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春运和谢年宴 究竟什么样?

我第一次上船，大概是1962年深秋，那时还不太会走路。外公带我乘坐“民主3号”客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去宁波港，到骆驼桥看望阿爷阿娘。那时，我父母是双职工，平时工作比较忙。三岁前，我就在宁波阿娘家和上海外婆家轮流寄居。

“战斗号”货轮

1960年代，平日定班往返于上海至宁波间的客轮，是两艘“民主号”序列的客货船，能载客500人。上海至宁波的单程航程约十二小时，均为夕发朝至。在“文革”期间，所有“民主号”改名为“工农兵号”，一直沿用到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又由“锦绣河山”序列客货船替换接班。

我还记得“民主号”客船的票价。五等舱是散席，没有床位，票价3.61元；四等舱以上有床位，对号入席，票价4.70元；三等舱5.40元；二等舱7.20元。我们家过年回家，大多乘坐五等舱散席。

春运期间，靠两艘“民主号”客船加班加点，也无法满足春运大客流的需求。于是，临时在上海至宁波的客运航线上增开航班，应急队员“战斗号”散装货轮紧急上场。不同于白色的“民主号”，“战斗号”序列船通体黑色。我曾两次乘坐“战斗76号”船从上海去宁波。

1965年春节前两天，“战斗76号”停泊在十六铺码头。由于潮汐的原因，从上海去宁波的船，开船时间都是晚上6点钟前后。漆黑的船舷上，在架设舷梯的位置，加装了一只小型探照灯，照亮了拖儿带女、手提肩扛行李的旅客们脚下的路。

我跟随父母踏上甲板后，发现船上比码头还要黑。隐约看到，甲板一角掀开了盖舱板的一部分，搭了一个棚，供乘客出入货舱。为了方便客流进入货舱，棚门口的棉帘向两面掀开，透出了货舱里微弱的灯光。

越过棉帘，探头往下看，货舱底部铺满了草席，排成一个个方阵，在方阵之间留出一条条走道。从楼梯上俯瞰舱底，那一片片草席，就像秋天收割后冷寂的稻田。舱底的草席多为单人席，在每张草席的一头，摆放了一条叠好的驼色毛毯和一只白色枕头。这就是统舱散席，价格按客船五等舱收取。

刚入货舱的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先摆放安顿好行李，再安排各自的席位。货舱里，有两个船员，手里拿着电喇叭，大声告知乘客，哪里有开水，男女厕所在什么位置，有时还要协调一下乘客之间的冲突。货舱里，喊人呵娃的，礼让争执的，电喇叭广播的，人声鼎沸，此起彼伏。

随着船缓缓驶离十六铺码头，货舱里的“战斗”声也渐渐归于平复。货舱里转换成了另一种嘈杂模式，换位置的、倒开水的、找厕所的、上甲板抽烟的。人们在草席间赶集一样走来走去。

到了深夜，货舱里渐渐静息下来，大部分人进入了梦乡。此时的货舱里，可以听到海浪拍打船舷的“砰砰”声，偶尔还有晕船者的呕吐声、婴儿啼哭声以及打呼声。

没有通风装置，货舱里空气浑浊，也十分暖和，满是“千年修得同船渡”的祥和。我的新鲜劲与兴奋头过去了，终于熬不住要上厕所了。

在父亲的拉扯下，我艰难地踏上巨大的楼梯台阶。掀开门口的棉帘，扑面而来的是凶猛的海风和漆黑的海空。厕所是在甲板一角临时搭建的，里面用钢管支撑着，外面用雨布包裹。厕所里吊了一盏闪烁摇晃的灯，放了两只农村的便桶，散发出阵阵臭气。好在男女厕所，各靠左右舷，泾渭分明。

在昏暗与嘈声中，货舱里的人们迷糊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船还未在宁波港码头停靠好，乘客们已经在甲板上排队，想要尽早逃离货舱。

不过，那时春运期间，乘坐“战斗号”货船不算最差的，更可怕的是铁路棚车，那才叫寒酸和恶心。

铁路棚车

当时的铁路上，有一种车厢叫棚车，平时是用来装运牲畜的。春运时，车厢不够用，棚车就被临时调来，用来装运旅客。1966年那一年，我父母买不到船票，也买不到货船票，为了及时赶回家过年，只能乘坐棚车。

到了春运的时候，棚车用来客运，车厢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地面和四壁都用草包麻袋铺垫和遮挡起来，像是个茅草屋。由于车厢长期装载猪牛等牲畜，无论怎么清洗，那种臭气都无法去除干净。

