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辉清质看新月──记林文月先生其人其文（上）

作家林文月被誉为台大文学院的一道风景。（本报资料照片）

一九八二年，吴宏一指导日本留学生片谷景子硕士论文，台静农（左二）、叶庆炳（右一）、林文月（右二）担任口试委员。（吴宏一提供）

一九七○年代末，吴宏一与林文月参加台大中文系晚宴。（吴宏一提供）

林文月一九八三年为台静农（右图）、一九九一年为郑骞（左图）工笔画像。（吴宏一提供）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时寂寞心。──〈元遗山．论诗绝句〉

一

华语世界著名的散文作家林文月教授，今年五月二十六日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家中去世，消息传来，台湾学界文坛同表哀悼，新闻传播媒体也纷纷报导她的生平简历以及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有人以为我与林先生在台大中文系同事三数十年，必然「熟识」，因此特地邀我写一篇纪念文字。

其实，我与林先生虽然认识很久，前后长达数十年，但私下来往并不多。尤其是她一九九三年从台大退休、举家移民美国以后，更是很少连络。林先生为人娴美可亲，与我同辈的系中同仁，多暱称她为「林姊」、「文月姊」，或直呼其名，而我则习惯称她为「林先生」或「林老师」。从这称谓上，已可想见我自以为与她有上下尊卑的一定距离，谊在师友之间。

二

我是从一九六一年九月入读台大中文系的。那时候，林先生硕士班刚毕业不久，初任讲师，不在本系开课，所以无缘认识。不过，却也听说我们系里有一个美女教师，年轻漂亮，家世显赫，名叫林文月。她虽然只教外系的大一国文，可是慕名而前往一睹芳容的，不乏其人。有关她的种种传闻，也因此滋生繁多。例如：有人说她是连雅堂的外孙女，出自台中雾峰林家，有人则说是出自台北板桥林家。虽然家世好，她却偏偏嫁给一个穷画家，又说他们夫妻如何如何，……当时我专心读书写作，对此毫无兴趣，所以四年大学本科，与林先生始终无一面之雅。

我第一次见到林先生，已是一九六六年的秋冬之际。那时候，我读硕士班一年级，同时在一家私立专科学校兼课，工作很忙。忽然有一天系助教通知我，林先生邀我某月某日某时到某地点一起商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写书计划。届时前往，我才知道原来是「东方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游弥坚先生，在出版少年读物「世界名著系列」与「世界伟人传记系列」之后，有意依同样的方式出版「中国古典名著系列」。他和洪炎秋老师（大一教过我「文学概论」）等人商量，请林文月先生担任主编，负责邀稿，第一批邀约的，包括我在内，总共四个人，都是系中同事。

那天在游先生家见面讨论的过程，记忆已一片模糊，很多地方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见面时，林文月轻声叫我名字，我则称她「林先生」；只记得游先生家是日式建筑，非常宽敞整洁；游先生当过台北市长，言谈从容，真的是老派绅士；林先生则不但容貌姝丽，而且温和娴雅，真的很像日本画中的古典美人。那天林先生主持讨论的「中国古典名著系列」，暂定隋唐以前，彼此交谈不多，似乎最后林先生选的是《谢灵运诗》，我选的则是《世说新语》。这似乎和游先生原先少年读物的构想不相符合，因此后来出版计划不了了之，没有了下文。但从此我和林先生却开始有了联系。

那时候，我刚由台中光启出版社出版了散文小品《微波集》，社里有人介绍我认识东海大学中文系的讲师陈晓蔷。后来才知道她是林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我每次到台中光启出版社探望顾保鹄神父时，都顺道到东海大学拜访她，她也每趁大专联考北上阅卷之便，透过林先生约我见面聊天，前后有好几次。我们三人都是台静农、郑因百老师的学生，聊天时常有共同的话题。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得高兴，还一起去温州街拜访台老师，然后陈晓蔷又带我到瑞安街去拜访他的同事王静芝先生。

后来在一九六九年，我进了台大中文博士班，陈晓蔷则到美国改念图书馆学，而林先生更是意外获得国科会资助，赴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进修一年。到了博士班三年级，我已修满学分，正在赶写毕业论文，同时在系兼任讲师。就在那一年，郑老师难得的在大学部开了一门选修课「陶谢诗」，我高高兴兴去加选时，郑老师却告诉我上学期虽然由他教陶诗，可是下学期因他要到美国讲学，谢灵运诗将由林先生代授。他认为我已修满学分，又在系上兼任讲师，实在不宜加选此课，否则会给刚在本系开课的「林学长」不少压力。然而由于我表示看过林先生早期在《文学杂志》（夏济安主编）发表的论文，包括她的硕士论文《谢灵运及其诗》（郑老师指导）和文星版的《澄辉集》，认为都写得不错，颇有见解，因而颇为坚持，希望有选修的机会。个性随和的郑老师，见我如此，最后同意了，但仍然说会先去和林先生打个招呼。

