大气，但是威胁依然存在，日军随时都有可能吃掉龙陵两个师然后会师松山。于是，卫立煌急令后备队第二军、新二十军、第八军渡江增援。第八军和新20军接替轮番攻打松山，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军各一师偕第二军经小路绕道增援龙陵。至此，中国二十余万大军全部投入战场，方圆百里的怒江前线呈现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战争场面：左翼龙陵松山，中国四个半军与倭国三个师团紧紧咬在一起，枪炮昼夜不息，大地硝烟弥漫，阵地犬牙交错，攻防互有胜负。右翼腾冲，中国第二十集团军六个师围攻日军一四八联队，日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
对处于劣势的倭国人来说，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松山。松山是内线，是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松山不守，腾冲龙陵则无依托，怒江防御体系的三角支点就将瓦解，把敌人各个击破的战略设想也将化为泡影。
对人数占优势的中国军队来说，他们在天时地利上明显处于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松山据点正好是插在心窝上的一把匕首，它的战略作用是把中国大军分割成彼此孤立的三块，至使龙陵方向的中国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和岌岌可危的境地。
如果倭国人守住松山，雨季里实际上被分割成三大块的中国军队，将因为这个“毒瘤”阻碍着后勤保障，因而始终存在被各个击破而导致全线崩溃的危险；
若中国军队攻下松山，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大动脉畅通无阻——滇缅公路将源源不断地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后续部队与物资，倭国缅甸方面军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败结局！
这样，松山就必然成为战争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和取胜关键。
第八军军长现在已经是那位有着侄帅之称的何中将了。何中将和他的叔叔，同时也是他的养父何部长一样，实际并不特别擅长打仗，又尤其不擅长与倭国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文卿，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坐山观虎斗。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怒江大桥修复通车，第七十一军转攻龙陵，由第八军和新二十军接替进攻松山。五日，远征军直属炮团及军、师炮群百余门大炮一齐轰击，掩护首先进攻的第八军三个步兵师从四个方向向松山阵地轮番进攻。
腊孟以上，即大垭口、阴登山、*龙坡、子高地等处，山势更陡，敌人工事更加坚固隐蔽。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冒著大雨和敌人枪炮，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在山谷里攀登。泥泞的山坡好像泼了油，士兵们既要留神脚下摔交，又要提防头顶上长了眼睛的机枪子弹，真是两面受敌，艰苦异常。
日军利用恶劣天气频频发起反击。他们完全不惧怕数十倍的优势敌人，心理上没有负担。他们或以逸待劳，准确射杀暴露于开阔地的中国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者派出小部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和迫击炮，隐蔽出击，一顿猛轰将敌人赶下山去。
接连几日，第八军进攻受阻，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各师奉命待命一日，在山下修筑工事。
次日夜，荣1师3团约两个连的精锐乘夜悄悄摸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试图来个斩首行动，捣毁日军的指挥部，，打乱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即陷入日军的火力埋伏圈，这时才知道上当。这一夜，山上枪炮声喊杀声终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伤兵爬下山来，据伤兵称，主峰子高地中央有一个大地堡，而周围有许多卫星状的小地堡，火力网四面交叉，密不透3，堡与堡之间且有掩蔽沟壕相通，可以相互支援，一些中国士兵身上捆满手榴弹，匍匐前进刚接近甲地堡，还没来得及投弹，乙地堡机枪响了。你攻击乙地堡，丙地堡丁地堡的机枪又地把你打得满身弹孔，就这样，各个地堡前都倒卧着饮恨而亡的荣1师的勇士。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听到地堡里有倭国女人唱歌。第2天召来了美国飞机，调来了百余门大炮，整整轰炸了1天，松山的大小山头被反复犁耕，整个山头都是焦土。有的地方达几米深。炮火不可谓不足。
轰炸再进攻，进攻再轰炸，但是，松山日军的阵地依然坚如磐石。真是邪了门。
