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青年毛泽东怎样读书

陈晋，1958年10月生，四川简阳人。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研究员。曾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分配到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分配到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调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主任。主编《党的文献》与《文献与研究》杂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20世纪80年代主要从事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90年代主要从事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并为许多电视纪录片撰稿。著有《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文人毛泽东》《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大时代的脉络与记忆》、《读毛泽东札记》等，电视、电影文献片作品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新中国》《使命》《大国崛起》《伟大的历程》等。

一、“读书要为天下奇”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之初，和其他农家孩子没有两样，不过是略识之无，为谋生之备。他当时的读物，无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论语》、《孟子》、《诗经》等经学典籍，以及《左传》、《纲鉴易知录》等史传著述。在韶山纪念馆，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论语》、《诗经》，封皮上有他小时候的亲笔签名。这是他一生留下的最早阅读痕迹。此外，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1913年求学时期的毛泽东是学校中的佼佼者

关于私塾时期的阅读感受，毛泽东在晚年多次谈起，说是“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

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走上水的农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泽东培养成种田的好把式，最好像自己一样，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识些字，有纠纷能讲出道理；会用算盘，做生意时不至于吃亏。这种安排，使毛泽东在读了六年左右的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学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田上面。

直到读郑观应那本他“非常喜欢的”《盛世危言》，知道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才使毛泽东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人生未曾远行，便有了新的遭遇。连铁路、电话都未曾见过的毛泽东，有了新的梦想，开始把读书与立志连在一起了。

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抄写了一首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6岁的毛泽东，此时未必清楚志向究竟是什么，但以“学”立“志”，且志在四方之意，表达得很明白。

从1910年秋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近9年时间，除当兵半年，自学半年，他主要在学校读书。年龄比多数同学要大，社会经历也丰富一些，这使他在读书问题上多有主见。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是说源于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是说他和同学们谈论“立志”，常称“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把“读奇书”当作了成为“奇男子”的关键条件。

在他的心目中，所立之志，相当程度上要靠读书才能接近和确定，由此宣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1915年22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阅读生涯，曾私下做过一番设计。同年6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表示要效法康有为自称的阅读经历，即“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由此觉得，目前学校的教育方式，不能满足自己这个要求，很是苦恼。经过反复权衡，他还是认为古代书院那种主要靠自学的方式更好。9月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自己要退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去自学。所谓自学，就是找一个深山幽静处，“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涉其新”。这番表白，透露出他对传统书院闭门求学方式的期期向往之心。后经朋友劝说，他才打消退学念头。毛泽东后来对学校里“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一直不满，从这里倒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真正的阅读，不只是精神消费，也是一种精神生产。有两种阅读情况：一种是像收购废旧物质的商贩，把一些现成的别人用过的二手货拿来即可；一种是深入地下矿井的工人，靠自己去开掘和发现丰富的一手矿藏原料。崇尚自学的毛泽东，显然属于后者。

求学是为了立志。毛泽东求学期间要立的“志”，又是什么呢？

从他留下的文稿来看，最早谈到的是“修学储能”，即为未来干事情储备知识才能。这和今天的青少年学子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但很快，他的读书追求便超越了这个目的。特别是在经历了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乱局后，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说无才无能，甚至是有大才大能，但“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看来，光有才能智计，终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他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封长信，对修学到底应该储什么“能”，读书到底应该立什么“志”，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他说：今天许多人读书立志，说是将来要当军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于对成功前辈的羡慕，模仿别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据“宇宙之真理”来“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么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泽东说那个东西叫“大本大源”。

“本源”这个概念，源自朱熹，为近代湘学士风所追慕。说起来很虚玄，其实很有些像黑格尔说的那个“绝对真理”。要找到这个“本源”，途径在“倡学”。也就是说，读书的目的，在于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五四运动时期青年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很敬佩曾国藩。曾国藩谈论本源，说“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把没得本源的人，比喻为“秋潦无源，浮萍无根”，意思一脉相承。毛泽东甚至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许多人对此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正是在给黎锦熙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当时敬佩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并且能够用“本源”去“动”湘军之“心”，“动”天下人之“心”。也就是说，他能够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感染天下士子。毛泽东所敬者，即在此耳。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近人当中，康有为“似略有本源”，无非也是看重康有为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这样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会的目标理想。特别是其“大同”理想，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泽东当时的社会理想，恰恰也是让人人“共跻圣域”，“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和康有为的想法比较接近。直到1949年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把康有为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说他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读书要为天下奇”，所“奇”者，就在这个“本源”。明了这个目的，毛泽东表示：“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所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毛泽东当时探讨“本源”的切入点，是人心。为此，他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真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再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他在1918年4月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就把寻求学术真理，以动天下之心的目的具体化了。

从寻找“本源”到“改良学术人心”，是毛泽东早期独具特色的阅读追求，是一条不可小看的伏线。他后来那样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思想意识，或发端于此。

二、“择书”而读，读出个湖湘学风

怎样才能找到“本源”，毛泽东的思路是比较清楚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谈论“本源”的信中讲：“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为求“本源”，他求学时期下功夫读的书，首推经史子集。

青年毛泽东阅读中国传统文史哲典籍的情况，可从他在湖南第四师范(不久并入第一师范)留下的一册听课笔记《讲堂录》中窥知大概。这册《讲堂录》记于1913年10月至12月，内容是修身课和国文课。讲修身课的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康德哲学，讲课中很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处世等方面来教育学生，毛泽东所记，主要是传统经典讲修身方面的内容。讲国文课的袁仲谦，特别喜欢唐代韩愈文章，毛泽东所记，主要是韩愈文章的一些词句解释。从他当时的通信和留下的其他文稿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经史子集，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和《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韩昌黎全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这番阅读，为他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

