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法庭所出具的各种人证物证，松井石根不得不供认道：
“余于1937年11月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攻击南京时不意若干青年军人竟于占领南京时有残暴行为，实属遗憾。”但他并不服罪。他想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于是他使出第三招。
松井石根大言不惭：“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亚洲大家庭中兄弟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以拯救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保护我们的权益，这同哥哥经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什么两样，目的仅仅是促使中国回心转意。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并非仇恨而是爱怜。”
他说：“由于我多年宿愿乃是使日中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采取种种预防措施，以避免这一战争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苦难。”
松井石根的辩护人、曾驻南京的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在宣誓证词中说：“松井大将常常训示部属要严守军纪3纪，宣抚爱护居民。”
难以置信的是，松井石根怎么竟能承受住事实与谎言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向力量。在暴行达到顶峰时，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竭力对兽军进行劝阻，同他们讨价还价地谈条件，通过新闻记者向世界舆论揭露兽军的暴行，同时将暴行整理成备忘录，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兽军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检察官季南并没有受到干扰，他讯问道：“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备忘录，你看到过吗?”
松井石根回答：“见到过。”
“那么你采取的究竟是些什么措施呢?”
“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的门口。”
“你以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万的男女被屠杀和**，你的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G塞。他想了想，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多少宪兵?”
“记不清了，大约有几十名。”
“你以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地杀人、放火、**、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到制止的作用吗?”
松井又想了想，说：“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17名宪兵，这些宪兵本身也参加了暴行时，松井烟鬼般的脸上又重重地刷上了一层死灰色。
松井企图逃脱罪责的努力落空了。
早于开庭审判前的调查讯问期间，松井就力图推卸自己的责任。面对莫罗检察官的讯问，他说要把日军在战场上的行为同作战外的不法行为区分开来，犯罪分子当时已被处置。他强调说，他并非是要谴责朝香宫，但南京暴行确实是朝香宫任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部队干的。为了表明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具有积德行善的情怀，他告诉莫罗，他从南京回国后，即在热海市附近的伊豆山上修建了一座神殿，塑了一尊观音菩萨的全身像，并将从长江盆地运来的染血的泥土撒在基座上。他曾昼夜不息地在这神像前为两国军人的亡灵得以安息，为世界和平得以实现而祈祷。
这在无意当中透露出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迫于世界各国舆论的压力，松井石根及其部下80名将校被召回国内，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松井回国后被任命为内阁参议。由于在战争中的“功劳”，日本天皇还于1942年给他授勋。他对人说，他回国不是因为他的军队在南京犯了暴行，而是他的任务到了南京业已终结。
夫人矶部文子陪着他到伊豆的山淙淙园静养。陶瓷观音像落成后，他写了一篇《兴亚观音缘起》的文章刻在它的基石上。文章写道：
“中国事变，友邻相争，扫灭众多生命，实乃千古之惨事也。余拜大命．转战江南之野，所亡生灵无数，诚不堪痛惜之至。兹为吊慰此等亡灵，特采江南各地战场染彼鲜血之土，建此‘施无畏者慈眼视众生观音菩萨’像，以此功德，普渡人生……”
抑或松井石根真的要立地成佛了?臂带“MP”标志的国际宪兵在巢鸭监狱宽大的走廊里来回走动，粗重的皮靴踏下去，传出响亮的震感。松井感到不安了?感到恐惧了?而生反悔之心了?他用血腥气犹烈的手，在牢房的墙上挂了一幅观音画像，每天早晚在像前合十礼拜，诵读《般若心经》和《观音经》。他在等待着最后的命运。
因南京大屠杀而作为甲级战犯同时受审的，还有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
武藤章协助松井指挥日军攻陷南京后，奉命安排日军宿地。他借口“城外的宿地不足”，“由于缺水而不敷使用”，命令城外的日军可随意在南京城内选择宿营地。堤坝开了，亢奋的洪水撞击着，嘶喊着，带着巨大的破坏力昼夜不停地在大街小巷奔流，给市民带来了灭顶之灾。12月17日，日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他陪同松井石根穿过中山门，进入血雨腥3的南京城，分享着兽兵们对统帅的欢呼。第二天，他又陪同松井参加了“慰灵祭”。对于发生在他身边的烧、杀、奸、掠，他只是狞笑，狞笑。他给了狂兽们更大的勇气和更野蛮的欲望。
残暴是他的性格。1945年初，武藤章任驻菲律宾的日本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指挥日军同美军作战。美军到达之前，他的部下在马尼拉市抢劫、**、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尼拉惨案”。
