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明：我们为什么不能独立地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

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获得者陈嘉明。视频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王俊期 实习生 吴喆旻(02:34)

【编者按】

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已出炉。该活动无需作者自行申报，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者、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开展多轮评审。在“反五唯”背景下，这个活动也是对学术评估机制的大胆创新。

推荐入选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和学界动态，善于发现和提炼问题，彰显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学理性、科学性品质，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开拓性。

澎湃新闻记者与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获奖者展开对谈，看上海社科学者如何在现实关切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认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刻发生的事件，而知识论也是哲学所关心、所研究的基础问题。

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知识论语境中的理解》（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一文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文章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陈嘉明。

知识论，属于哲学分支学科，来源于希腊语知识（episteme）和演讲（logos），它是探讨知识的本质、起源和范围的一个哲学分支。这个学科在中西方的发展有怎样的差异？多了解一些知识论的相关内容，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误会与偏见吗？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就一系列关于知识论的学术与现实问题专访陈嘉明。

认识论在中国

澎湃新闻：您研究知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怎样的问题，您是如何关注到知识论这一研究方向的？

陈嘉明：哲学研究真、善、美，人的最高价值就是求真、求善、求美。人面对自然世界、人文社会，就需要认知，认知的目的是求真，而认知活动就有方法、规范的问题。

我关注到知识论有两个机缘。第一个机缘是，我在1995年获得英国科学院的资助到圣·安德鲁斯大学做研究，发现了分析的知识论这样一个新的领域。当时这一领域在国内还不受关注，于是我就复印了一些资料，开始在国内写些介绍性文章。2001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哈佛大学访学又写了一本《当代知识论引论》，由于当时还没有网络数据库，这本书在国内对知识论的传播还是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也都用我这本书作为主要中文参考资料。

第二个机缘是，我在2014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分成5个子课题。这个是国内第一个关于知识论的重大项目，我考虑应该找一个有想法的领域来做研究，所以就选择了理解论。

澎湃新闻：您在知识论领域研究数年，能否请您概述一下知识论在中国的发展阶段？

陈嘉明：知识论在中国的发展，第一阶段是我们古代的“德性之知”，即有关道德的知识，儒家认为这是唯一的知识，再加上科举的考试内容，自然科学等知识没有地位。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个李约瑟之问：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科技很发达，现代自然科学却在西方发展起来，让欧洲人领先了。这其实和我们对什么是知识的认知很有关系。

第二个阶段，金岳霖居功至伟，他写了《知识论》（1983年出版），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思考，对中国知识论研究水平有很大提升，到了跟西方人能够比肩的地步。

第三阶段是当代，对西方分析的知识论进行引介，同时培养学术人才，形成研究队伍。一个值得一提的事件是，我在2014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知识论专业委员会，搭建了一个学术平台，通过召开年会等方式，为同行们提供了学术交流的机会，推动了知识论研究在国内的发展。

澎湃新闻：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知识论的研究现状，以及您的研究的影响？

陈嘉明：目前，我们国内的知识论学界，有一些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有些文章也被国外学者引用，包括斯坦福哲学百科里面有关知识论的某些词条，列举的文献也有中国学者写的文章。某种程度上，我们目前的知识论研究水平，已经初步达到了能与西方学者对话的水平。

2018年，美国学者史蒂芬·格林在美国福特汉姆大学举办了一个美中学者的知识论会议。这在我看来是一场标志性事件，说明美国学者在探讨知识论问题的时候，觉得请中国学者来一起研究交流是有益的。

就我自己的影响而言，除了同行间的关注外，看得见的还表现在一些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里，它们对我的这方面的研究以及提出的观点进行了一些探讨。

如何用认识论思考生活中的哲学

澎湃新闻：怎么样去理解“理解”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以及意向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理解的？

陈嘉明：举个例子，当司马懿遇到诸葛亮的空城计时，他就需要理解诸葛亮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其“意向性”是什么，需要读懂诸葛亮的心思。司马懿根据诸葛亮一生做事谨慎的个性，推断他不会轻易冒险，如此行事可能会有伏兵。

这其实就谈到“理解”和“认知”的关系。在我看来，一个要点就是认识它是知其然，而理解是知其所以然。我们先是知道某个现象，如看到一座空城，然后去把握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理由或根据，从而理解现象背后的实质。

