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邓析
邓析，前545年—前501年，春秋郑国人（今河南新郑），名家祖师爷，中国第一讼（念“送”）师。
河南洧水（洧念“苇”；今河南双洎〈念“季”〉河）发大水，淹死了许多人。
有一个郑国有钱人家的人也被淹死，尸体被一个隔壁村的人打捞到。富人家听说了，赶紧跑到河边，抱着尸体哇哇哭了一阵，然后要求赎回。
那人今天本来是来捞鱼的，结果捞了个尸体上来，正晦气呢。一看那尸体的家人穿绸挂玉的，他顿时来了精神，张口就要劳务费一百金。
富人家不肯，德智体、真善美讲了一大通，好说歹说的，可捞尸的人就是不同意。
“爱要不要！不然我就放在这里曝尸。”
“。。。。。。”
正巧，闲着没事遛达到河边的邓析路过。富人家一把抓住他，请他帮忙给劝劝。
邓析想了想，说：“不用着急。除了你之外，他还能卖给谁？”
对呀，是这个理。刚刚怎么没想到呢！
那就等吧。
等了好一会儿，捞尸的人坐不住了。家里还等着他的鱼下菜呢，而且尸体这玩意发出的奇异味道，实在让人愉快不起来。
转头一看，一眼瞅见还站在河边发呆的邓析，于是捞尸的也过去，找他出出主意。
邓析又想了想，说：“不要着急，他不从你这里买，还能从谁那里买呢？”
。。。。。。
说得好像都有道理，不过又好像跟没说一样。
选自《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的“赎尸诡论”。后来呢？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邓析身份也不低，其姓氏源自商朝时就建立的一个邓国，他本人则是邓国王室的后裔。不过在邓析出生前的一百三十三年，邓国就被楚国给灭了。由于邓国和郑国早年有婚姻往来，关系不错，所以他这一支王室的后裔，后来就定居在了郑国。
邓析小时候就贼精贼精的，还特能说会道。不过他确实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学问非常好，所以很早就名声在外。
当时郑国正是子产执政，他是个很有能力又不错的人。
前面说过，郑国曾经在郑庄公的领导下，最早在诸侯国中牛叉了一下。但从郑庄公后，王室内斗就不亦乐乎地进行着，再加上身处悲催的位置，所以国力一直很弱。
二百年后，到了郑简公（郑庄公的第七世孙）在位时，开始任用子产为相。
子产也是郑国的王室成员，是郑简公的堂叔公（爷爷的堂弟）。他对外结好各大国，对内进行改革整顿，发展经济，修订法律，还大开言路，任用贤能，使郑国又难得强盛起来。
然后，邓析冒了出来。
因为学问好，有名声，虽然年纪轻，才二十出头，但子产特别欣赏邓析，再加上正在招才举贤，于是就请邓析出来做官。再然后，子产苦闷的晚年就开始了。
刚当上官的邓析倒挺老实，还喜滋滋的。为了感谢子产，他还帮子产处理过一些家务事呢。比如子产的两个兄弟不学好，吃喝嫖赌，邓析曾为他出过主意，虽然后来并没什么用。
但是没多久，邓析就坐不住了，开始展示他与子产“前世有冤，后世续仇”的宿命情结，处处和子产对着干。
比如子产主张礼治，效法古人，邓析则反对礼治，主张法治。子产在城门口挂“悬书”（就是官府把公布的事写在牌子上，挂起来，让大家都能看到，有点像通告之类的），邓析就在城门乱搅和，最后子产不得不取消“悬书”。还有子产把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邓析不服输，竟然将那些法律条文改编后刻在竹简上，私自编了部刑法出来（胆子够肥的），叫“竹刑”。等等。
总之，不管子产做什么，邓析都能挑点事来唱反调。
其实现在来看，邓析的许多做法都比子产要先进。法治不用说了，就是私编的《竹刑》，轻便灵活，便于阅读，也比子产用笨重铜鼎铸法律来公布于众，要方便实用得多。当然，私编肯定是不对的。
这里说一下。子产在铜鼎上铸法律条文，叫“铸刑书”，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成文法即制定法，就是由国家制定、表现为成文形式的法律）。
其实早在夏朝之前，就已经有了成文法的制定，但是这些法律从来不公布，都掌握在统治阶级的高层人士手里。也就是说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有没犯法，全由那些人说了算。当时有个说法，叫“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这是统治阶级为了加大司法的威慑力而故意这么做的。
而子产的铸刑书，是第一次将法律规定公布于世，让老百姓能够知法而守法，这是古代法制的一大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只是他没想到，邓析在其基础上私编的“竹刑”，在应用和传播上，竟然比他还更进一步。