在“马尼拉惨案”中，最为残忍的是日军在圣保罗大学一次杀害800多菲律宾儿童。兽兵们在大学餐厅里摆放了一些点心，把800名孩子哄骗进来。正当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一个兽兵拉动了藏在灯架内的集束手榴弹，悬挂在儿童头顶的五盏枝型吊灯轰然一声巨响，屋顶掀开了，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在奔跑中倒在了机枪的火舌下。多么残酷的游戏，只有灭绝人性的疯兽才能干出这样的勾当。还有，日军士兵强迫一名美国俘虏把自己手背上的皮剥下来吃掉。一批平民像圈羊般被赶到一起，四周堆满浇上汽油的木器，一把大火点燃，烧干了人血。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恣意**年轻姑娘。反抗被斩首，颅腔里往外喷着热血的尸体也遭到**。可怜的姑娘，他们连一个干净的尸体都不留给她！值得提出的是，日军制造“马尼拉惨案”，是在指挥官的命令和准许下进行的。美军缴获到一份这样的日军命令：“杀死菲律宾人时，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采用节省弹药和人力的方式进行，尸体的处理很麻烦，应把尸体塞进预定烧掉或炸毁的房屋里，或扔进河里。”
二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发生的“三大惨案”，即南京大屠杀、菲律宾大屠杀和泰缅铁路战俘事件，武藤章主谋参与的就占了两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大量的人证、物证，确认南京大屠杀是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纪录。在长达1218页的《判决书》中，用两个专章，作了题为“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判词。
《判决书》认定了松井在侵占南京中的作用：
“松井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离东京赴战地时，他已经想好了在预定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他在离东京前，要求给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所以他对进攻南京作了实际的准备。”
松井和武藤纵容暴行：
“1937年12月初，当松井所指挥的华中方面军接近南京市的时候，百万居民的半数以上及全体中立国的国民——其中除少数留下来以便组织国际安全区外——都逃出了南京。……因为中国军队差不多已全部从南京市撤退，或已弃去武器和军服到国际安全区中避难。所以，1937年12月13日早晨的占领完全没有遭到抵抗。日本兵云集在市内并且犯下了种种暴行。……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至少有六个礼拜，包括松井和武藤入城后的至少四个礼拜，一直不断地在大规模地进行着大屠杀。”
暴行惊天地，泣鬼神：
“中国人像兔子似地被猎取着。”
“全城中无论是年轻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奸污了。并且在这种**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遭强暴后被杀，躯体被斩断。”
“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
武藤与松井完全知道所发生的种种暴行：
“南京安全区委员会干事史密斯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无论是武藤和松井都曾承认，南京失陷后，他们还在后方地区的司令部时，就已听到过在南京所犯的暴行。松井承认，他曾听说过许多外国政府已对这类暴行提出了抗议。”
松井是指挥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其大罪不容抵赖：
“松井在1935年退役，在1937年因指挥上海派遣军而复返现役。接着，被任命为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率领这些军队，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市。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接着发生的是日本陆军对无力的市民施行了长期持续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军人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抢劫及放火。……当这些恐怖的突发事件达到最高潮时，即12月17日，松井进南京城并曾停留了五至七天左右。根据他本身的观察和参谋的报告，他理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承认曾从宪兵队和使、领馆人员处听说过他的军队有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每天收到关于此类暴行的报告，他们并将这些事报告给东京。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有效办法来缓和它。”
没有根据证实松井由于生病而无法实施制止暴行的愿望：
“他的疾病既没有阻碍他指挥在他指导下的作战行动，又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区达数日之久。而对于这类暴行具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治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武藤章被认定犯有参与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惨案等多项罪行。
时间倒退回到1937年年末。
朝香宫鸠彦毕恭毕敬地走进明治宫殿二层的政务室，天皇还没到。像往常一样，天皇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砚台盒、印色盒、笔洗、自来水笔的贮墨管，还有圆形钟表和台灯。此外，天皇不离手边的生物学笔记和分类卡片也放于台案上。桌子的后面放着一张深咖啡色的皮转椅。椅子右后方的墙角有一个装饰架，上层是林肯的胸像，下层是达尔文的像。
天皇走了进来。如果是去绫绮殿，他是要穿黄栌染御袍的。而来这里，他通常身穿陆军大元帅军服，戴着大勋位的副章，腰际挎着元帅佩刀。“七;七”事变以后，他停止了一切娱乐，全神贯注于战争全局。
朝香宫深深地垂头敬礼，天皇也轻轻点了下头。
天皇看了他的这位叔父一眼：“华中方面的战事，你怎么看?”