澎湃新闻：您论文中的大量篇幅介绍了行动意义的心理因，您如何理解哲学与心理学的关系？相关成果是否有更多跨学科的影响潜力？

陈嘉明：在历史上，哲学跟心理学是有交集的，如康德、洛克等人的哲学著作，同时也包含了心理学的内容。这些著作也探讨了意识问题，因为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比如对苹果的认识，是从感知它的颜色、香味、形状等开始的。所涉及到的感觉加工、概念思维等要素，既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又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后来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成熟，两者慢慢分开了。

哲学关注知觉如何能够是真实的，从方法上来讨论问题。人可能产生幻觉或者是错觉，也可能产生正觉，这几种情况也可能混在一起，你凭什么能够辨别出真假呢？这个是哲学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求真。

心理学的研究比较实证，更多地采用实验的方法，比如研究光波怎么进入视网膜，在头脑中形成视觉；包括人如何进行学习，如何形成正常的人格，比如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

澎湃新闻：“好心办坏事”是生活中容易出现的现象。如何把对“心理因”的理解转化为“生活中的哲学”，更好地处理相应的影响？

陈嘉明：这个问题提得好，使这个理论接地气了。有一个例子，张三在路上开车，听到李四喊“捉贼”，他见义勇为，结果压死了王五，但事后发现李四是个精神病患者，王五并不是贼。

从心理因的角度说，一方面张三帮助抓贼，的确是出于好心，善良的意志。这个态度倾向就是意向性。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信念的问题，李四一喊捉贼，张三在不了解具体事件的情况下，轻易地相信，从而导致了一个坏的结果。

要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从知识论上说，就是要采取“安全性原则”，只相信真的东西，避免被表象所迷惑，避免在缺乏可靠的理由、证据的情况下轻易地相信。

避免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影响认知能力

澎湃新闻：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应该是先训练自己的认知能力，还是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

陈嘉明：这可以用我们最日常的一件事——吃饭来打比方。如果只是凭着本能吃饭，当然谁都会吃饭，但吃得不得法的话，就容易产生高血脂等“三高”。反之，如果你懂得一些健康知识，食物搭配合理，就可以营养均衡。

知识的获得也是如此，正确的认知能力能帮助你在摄入知识“养分”时效率更高，效果更好；反过来，当你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这些知识也会反哺与促进认知能力，帮助你更好地获取新知识。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有科学的训练，认识上遵守一些正确的思维方法与规范，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知识水平。

澎湃新闻：目前，大语言模型应用越来越广泛，人类可以用很多方式快速获取经处理的信息，这是否会影响人类认知能力提升？

陈嘉明：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ChatGPT等人工智能化工具，如果能很好地为我们所用，帮助我们进行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确实能极大地提升工作效率，但是人类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些都是为我们所用的，如果过分地依赖，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

从知识论出发，继续研究想象力

澎湃新闻：您在学术研究中存在哪些困惑？应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

陈嘉明：在中国的哲学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独立地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理解的问题、认识的问题，其中的现象与问题大都是西方学者首先抓住并提出的，比如说“认知分歧”“认知运气”等，都是很普通、很常见的现象与问题，但却都是别人先抓住并提出来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可能跟教育有很大关系。我们目前的教育体系说到底还是一种应试教育的体系，不利于培养创新的意识。就好像画画那样，老师的评判标准是“画得像”，而不是“画得好”，这就不是鼓励想象与创新。

澎湃新闻：2024年，您计划重点研究哪些课题？

陈嘉明：我主要考虑的是研究想象力与想象的问题。据我理解，当今在科学技术发展上，跟牛顿、爱因斯坦时代有很大区别。以前的科学是一个发现的时代，比如说万有引力、相对论等，是一种现象、规律的发现和阐释。现在的科学更多地是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无论是互联网的各种技术，还是现在看来还有些天马行空的元宇宙、星链计划等，这些都非常需要想象力。它们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想象与创造出来的。

我考虑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从知识论的角度研究什么是想象力，想象的性质、特点与类别，普遍的概念与命题是否可以想象，想象的相关活动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与规律，等等。假如我们把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搞清楚，我们就可以开设课程，对学生进行想象力的训练，帮助他们提升这方面的能力。

这次，我这篇有关知识论的文章入选上海社联年度论文，我希望可能让更多人对知识论产生兴趣，甚至进行拓展阅读。在学术研究上，每年新发表的论文数量非常可观，通过年度论文评选的方式，筛选出若干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助于使它们得到学界的关注，促进学者间的交流乃至争论，对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