仗打到这个份上，第8军官兵的伤亡已超过数千人。加上先前71军士兵的损失，放眼望去，从松山的山顶至山腰，铺满了中国士兵土黄色的尸体。由于倭国士兵的枪法很准，用战场士兵的话来说——就像长了眼睛，因此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搬运尸体。每当炮火激烈或飞机轰炸的时候，不少尸体的胳膊大腿飞上了天。怒江的天气也极其无常，日夜温差很大，晚上下雨冷得发抖，但白天太阳一出来，烤得人流油，阵亡的士兵往往两三天后就开始发臭腐烂，随后生出白蛆，爬得到处都是，由于美国军医晚上在阵地上到处打针，给士兵服药片，战场上才没有发生瘟疫。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残酷，士兵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那种日子，别提有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洗不干净……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至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广州沦陷区。部队一律不带家属。”
“打倭国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管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倭国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对中国作出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军部设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干训班，由美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干部和特种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按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进行短期的精神训化，启发士兵的爱国觉悟。团部设政训处，有政训主任，连部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倭国人不仅工事坚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部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椿后面观察，大约被倭国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椿，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倭国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倭国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革命军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副军长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一名当时在松山前线作战的国军军官在战役过后四十余年这样回忆道。
“俄（我）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家门口被抓丁的。那天俄还记著，俄背了一篓早稻去赶墟，刚出门就碰上抓丁。都怪个人命不好。”
“那些兵蛮凶，动不动就打人。壮丁都拿麻绳捆了，几百人一串，有认得的，也有认不得的，枪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圈成一圈困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活活打死。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云南的马关，就是现在打仗的老山前线。”
“你问路上乞（吃）甚么？那才惨哩，告诉你，乞稀吃！天天两餐，一人分一碗，清的跟米汤一样。才到安顺就饿死人。记得俄有个老乡叫陈世行，读过初中，不知怎么也抓了丁。当分饭组长，大公无私，结果自己才走到云南的富源就饿死了。路上至少饿死了一半人。”
“壮丁先关在军营里受训，立正，敬礼，下操，然后才分到部队。俄分在第八军一○三师三○八团当步兵。俄们团先是驻在马关，天天下操，还要挖工事。当兵的伙食比壮丁好多了，顿顿不挨饿，能吃饱，有时候一月能乞几回肉哩。也不挨打，当官的害怕上战场挨黑枪，所以一般对当兵的还很照顾。虽然这样，俄还是不想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俄家里有田有地，虽然不富裕，也饿不死，为啥子偏要当兵呢？所以第二年部队换防到文山，俄开了三次小差，都没有跑脱，要枪毙。幸好排长是俄们遵义老乡，说了情。你不晓得，当兵的老乡能顶亲兄弟，俄现在就还记老乡的大恩。”