朝香宫有所预料：“最近的局势很可乐观。”
“有必胜的把握吗?”
“皇军无敌。”
“是这样吗?”天皇紧接着说：“听说松井石根大将近来身体不好。我想派你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协助他会攻南京，逼迫南京政权投降。”
朝香宫胸部一挺，提高声量说：“臣有信心发扬日本武威使中国屈服！”
天皇点点头。朝香宫多次煽动少壮军人闹事，他对这位不安分的叔父是不满意的。这回好像是要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受命后尚未出发，朝香宫就迫不急待地把天皇的决心电告前线部队：“切望攻占南京”。12月5日，他带着加盖了国玺的绝密敕令飞离东京，7日到达华中前线，敕令里写道：“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当与海军协同进攻敌国首都南京。”弧光一闪，朝香宫拔出雪亮的指挥刀。
部队接到了亲王的密令：“杀死全部俘虏。”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任何组织所唤起的忠诚都不能与民族国家所唤起的忠诚比拟。而这种国家的主要活动是进行大屠杀准备。正是对这种杀人的组织的忠诚，使得人们容忍极权国家，并宁肯冒毁灭家庭和儿童乃至整个文明的危险……”
日军官兵完全疯了，他们完全变成了丧尽人性的兽。带着皇气的朝香宫与松井石根联手，指挥兽兵们把南京推进了血海。中国人的鲜血溅上古城墙根，染红浩浩长江。
1月30日，朝香宫奉电召回东京，向天皇陈情邀功。天皇满意他们的表现，称朝香宫、松井石根和柳川平助为“攻占南京三元勋”。2月26日，天皇在他举行登基仪式的叶山行宫接见三名刽子手，盛宴除尘。宴毕赐每人一对雕有皇室神圣徽记菊文章的银质花瓶，亲手为他们挂上多枚勋章。这是最高的殊荣。
然而，朝香宫却没有被送上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
在巢鸭监狱的秘密讯问室里，除了松井石根强调了朝香宫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外，田中隆吉也指出：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在南京事件中的表现是恶劣的。但这些被掩盖了。追究皇亲的战争责任直接威胁到天皇，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罪恶累累的陆军元帅、皇亲梨木宫守正被作为战争嫌疑犯抓了起来，几个月后又被麦克阿瑟释放。而对朝香宫更是秋毫无犯。
审判大厅里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法官们，被告们，律师们，证人们，似乎谁都忽略了朝香宫的存在。被告席没有他的位置，甚至没有被作为证人带上法庭。他被遗忘了。在他的身后是天皇。
不——
他们就在被告席上！我们分明看到他们站在被告席上。他们在恐惧地颤抖，垂下的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我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屈死的鬼魂，我们要控告他们，审判他们，惩罚他们！
我叫唐鹤程，原是教导总队当营长的警卫员，在*鞋峡大屠杀中遇的难。我证实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刺刀戳、汽油烧，极为残暴地杀死了57418名中国军民。
兵溃如山倒。军民被硝烟和尸臭味裹着，在夜色中拼命奔逃。天蒙蒙亮时我们被鬼子抓住了，被关进幕府山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里。这里有难民和散兵，男女老幼，还有几十个女警察。几天中没吃没喝，鬼子持着粗大的木棍和刺刀在人群里走来走去，一有个不顺眼就砸就戳，每天都往外面的壕沟扔被奸死的妇女。被抓到的人仍源源不断地向这里汇聚。
人们不甘心坐着等死。第四天夜里，一个四川兵放火点燃了用芦*盖的大棚，烈焰借着3势腾空而起，人们乘势往外冲。日本兵的军号和机关枪响了起来，逃跑的人被打死几千。