火车开动前，车门被拉上，会听到“卡塔”一声，车厢门从外面被拴上。乘在车厢里的人，仿佛成了被运送的牲畜，我心里直发怵。

棚车在装运牲畜时，为了通风，车厢左右两面都开有一条横形窗栅，会让昏暗的车厢里透进几屡光，同时也带来一阵阵疾风，吹得人们瑟瑟发抖。车轮碾过钢轨接缝处时，发出了巨大的有节律的声响，车厢里的人根本无法聊天。

在车厢一端，是纸板箱围成的简单“厕所”，只能勉强遮住里面的木制便桶。车厢里的乘客，不分男女老少，只能在这个“厕所”里方便。当有人走向“厕所”时，大家都会将视线避开。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方便”。

这趟火车行驶了七八个小时，停靠在十来个车站，就像一次难民般的旅程。

其实，比旅程过程更艰辛的是买票的过程。

那时去宁波，首选是乘坐轮船。一方面票价便宜；另一方面轮船夕发朝至，睡一觉就到了。所以，每年春运的船票是当时的紧俏品。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人过年回家团圆的传统没有改变，春运的一票难求没有改变，倒票的“黄牛”也没有改变。然而，票价一直在上涨，倒票的方式一直在升级。

小时候，春运期间去宁波的船票，必须要在金陵东路1号的上海轮船售票处购买。听父亲讲，购买春运船票，至少要排一天一夜以上的队。为了防止“黄牛”，售票处有值班人员用记号笔在正常排队人的手上写上排队序号，还特意选择了市面上没有的粉色记号笔。而这个写在左手虎口上的数字，一直要到过完年，才能勉强洗掉。

清早，我们一家在宁波港下船后，要转乘长途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石公路上行驶40分钟，就到了家乡——骆驼镇。

我们到达时，正好是骆驼镇街上最繁忙的时候。站在公路桥堍一眼望去，临河的街上，店铺与摊贩绵延一两里，各色货物琳琅俱全。繁忙的河道上，古老的石桥间，乌篷船往来穿梭，平底船离岸靠岸，卸货上客，川流不息。偶有纤夫喊着号子，背着长长的纤绳，在河岸边匆匆走过。

骆驼镇的老伯在挑河水，2014年3月。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骆驼镇

骆驼镇是个江南小镇，一条大河穿镇而过，十多座石桥纵横于河上，镇名源自“骆驼桥”。我们拐进“方井和弄”，便到了老宅。

骆驼镇的河道

老宅的门有个特别的地方，阿爷在老宅木门内侧，用一段旧钟的发条做了个弹簧，上面悬挂了一只小铜铃。平时，家里都没有锁门的习惯，当有人推门进来，小铜铃就会发出“叮当”响声，阿爷阿娘无论在哪个房间都能听到。

我儿时每年回乡，一踏进老宅，就用力摇动宅门，让门上的铜铃发出持续的铃声，一直摇到阿爷阿娘出来迎接我们。

进入老宅后，我就直奔“西子间”（正堂西侧的子房），到客堂条案的右边，在青花茶缸里，先舀一小碗凉开水喝一口。那时家乡的饮用水，是采集雨水烧煮的，喝起来特别甘甜。

老宅门头， 2016年10月

1964年，阿爷已经六十多岁，这年冬天，阿爷阿娘最后一次在自己家里做年糕。这一年过年，也是我在家乡老宅过得最热闹的一个年。

这年秋天，外公早早把我送到老宅。有一天，门外有人在叫卖，阿娘开门去问价格。只见门口站着一个精瘦乌黑的山里人，他的身边放着有一人高的、用枯树枝捆扎起来的一担柴。

听阿娘说，山里人很辛苦，天不亮就去山上砍柴，捆满一担，便挑到镇上来卖。一担柴，挑到越远越大的镇，就能多卖一两分钱，但要走更多的路。

后来我才知道，秋天买的这担柴，就是为冬天做年糕准备的。

做年糕

冬至过后，阿爷阿娘开始在水缸里洗米浸米。做水磨粉的米是用糯米与纯大米配比而成，用的容器是天井中，那口直径高度都一米左右的水缸。

阿爷每天用木勺把水缸里浸米的老水舀掉，再去后面小巷井中，挑来新鲜的井水倒进去。每天一趟，反复多日。然后，取一部分浸过多天的米，配置一定比例的糯米，和着新鲜的井水一起，用大石磨磨成粉。阿爷、阿娘、阿姑三人，轮换着磨了一天。