“第二年五月，俄们部队接到命令，开到保山增援第七十一军。听说那边的倭国人凶的很，七十一军快打光了。过江前，俄们何军长，李副军长李都讲了话。俄记得他们的意思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死，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乞肉，喝壮行酒。排里分了一坛烧酒，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宰了，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俄喝著喝著就哭了。俄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面，俄倒不是怕死，是因为再也回不到家乡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不像战场，像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俄们才看清那座松山。俄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七十一军吃了大亏。”
“不打仗不晓得枪炮厉害，打起仗来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硬碰硬之意）。炮弹一炸，连石头都在抖，枪炮声密得跟大年三十放鞭炮一样。鬼子的机枪厉害极了，子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往人身上钻，打得人抬不起头。连长命令冲锋。排长说敌人机枪这么猛怎么冲？连长说是团部的命令。大家只好爬起来慢腾腾地前进，结果只冲了几十米又退回来，白白丢下十几个弟兄。”
“硬冲不行，就边打边修工事，打了半个多月，俄们团的工事修到了大垭口下面。大垭口有倭国人的指挥部，有发电厂，听说还有妓院。反正暗堡到处都是，火力猛得很。有次三连刚刚冲上去，军部的榴弹炮就打过来，结果只有十几个弟兄逃回来。李副军长气得当场就把那个炮兵团长给毙了。”
“倭国人的工事修得有水平，不光牢固，轰不垮，而且很隐蔽，不容易发现。你冲锋他不打枪，等你冲到跟前机枪就响了，所以每次进攻都有伤亡。开头对付暗堡没有经验，连长命令班长带几个人上去干掉它，班长就骂骂咧咧地点起几个弟兄，身上捆了许多手榴弹，匍匐前进，跟电影里演的那些事差不多。但是倭国鬼子精的很，他们的暗堡往往都是三五成群，互相用交叉火力掩护。你想摸近这个，那边枪响了，所以你很难接近它们。就是接近了，也未必能搞掉它。俄们班有个叫二牛的四川兵，不知怎么七摸八摸到底摸到敌人暗堡跟前。不料摸到跟前也没法下手，地堡没有门，只有几个枪眼，鬼子机枪打得又凶，心一慌，掏出手榴弹就扔。结果手榴弹被岩石挡回来，反而把自己腿炸断了。你看冤不冤？”
“进攻松山那阵，几乎天天下雨，身上没一处干的，加上山大坡陡，地形不利，敌人在上面，俄们在下面，所以吃了不少亏。山上死人很多，阵地前面到处都是尸体。白天伤员没法拖，只好眼睁睁看他断气。到了晚上，敌人经常派敢死队来夜袭，搞得人人都很紧张，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者拖那些尸体。这样，只要有飞机轰炸，或者大炮开火，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胳膊大腿炸上了天。怒江那地方，天气怪得很，早上下雨冷得发抖，太阳一出来，嘿，烤得跟伏天一样。死人不出一两天，尸体就开始腐烂发臭，生出白花花的大蛆，爬得阵地掩体到处都是。幸好美国军医连夜到阵地上到处打预防针，服药片，才没有染上瘟病。”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么残酷。弟兄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那种日子，别提有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洗不干净。”
“听说后来用了美国造的喷火枪才解决了问题。狗日的！俄没有赶上用那玩意儿，不过心里挺解恨。想想烧死那些狗杂种的倭国鬼子，烧得哇哇叫，心里觉得痛快。俄是在攻打发电厂的时候受伤的。排长命令炸掉敌人火力点，还没有靠近就挨了子弹，在大腿上，幸好没有伤著骨头。但是俄不愿意送命，就趴下装死，夜里自己慢慢爬回山下，后来被转送到后方医院。”
“在山脚公路上，从腊孟开始，等著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有重伤号，没等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俄这样的轻伤号。俄们都是当地老百姓组织的民夫队抬过江去的。”
“听说俄们那个师（一○三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一名当时参战的四川籍士兵回忆道。
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文卿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及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
他认为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先前第71军和第8军采用了长期沿袭下来的旧式战术，正好是中了倭国人的下怀。倭国人的算盘就是利用每一处工事争取最大限度的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为后续的三个师团部队争取时间。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