过了一夜天还没亮，开来几辆载着整匹白洋布的卡车。鬼子用刺刀把白洋布撕成布条，把我们膀子靠膀子绑了起来。人群离开了幕府山，被鬼子用刺刀押往*鞋峡。天黑时到达了那里。
“坐下！统统的坐下休息。”鬼子一边喊一边后撤。江滩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我们预感到鬼子要下毒手了，便互相用牙齿咬开了绳结，想伺机与鬼子拼个鱼死网破。这时江边两艘小艇上的探照灯射向了人群。路边浇上汽油的柴*也点着了，江边混乱起来，我们向来不及后撤的鬼子扑上去。鬼子的重机枪从四面向我们扫来，人群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像被割的稻子一样成片地倒伏下去。一股发烫的血柱喷到我的脸上，几乎是在同时，我感到自己的脑门一亮，灌进了一股凉3。我死了。另一个人的尸体重重地压住了我。
枪声停了，鬼子端着刺刀在尸丛中来回地寻找戳刺伤者，最后搬来稻*和汽油焚烧。我听到了人肉人骨燃烧的声音，听到未死者的叫骂和鬼子的狞笑。我闻到了人肉人血烧焦后浓烈气味，看到婴儿化作了黑烟！
伤天害理的鬼子，你不要以为焚尸灭迹就能逍遥法外了。我要钻到你们的脑壳里去刮大3，每天每天刮！
我不是人呀——我是个王八蛋！皇军，都***是狗娘养的畜牲！
王小六目光呆痴，蓬头垢面，光赤着双脚站在荒坟野*中。
我不是人。我原名叫王少山，曾在东京的一所医学院留学，和龟田是同班同学。南京一沦陷，龟田要介绍我去日军司令部当翻译，我就昧着良心当了汉奸。哪晓得，大祸就要临头了。
我经常带着一大帮兽兵闯进安全区抢漂亮姑娘。龟田这个鬼孙子却盯上了我的老婆。我老婆年轻的时候是邻里间有名的大美人，四十岁的年纪了模样仍然不减当年。我上还有年近七旬的老父，下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造孽哇。
我真是胡涂。龟田不久接到了调防的命令，当天晚上，他找个借口把我支走，带着15个鬼子闯进我家，一进门就把我老婆按在床上行奸。我老父要阻止，就被捆住吊起来，他一边挣扎一边大骂，鬼子就铲来大便糊他的嘴。别的鬼子在一旁**我那两个可怜的女儿。他们在母女身上发泄了兽欲还不够，恶作剧地把我的老父放下来，剥去衣裤，逼着他奸我老婆。鬼子淫笑着，一刺刀扎死了两条命。
第二天早上一回家门，我的两眼突然发黑，过了好半天才看清眼前的情形。全家人一丝不挂。老父冰凉的脸上凝结着极度的痛苦和仇恨，两个女儿被奸死，下身浸在血泊中，阴部插进了木棒和黑色的刀把。老婆张了张嘴，我赶紧凑过去，她只说出“龟田”两个字就断了气。
我返身跑出家门，跌跌撞撞跑到司令部找龟田质问。他狠抽了我几记耳光，把我拖出司令部扔在臭水沟里。我爬起来尖叫一声，破口大骂。龟田叫来一群宪兵，向我做了一个砍劈的手势，几把刺刀同时扎进了我的胸膛。他们用绳子捆住我的脖子，把绳子的另一端栓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加大马力狂开一气，马路上留下一道血迹和东一块西一块的烂肉碎布。
天打五雷轰的小鬼子造孽啊，我要捏住你们的心，用刀子割。瞧，这团漆黑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心。
我不是我，我是永远站在那棵槐树下的那个女人的灵魂，她名叫静缘，她疯了。所以，我不是我。
那时我13岁，在庵观当尼姑。1937年12月14日，畜牲日本鬼子放火烧了庵观，我师傅被畜牲**后痛不欲生，跳入火中自焚。我侥幸逃了出来，全城都燃烧着大火，往哪儿躲啊，我只得躲在一棵大槐树下。我惊惧地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还是被6个畜牲逮住了。他们中间的4个人轮流在我身上发泄兽欲，疯狂地摧残我，咬掉我的耳朵，**拉出一道深及胁骨的口子，全身血迹斑斑，没有一块好皮肉。我的下肢完全麻木了，被塞满了石子和泥土。我昏死过去，被好心的中国人抬到了医院。我的爹娘啊，女儿对不住了。
