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人为压制的一种灾难，三年肆虐中国一次，现正在危害兄弟国

当我们正忙着战胜疫情时，一场传统的灾害正在东非肆虐，并且已经传播到给予我们无私帮助的巴基斯坦。这回的主角是一种小小的飞虫——蝗虫，中国人对它再熟悉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和它战斗了几千年。

蝗虫总是伴随着旱灾，越严重的旱灾，接踵而来的蝗灾往往越猛烈。老天不下雨，邻近河流的农民还可以打河水浇灌。可只要蝗灾一起，这些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庄稼，统统被蝗虫啃食干净，连点渣子都不留。

为什么在到处缺水的环境下，万物凋零，蝗虫却能如此兴旺？这与它的繁殖习性有很大的关系。蝗虫喜欢把卵产在裸露的河滩地，每平方米的产卵数量最多可达40万粒。在太阳的暴晒下，泥土越来越干，正是虫卵孵化的最佳时机。

干旱还把蝗虫的天敌都给赶跑或消灭，使蝗虫的成活率得到极大的增长。这次东非南亚的蝗灾，据估计至少有4000亿蝗虫。按照产卵密度，其实只要有100万平方米、也就一平方公里的河滩地，便能孵出这么多蝗虫。

蝗虫喜欢成群结队的活动，飞起来铺天盖地，远望极似一片乌云。当它飞近，人们才能听到震耳的嗡嗡振翅声。这时已经晚了，数以亿计的蝗虫会把庄稼、树叶和所有的杂草啃得干干净净，任人如何扑打也毫无用处。

从春秋时代，中国就开始有蝗灾的记录。据统计，294年中一共发生了111次蝗灾，不到三年就要发生一次（从春秋到建国时期，蝗灾不到三年就会肆虐中华大地）。在1907年之前，历史上灾难性的蝗灾有508次，中小规模的不计其数。朝廷公文和各地的地方志上都记载着大量的蝗灾，真正是不绝于史书。

容易发生旱灾的黄河流域，同样也是蝗灾的重点爆发地区，占到蝗灾总数的85%以上。深受其苦的华北人民没有甘心受灾，与蝗虫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人对付蝗灾一般是软硬兼施，硬的手段是灭蝗，软的措施是建庙。兵来将挡、蝗来人扑，农民对付蝗虫的办法还是挺多的。在农田周围挖沟，堆满蝗虫后再盖上土，然后再挖沟、填土。农田上空布上大网，不让蝗虫飞到庄稼上。

官府还会组织百姓到河滩地挖掘虫卵，用粮食换虫卵，把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能力的地方官常常把滋生蝗虫的河滩、洼地等地方彻底清理，以减少蝗虫的来源。南方等地还发现鸭子喜欢吃蝗虫卵，便养鸭防蝗，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至于捕杀到的那么多蝗虫如何处理？一开始是土埋火烧，后来大家觉得太浪费了，便开始尝试着吃掉。华北人民可不像云南、广东等地那样，有食虫宴的习惯，很多人对丑陋的蝗虫实在下不了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世民带头吃蝗虫，这才使北方农民慢慢接受了这种食材。皇帝都吃了，小老百姓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蝗虫可煮可烤，油煎虽然味道更好，但费油太多，古代农民恐怕消费不起。

其实，蝗虫是一种高蛋白的食物，营养可以和鱼肉相媲美，味道近似于虾类，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在李世民的带动下，唐朝掀起了吃蝗虫的风气，难怪唐朝能够这么强盛，变蝗灾为宝，不但从蝗虫口中抢回许多粮食，还增加了大量新的肉食。

不过，以上的种种办法大多只能对付中小规模的蝗灾，万一遇上超大规模的蝗灾，什么手段也不顶事。在饥饿的驱使下，即使是原先蝗虫不爱吃的植物，也难逃厄运。黑压压的蝗虫大军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时候，百姓们只好祈求神灵帮忙了，给蝗神建庙。

蝗神庙在华北地区普遍存在，受灾越重的地方越多。平时供着蝗神烧烧香，希望蝗神能放过本地，至少能减少灾害规模，给百姓留点生路。这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愿望，也是最无奈的办法。

南宋名将刘琦，因为在太湖地区灭蝗有功，受到了民间的推崇。百姓们觉得这位刘猛将军（原型是南宋名将刘琦）的庙应该比蝗神庙更有用，于是大量兴建或改建刘猛将军庙，希望这位蝗虫克星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直到现代，中国才真正克制住蝗灾，这是得益于生物化学工业的发展。专门杀灭蝗虫和虫卵的药物问世，并通过农用飞机的喷洒，才能够快速、大范围地消除蝗灾。

衷心希望东非南亚等地的蝗灾能够早日解缓，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利用发达的农用科技和工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不再受蝗灾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