7月12日，松山前沿的前线指挥所。第八军李文卿副军长，新二十军刘建业军长和美国军事顾问正在召开紧急的碰头会，寻找尽快打开战局的办法。
“根据我们的航空侦察资料，日军在这里利用一年多的时间修筑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从而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这支精锐的日军是56师团下属的拉孟（松山）守备队，是一支步炮混成部队。指挥官为炮兵出身的金光惠次朗少佐。兵员共计1400名，配备有100毫米重炮群、山炮、战车、高射机枪等强大的组合火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守备队是日军中的尖子，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项目比赛中，他们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负重攀登的三项第一；尤其是敌酋金光少佐，以冷静顽强闻名军中，他曾在此前的战事中，亲自指挥一门野炮抵近射击，只是我军的一名中将军长阵亡殉国。这支日军守卫在松山，倭国人称为拉孟要塞，各个高地——腊孟寨、大垭口、阴登山、*龙坡以及主峰子高地——大小不一的地堡群里，这些地堡修得诡诈坚固，堡与堡之间通道相连，战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此外地堡里还有庞大的军火仓库，其坚固程度不可思议。”李文卿副军长向刘建业介绍情况。
刘建业坐在座位上，腰杆挺得笔直，眼睛却闭着，只是静静地听着李文卿副军长的介绍。其实，李文卿副军长介绍的这些情况，作为后世的一名军事发烧友，早已熟知。
“到目前为止，我们各种方法几乎都已经使用过了，炮兵集团轰击，飞机重磅炸弹轰炸，地面部队梯次进攻，这些办法我们几乎都使用过了，就连在昆仑关用过的爆破战术我们也用过了。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收效甚微。这个仗真得不好打。”李文卿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
这一段时间的进攻，已经让李文卿的脸上爬上了许多的微小皱纹，头发也白了不少。显然，战事进展不力，已经让他憔悴了不少，只是依靠着一种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一直支撑到了现在。
“也许我们应该向德国人学习了。他们在攻打俄国人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时候，就使用过多拉列车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惜我们没有这种炮，即使有，我们也没有办法运到这里来用。”美军顾问雷蒙德少校说道。
1928年，饱尝德国侵略之苦的法国为了抵御德国的再次人侵，沿法德边界构筑了举世闻名的马奇诺防线。该防线全长351千米，约由5600座永备工事组成。工事坚固，其掩蔽部顶盖与墙壁厚达3.5米。即使有像大贝尔塔炮那样420毫米口径火炮的炮弹直接命中，也难以造**员的伤亡与装备的损坏。法国人天真地认为，有了坚不可摧的防线就可高枕无忧了，而忽视了由于军事科技的发展而导致的作战方式的变革。希特勒上台后，马奇诺防线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能摧毁这难以逾越的障碍，1935年，希特勒命令军方研制口径在700～1000毫米的超级巨炮。德国陆军兵工局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曾设计制造过“大贝尔塔”和“巴黎大炮”的克虏伯兵工厂。双方签订合同，于1940年交货。克虏伯兵工厂虽然有研制巨型大炮的经验，但对于研制口径如此之大的巨型大炮，也感到是个难啃的“硬骨头”。该工厂的设计师穆拉和保兹尤主持了火炮的设计工作。他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巨炮的研制、试验和改进当中，长年累月地忘我工作着。当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超级巨炮尚未设计完毕。1940年5月，德军攻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之后，主力从比利时、卢森堡南部越过阿登山脉，从北面绕过法国重兵把守的马奇诺防线。6月14日，德军在洛林和阿尔萨斯的接合部两面夹击，一举突破了马奇诺防线。此时超级巨炮尚在制造之中，1941年克虏伯工厂才完成炮身的发射试验。
到1942年春，克虏伯兵工厂终于造出了800毫米口径的超级巨炮。巨炮的口径大得出奇，炮膛内可蹲下一名大个子士兵。为纪念该厂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克虏伯，希特勒叫它“重型古斯塔夫”。设计师穆拉为纪念他的妻子，将巨炮命名为“多拉”（穆拉妻子的名字），德国炮兵则更喜欢叫它“大多拉”。
同年3月19日，“大多拉”火炮进行实弹射击试验。希特勒在陆军元帅凯德尔、装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军工部长施佩尔的陪同下，亲自来到戒备森严的鲁根沃尔靶场，观看并鉴定射击效果。中午12时20分，“大多拉”火炮发射了一发混凝土破坏弹，弹丸实测重量为7.086吨，火炮射角65度，射程达26.09千米。40分钟后，火炮又以射角45度发射了一发重4.759吨的榴弹，射程达47．22千米。对火炮颇为熟悉的希特勒对“大多拉”火炮的性能非常满意。