畜牲日本鬼子说他们笃信佛教，敬畏神灵，呸！全是骗人的鬼话。当时不少人跑到寺庙庵观避灾，结果呢?不要说市民百姓，就是和尚尼姑也照样被杀被奸。南京一带有名的和尚隆敬、隆慧，尼姑真行、灯高、灯元都是在畜牲的进城第一天在庙庵中被杀掉的。畜牲日本兵还常以辱杀僧人取乐，他们于****少女后，抓来僧人令其向受害者行奸，有敢违者即割去生殖器致死。这些浑身长毛的畜牲！
在医院醒过来，我木瞪瞪地看着围护我的人们，安格尔护士流着泪说我疯了。我没疯，疯了的是静缘。她是我的壳，我是她的灵魂，我找到了仇人，我每天唾骂、控诉他们，叫他们永远不得安宁。
十七岁的潘秀英从泥土里走了出来。她的短发几乎是竖了起来，蓝士林褂子上挂满血迹。她的一双大眼睛像凝结了千年的火焰。
我要控诉鬼子，是鬼子杀了我的家，杀死了中国人无数好端端的家！
鬼子打进南京时，我才结婚几个月，怀上了孩子。在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做工的丈夫带着婆婆和我进了难民区。一看人太多，我丈夫说自家门口有可藏身的防空洞，就返了回来。听说他师傅被鬼子打中七枪死了，他急忙去中华门外埋师傅。
他回到家同我没说几句话，鬼子就叽哩哇啦地来了。我和婆婆赶紧钻进地洞，丈夫在上面盖了些杂物，躲到了后院。鬼子进门后用刺刀乱捅乱翻，很快发现了地洞，枪拴拉得哗哗响，我和婆婆被逼着爬出了洞口。婆婆的脚跟还没站稳，白光一闪，头就飞了出去，*出一丈多远。接着我的脖子也挨了一刀，刀锋碰到了我的喉咙。我昏死过去。
鬼子走后，丈夫跑到前院，一见这个光景，他的身子一抽，全身发出折断的闷声。他跪在我身边，抱着我又晃又喊，用泪洗我的脸。迷迷糊糊看到了他的脸，我说：“世金，世金，我不行了。”我的脖子还像被刀子一下一下地割。他把婆婆的头捧起来放进蒲包，找来几个邻居帮忙，把我抬到鼓楼医院。
他得回去给婆婆收殓，不想路上被鬼子抓了夫。八天后回到医院，我已不能说话了，我死了。在此之前我流产了，我们三个月的血淋淋的骨肉放在我身边盆子里。我的家死了，我的丈夫空了。
幼女丁小姑娘被13个兽兵**，在凄厉的呼喊声中被割去小腹致死。
姚家隆的妻子在斩龙桥被奸杀，她八岁的幼儿和三岁的幼女在一旁号泣，被兽兵用枪尖挑着肛门扔进燃烧的大火。
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被奸后，兽兵用刀刺杀，还用竹杆插穿她的阴部取乐。
民妇陶汤氏遭**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
她们在控诉！
雨花台2万多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中山码头2万5干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鱼雷营9千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燕子矶5万多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光华门，汉中门，紫金山，安全区……
34万亡魂汇聚成黑色的大火，熊熊燃烧。
为了逃脱罪责，遮掩罪行，日本军方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
1939年2月，日军军部下发了一个《限制自支返日言论》的密令，举凡“作战军队，经侦察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罪”，“**后，或者给予金钱遣去，或者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等等，对于这些，归国士兵都严禁谈论。
在日本司法省密档中有一份叫作《散布谣言事件一览》的文件，为1938年度思想特别研究员西谷彻检察官所写，记载了因违反密令而受处罚的事例。比如，一个尉官说：“我们在南京时，有五、六个中国女学生替我们做饭，烧完饭要离开时，我们把她们全杀了。有个走投无路的八岁男孩在哭泣，我的部下把他抱起来，因为小孩反抗，其他士兵就把他刺死……”这个尉官被判监禁三个月；一个老兵说：“在战地，日本士兵三四个人一组到中国老百姓家抢猪抢鸡，或**女人，把俘虏五六个人排成一列，用刺刀刺杀”，他因而被判监禁四个月；另有一个士兵说：“日军真乱来，最近从大陆回来的士兵说，日本士兵由于没尝过杀人的滋味，想杀杀看，就大杀被俘中国士兵和农民”，他被判监禁八个月。