后来在邓析死后，《竹刑》不仅被确认为国家法律，其法律文书的印制方法，也开始被各国纷纷效仿。
不知是不是被邓析气的，没几年，子产就去世了。接着是子大叔（！）当相国。他憨厚实诚，没子产那么机智滑头、老谋深算。邓析大概觉得没什么劲，就没怎么跟他闹别扭。
这时邓析已经当上了郑国大夫，但他却一刻都不让人省心。
除了私编法律这种无法无天的事，邓析还大开法律培训班，教老百姓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去跟当时郑国的官府衙门抬杠。搞得郑国老百姓一提到打官司，跟吃了兴奋剂一样。
另外，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律师”。他常常自己当讼师，亲自帮老百姓打官司。并且他的收费方式也很奇特，不收钱，只收衣服；大的案件收一件外衣，小的则收人家一条短裤（！！）。
这里要说一下。虽然看似邓析很高大，在为百姓做事，但实际上他的法律辩护，有很多的诡辩成分在里面；说难听点，就是胡搅蛮缠（很像今天西方的律师行业；说到底，比的就是谁更能说，更能狡辩！）。更要命的是，它严重扰乱了当时社会的稳定，使国家的法令无法正常实施。
所以在子大叔执政的十几年里，他还能逍遥自在。但到了新任的相国驷歂（念“船”），实在受不了他的捣乱，几年后终于把他给杀了。
比较郁闷的是，驷歂杀邓析的时候，用的正是邓析自己编的《竹刑》里的法规！
虽然说话做事不怎么着调，但其实邓析是个很有想法和影响力的人。
他除了是中国第一位律师，还是古代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的人。
他的主要思想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意思是不效法先王的做法，不遵从先王的礼义。通俗地说，就是先王的礼义法令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干嘛非要遵守不可。所以他反对纯粹效法周礼，主张改革，从现实出发去制定新法。
这些思想不仅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还对后来的法家起到了很大的启迪和影响。
另外，邓析编的《竹刑》，也是中国第一部私人法律。前面说过，先不说它的合法性，它携带和交流时的简便性和实用性，都比子产的铜鼎铸法要好，也是古代立法的一大进步。
而做为名家的开山鼻祖，邓析的主要观点是“两可说”。
两可说，通俗点说，就是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严谨点说，就是凡事都可以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来分析。
听起来好像不错。不过再具体点，也就是同一件事，他都能给你弄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并且每一个听起来都合情合理，但搁在一块就荒谬无解了。
所以，两可说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用处。也因此才会出现开篇时，吧叽吧叽说了那么多，结果事情该怎么搁着，还怎么搁着。
不过在当时，“两可说”是很名噪一时的，被很多人推崇。另外，它还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逻辑学概念，所以邓析也被认为是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开创者。
而且，现在有人从它认为事物有多重并存的不确定性，来解释原子、量子的状态，好像也说得通。好吧，看你怎么理解吧。
邓析写有《邓析子》，不过早已失传。
名家，就是以辩论事物的名字和实际状态（即名实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概念”）等问题做为主要日常活动、并且相当善辩的学派。在春秋战国时它叫“辩者”或“察士”，到西汉后才叫名家。
虽然名家擅长论辩，但其辩论经常胡搅蛮缠，稀奇古怪，牛头不对马嘴，还死不认输，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不过，它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还是有不小的贡献，有点类似古希腊的智者派。后来西方继续脸红脖子粗地进行下去，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则完全被儒家淹没。
所以，不要说中国没有哲学或源于外国，那只是要么你不懂，要么你故意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