“大多拉”除了身管长度（32.48米）和射程（40多千米）不如“巴黎大炮”之外，在许多方面都堪称世界之最：全炮约长43米、宽7米、高11.6米，有4层楼那么高，重1350吨，几乎是“巴黎大炮”的两倍，它的块头之大，宛如一艘军舰；炮弹也大得惊人，有7.8米长，竖起来比两层楼还高，其中榴弹丸重4.1吨。内装大量炸药，破坏力巨大，射程可达47千米；另一种用于破坏混凝土掩蔽部的弹丸则重达7吨，内装200公斤炸药。据说它的威力足以击穿3.4千米处厚度为0.85米的混凝土墙。
“块头大”既是“大多拉”的优势，也是它的缺陷。与“巴黎大炮”一样，由于块头太大，运输、操作、保障都极为不便。就运输而言，首先要把下炮架、身管、炮闩等部件卸下来，再分别装车。为了装运这门炮，德国又同时研制了大功率军用火车。1941年10月，克虏伯兵工厂制成了两台功率为1050马力、时速达60千米的D311型机车。运炮车与两层楼的楼房相当。整座大炮及所需的弹药需动用60节列车。由于炮宽7米，标准宽度的铁路无法运输，需采用特设的专用轨道。到达发射阵地后，还需借助巨大的吊车将各部件安装在炮架上。仅安装好这座巨炮就需1500人至少整整忙上3个星期。显然，这种巨炮对于后勤人员来说绝对是一种恶梦。
“大多拉”作为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王牌，由一名陆军少将担任总指挥。射击时则由一名上校具体指挥。直接操作大炮的士兵多达1400多名，加上两个担任防空任务的高炮团、警卫人员、维修保养人员，共需4000多人。动用这座大炮需经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上将批准。
1942年4月，德军第11集团军司令曼斯坦因上将前往希特勒的总部，汇报了进攻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方案。这个要塞不仅十分坚固，而且地形险恶，德军曾于1941年12月17日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战至12月30日，德军的攻势已成为强驽之末，除了损兵折将外，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为了减少伤亡，增加胜算的把握，曼斯坦请求总部提供重炮支援。结果曼斯坦因不仅得到了420毫米固定式臼炮“刚玛设备”、610毫米自行臼炮“卡尔设备”，还有举世无双的800毫米列车加农炮“古斯塔夫设备”，也就是“大多拉”。
从6月7日起，德军在空军和炮兵火力的有力支援下，再次发起进攻，但进展非常缓慢，双方都坚持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和每一条堑壕，都要经过浴血苦战，苏军克里米亚方面军部队一再发动反击，以求夺回所丧失的阵地。无论是大型的据点也好，小型的碉堡也好，他们都常常会打到最后一人一弹为止。“拉锯战”成了此役独特的3景。尽管德军最后取得了此役的胜利，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些团只剩下了几百人，还有一个连在撤离前线时只剩下了1名军官和8名士兵。希特勒深知此役之胜利来之不易，特命令曼斯坦因由陆军上将晋升为陆军元帅，并对所有参加克里米亚战役的人员颁发一种纪念臂章，以资鼓励和表彰。在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战斗中，火炮特别是“大多拉”炮立下了汗马功劳。“大多拉”火炮离塞瓦斯托波尔25公里的地方炮轰了13天，向该要塞的7个主要目标共发射了48发巨型炮弹。剧烈的爆炸声似电闪雷鸣，惊天动地，一股股浓烟从要塞升起。炮弹降落之处，立即化为废墟，尤其是其中有一发重达7100公斤的穿甲弹直接穿透8000毫米的防护层命中并击毁了在塞维纳亚湾南岸地下深达30米，存放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基本弹药的“库拉贝”主弹药库，令德军和苏军都为之震惊。随着一个一个的堡垒被“古斯塔夫巨炮”击得粉碎，塞瓦斯托波尔也被德军占领。尽管人们认为“大多拉”的真正效力与制造它的成本不成比例，即效费比很低，但是“大多拉”在克里米亚的出色表现令参战的将士终身难忘。
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使用“大多拉”，那固然好，即使没有“大多拉”，能够使用“刚玛设备”或者“卡尔设备”，再配用装有延迟爆破引信的爆破弹，那么日军的松山要塞肯定是会被轻松解决的。日军在修筑要塞防御工事上虽然不遗余力，但是比起俄国人来说，功力显然还要差的不少。可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军队或者他的盟友英美军队都没有这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使用，而且，这种装备即使有也无法运送到山高林密的滇西地区。
“你说得不错，我们是没有多拉列车炮。可是，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刘建业突然张开了眼睛说道。这时的刘建业，双眼流露着强烈的欲望，似乎他早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