皇亲自然在最严密的保护层中。
日本投降后，以当时日本政府及军部意志混乱、怕军队对天皇诏书生疑为由，朝香宫于8月17日亲抵他曾经的嗜血之地，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密谈，从后来战犯庇护自己罪行的手段和事实来看，他不会不为自己的罪恶进行清扫。冈村宁次与包括最高统帅在内的国民政府诸多高官关系甚密，后来连他本人这个侵华一号战犯也得已逃脱审判。而对朝香宫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大战犯，国民政府在给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名单上从未提起。死难者的血债被埋得更深，死难者再一次受难。
朝香宫终未被送上法庭。另外的几名屠城主犯，日军第十军军长柳川平昭1944年病死；会攻南京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于1945年10月死亡，他们真的死了吗？第十八师团长牛岛与第一一四师长末松下落不明，他们是战死了？是自杀了？还是藏匿起来了？成了历史之谜。
他们中的两个，第十军参谋长田边盛武被印尼爪哇军事法庭处决；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在巢鸭监狱被关押半年后，被作为乙级战犯，于1946年8月引渡到中国受审。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之时，美国有关人员同中国法官还有一段莫名其妙的交涉。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忽然跑到东京帝国饭店的中国法官住处，问梅汝?对此事有什么个人意见。他似乎很严谨，对梅汝?说：“我担心中国法庭能否给谷寿夫一个‘公正审判’，至少做出一个‘公正审判’的样子”。
“你放心，”梅汝?明白了卡本德的来意，直感到受难国人的血浪在胸口激溅，他义正辞严地对卡本德说：“根据一般国际法原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于乙、丙级战犯，如直接受害国引渡，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的。”
虽然刘建业在法庭庭审期间竭尽全力，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为把日本天皇及其皇室成员送上军事法庭受审制造舆论压力。但是，美国政府出于统治日本的政治需要，采取了各种手段，强行压制住了各方的舆论。麦克阿瑟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对刘建业旁敲侧击，提醒他作为盟军驻日占领军的一部分，必须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步调保持一致，不能自行其是。而来自国内政府方面的各种信号也像刘建业表示，在某些方面他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刘建业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逐渐感觉到了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和掣肘。这一切不能不让刘建业感到灰心丧气。
“为什么明明知道那些人手上沾满了罪恶，证据也很充分，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历史的审判？难道这就是政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政治未免也太黑暗了。”站在东京居所的阳台上，刘建业披着一件大衣，看着满天的星斗默默苦思。
“大哥，你不要太自责了。我知道你的心里很苦。”王靖芸靠在刘建业的肩上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