接着，把磨好的“水磨粉”罐装到面粉袋中，扎紧袋口，放在一块木板上；再在面粉袋上压上大石磨，放置一晚，逼出“水磨粉”里的水分后，就制成了“水磨粉”——制作宁波汤圆外皮的材料。而做成年糕，还需经过多道加工。

做年糕的那天，从清早开始，阿娘和阿姑就把秋天买的那担柴陆续搬到灶间，堆在大灶旁。洗过铁锅，灶上的两口大锅同时升火，开始蒸糯米。我就到大灶背后，给升火的阿姑递柴拉风厢，拿烧火铁棍拨弄一下灶膛里的炉火。

早饭过后，阿爷的四个徒弟都来了，他们在天井里清洗几年不用的石臼，还从柴间里拿来一只巨大的木锤。

把浸泡充分的糯米放入大蒸笼中蒸熟，然后趁热放入石臼中，由年轻力壮的两个小徒弟轮流用大木锤不断锤打，阿爷则蹲在石臼一边，在木锤举起来的瞬间，不断翻动石臼里的糯米团。

在持续的锤打与翻动中，米团越来越紧实，越来越柔韧。锤打好的米团被放到案板上，由两个大徒弟用力揉搓，最终搓成长条，斩成年糕的长短，放入木制模板按压一下，就会压上印记，脱模后在一旁堆放成井架形。冷却后，就是闻名江南的宁波年糕。

小小一条宁波年糕，是几百年来，民俗与匠心的传承，凝聚了乡邻师徒间的淳笃情感。

差不多一整天时间，就做好了当年的年糕，阿爷阿娘一日两餐，好酒好菜招待来帮忙的徒弟们。在他们回家时，还每人送了一捆年糕，带回家过年。

作者在骆驼镇的老宅，2017年3月

除夕夜

除夕夜的谢年祭与谢年宴是每年最庄重的事情。

谢年祭要做很多菜，鸡鸭鱼肉摆满了纵列在“西子间”的两张八仙桌，猪肉上还要插一把小刀。桌沿前，摆上铜香炉，点燃锡烛台上的一对大红烛，再用一把锡制酒壶，给祭祀桌上的青花小酒杯斟满温热的加饭酒。一切停当后，热闹的场面就变得肃穆起来。

祭祀开始，由阿爷带头上香，随后长子长孙、其他子女跟在后面，点上一炷香，祈求土地菩萨、列祖列宗，来年保佑全家。在祭桌上的香柱燃尽前，将香柱移至屋外，插于天井葡萄架下的土中，至此祭祀仪式也即礼成。

转眼，大家又忙碌起来，快速将祭祀的供品撤离到灶间，“西子间”里的桌椅碗筷重新擦拭摆放。刚才用于祭祀的菜，加热后又搬上桌子。八仙桌上叠架上了一张圆桌面，菜满人齐，热闹的谢年家宴就开始了。

谢年家宴，宴俗称年夜饭，热酒热菜汇聚一家热闹的人，酒过三巡，菜热三回，年夜饭到达高潮。

起先，全家人轮番捉对划拳，“全福寿，五进魁，六六顺，七个巧……”划拳声一个比一个响。后来，两个获胜的叔叔，要与阿爷挑战，只几个回合，输了拳，罚了酒，面红耳赤败下阵来。

阿娘说，在骆驼桥，阿爷是划拳高手，难遇对手。叔叔们来挑战，只是为了让阿爷高兴，制造一下谢年家宴的欢喜气氛。

对于孩子来说，最难忘的莫过于压岁钱。外婆给我的第一笔压岁钱，堪称“巨款”。这叠压岁钱，是特地从银行兑换来的100张1960年新版的一角钱纸币。这十块钱在1960年代初可是一笔大钱。遗憾的是，我上小学期间花掉了很多，只有六张一角纸币被保留到现在。

外婆给我的第一笔压岁钱

如果那100张1960年版一角纸币，全部保存到今天，市值也许可以在外婆居住过的老大沽路，换得一间当年外婆家差不多大小的房间。所以，说是巨款，一点不为过。

过了丰盛热闹的大年夜和祥和喜庆的年初一，回乡过年也就圆满了。那时没有双休日，没有带薪休假，更没有小长假。春节团聚的幸福时刻，便稍纵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