阅读传统典籍，是那时学子们的普遍现象。毛泽东的特点不是被动接受，更多是带着研究的眼光来读。如果有兴趣翻看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省委共同编辑的《毛泽东早期文稿》，很容易引发一个猜想：假设他后来没有成为革命家，而是当学者做学问，也一定会成为文史领域很有建树的学问家。

所幸的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例举了一本他所“择”之书的范本，曾国藩编辑的《经史百家杂钞》。这是曾国藩选编的一部古文选集，所选文章上自先秦的《尚书》，下迄清代姚鼐的作品，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七百多篇文章，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国学经典读本。在编选标准上，除姚鼐强调的义理、词章、考据外，曾氏又增加了一条“经济”，即“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目的是使选文与政事结合，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以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经史百家杂钞》是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曾国藩，为教育子侄后辈成才编选的，本意为自用，后来付梓，清末民初，流行一时。

青年毛泽东画像

毛泽东在信中对该书的评价是，“尽抡四部精要”。意思是该书从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方面，把经、史、子、集的精要都提炼出来了。他还说，国学的精髓在于“文”与“道”的统合相融，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畸于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却“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毛泽东的学风渊源，由此奠定。他当时比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风的影响。杨昌济提倡研究船山(王夫之)学问，毛泽东则经常到传承和发扬王夫之学术精神的船山学社听课，他稍后创办的自修大学，也借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对顾炎武的《日知录》，他读得很熟，推崇其“经世要务，一一讲求”的学风和作风；岳麓书院在传播湖湘文化上居功至伟，毛泽东耳濡目染书院的文化气氛，刻在院门上的“实事求是”，以及山门上的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对他的影响不可小看；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谭嗣同的《仁学》，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对他早期思想学风的浸润，更是多多。

青年毛泽东“择书”而读，读出个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风，是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出生时，曾国藩刚刚去世20年。曾国藩是湘乡人，毛泽东的外婆家即在湘乡，离韶山很近。毛氏家族有不少人投入曾国藩创建的湘军，立功受封成为提督、总兵者就有三位。他小时候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保存下来卷五、卷七、卷八和卷十，共四本。封面上写有书名、卷别，右下方竖写有“咏芝珍藏”，均为毛泽东亲笔。从小耳濡目染的“乡贤情结”，还不是主要的。关键在曾国藩治学，讲求“本源”，才做出那样大的事情，成为晚清的“中兴名臣”。

湖湘学风对毛泽东的具体影响，当时主要在修身处世方面。他在当时的书信、笔记或文章中，经常引用《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中一些修身立志方面的话来自励。诸如，“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不能小看这类像人生格言的东西，湖南近代出那么多杰出人物，不能说和湖湘文化在学子中的普及浸润没有关系。

三、“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毛泽东接触新学和西学，稍晚一些。

他发蒙时，科举废，学堂兴，新学大倡，各种介绍西学的报刊书籍已经比较普及。但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直到16岁时，从表兄那里借阅《盛世危言》这本新学著述，他才开始“睁眼看世界”。可以说，是新学把毛泽东引向了新的天地。

从1910年下半年赴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后，毛泽东孜孜攻读传统典籍的同时，开始关注新学，读了不少介绍西方历史和文明的书。比如，他从同学萧三手里借阅过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在书中用墨笔画了不少圈点，圈画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还书的时候，他对萧三说：“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青年时期毛泽东与家人的合影​

现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还保存一本毛泽东当时读过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4号，他在该刊所载的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一文处，批了如下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话很珍贵，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阅读批语，也是他表达政见的最早文字。看来，他思考现实政治的起点，是康梁维新派的主张。1936年在保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陈：“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关于湖南知识界在戊戌变法前后传播新学的情况，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有过描述。他说：“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这种新学气象，实为湖湘学风的发扬。正是在接触这股新学思潮后，毛泽东说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其实，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到维新派康、梁的著述时，他们的主张已经过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已于1907年停刊。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才第一次即时读到反映新学的报刊，思想开始跟上现实时代。当时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引领潮流的报刊是《甲寅》、《民立报》等，他后来说，自己在《民立报》上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看到“同盟会的纲领”，觉得是“激动人心的材料”。从此，他开始远离康、梁的改良主张，转向孙中山、黄兴革命派的立场。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新军当兵，从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到江亢虎在报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党章程》，特别是江亢虎和宋教仁在报刊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文章。他觉得很新鲜，便四处写信和朋友讨论。

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新学和西学著述，是1912年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半年期间。其中，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给他印象很深，诸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各个方面。他当时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1936年同斯诺谈到这半年自学，他说是“极有价值的半年”。1959年，他还同外宾谈起当时的感受：“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

进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读的新学著述就更多了。一师的老师，学贯中西者不少，经常向学生推荐一些西学新学著述来读。从全国思想界的动向看，经过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的沉闷，新文化运动开始酝酿。毛泽东在校期间，是酝酿新文化运动的《青年》(1917年改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对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1917年，他还在上面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能够拿得稿酬的文字。

或许受到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求心性修养，毛泽东当时读新学西学，比较感兴趣的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他当时手抄过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7册。

陈晋 著《毛泽东阅读史》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4-1

对求学期间阅读新学西学的动力和感受，毛泽东在30年后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概括。他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这些话虽事后所说，却也道出毛泽东早年的真实心迹。可证之他的同学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一段日记。这天的日记说，毛泽东和他谈道：“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本源”之光仿佛透露于新学之中。在他看来，能够从根本上“动”天下之心，进而改变中国的“本源”，似乎只能从外国输入，从托尔斯泰这些人宣传的，对中国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思想中去寻找。因为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了。“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在那时青年学子中不在少数，因为他们超越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也有别于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

本文节选自陈晋著《毛泽东阅读史》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