就这样，我真的上过了林先生的课，即使像某位同事所戏称的只是半个学生，但毕竟可以名正言顺的称她「林老师」了。只是我不知道，林先生当时的兴趣，已由中国古典的六朝文学逐渐转向中日比较文学和现代散文的写作。

三

我自一九七三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受到屈万里、龙宇纯、叶庆炳、张亨等等师长的提携和鼓励，在台大中文系教书的同时，也在国立编译馆负责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工作。十几年间，不必讳言，我在这两个单位的发展，堪称顺利，但工作很多很忙，而且处处遭忌，常常被人「口诛笔伐」。

在台大中文系，一般而言，硕士博士毕业的新聘教师，大多只能在外系教大一国文，通常要过十年左右才能回系开课，还不一定能指导研究生。林先生就是如此。我却从第三年起就回系教本科生了，而且还开始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并且和林文月先生合教外文系「中国文学史」上下两年的课程。林先生教大一，主要讲六朝以前的诗文；我教大二，主要讲唐宋以后的传奇、话本。当时的风气，外文系的教师，同事之间，彼此多以「老师」相称，像时任文学院长的朱立民教授，就称林文月为「林老师」。但在中文系则习惯上只称教过自己课的为「老师」或「先生」。因此，我在外文系师生面前称她「林老师」时，人多不以为怪，但在中文系则有时会被讥为讨好巴结，事实上，除了林先生之外，像龙宇纯、叶庆炳、张亨诸位师长，他们也都没教过我课，但我仍然一概尊称「老师」。在这方面，林先生是了解我、同情我的。她知道我不是为了讨好巴结别人。

外文系当时正提倡比较文学，重视文艺创作和名著译介，还创办了《中外文学》。叶庆炳与林文月先生，和外文系的关系一向很好。叶先生不但积极参与比较文学的课程设计和会议活动，而且推荐我担任《中外文学》的中文主编；林先生则不但为《中外文学》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而且常常响应比较文学的活动，参加中日比较文学的国际会议。最值得一提的是，大致也从这时候起，林先生和叶先生一样，开始重视现代语体文的散文创作。我因早就写了一些散文小品，又常跟他们在一起，因而被一些校内外的守旧派视为异类而多所嘲讽。在这方面，林先生处身其中，当然也是了解我、同情我的。她知道我不会在乎别人无谓的批评。

在国立编译馆，我起先和张亨、戴琏璋编《国中国文》教科书，选了黄春明的〈鱼〉、杨逵的〈压不扁的玫瑰花〉和吴晟的诗，就有人攻击我们专门歌咏台湾本土，说是思想有问题；我们选了余光中的〈乡愁四韵〉、潘琦君的〈下雨天，真好〉，就有人攻击我们心怀大陆，说是脱离生活现实。后来我和林良、林海音一起编《国小国语》教科书，林海音写的课文「妈妈早起忙打扫，爸爸早起看书报」，被批评为歧视女性；我根据古文改写的〈神箭手〉，则被批评为鼓励射杀动物，破坏环保。我们了解，这些批评大多出自同行的相忌，很无奈，但也很难处理。林先生和齐邦媛（台大外文系教授，当时兼任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林海音（纯文学出版社负责人，林文月第一本散文集《京都一年》的催生者和出版者）都有私交，对于这些批评，她都曾先后为文声援，直接或间接表示同情，给我们打气。我想这或许是林先生因人美命好也常被人羡妒讥讽而深有同感吧。

这段期间，我与林先生见面的机会比以前多了一些，因此对她的为人及其家庭生活也多了一些了解。我发觉林先生虽然长得漂亮，到处受欢迎，但不骄傲，做事非常负责认真，说话也非常诚恳实在。例如有一次，我与她参加某位同事的晚宴，听她说她父亲小时候如何刻苦自强，如何获得板桥林家提供的奖学金到上海去就学创业，才知道她老家原来在彰化北斗，是一般平民，而非出身于传闻中的台中雾峰林家；听她说她几天前曾陪她舅父到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母亲，如何为她母亲梳头发，才知道她母亲确实是连震东的胞姊，所以连战确实是她的表弟。又例如有一次，我和她以及李欧梵等人，参加时报文学奖的决审会议，晚宴后到她家喝茶聊天，才认识她的丈夫郭豫伦和儿子郭思蔚。她丈夫是商人，也是画家，儿子则还在念书，彬彬有礼。屋内整洁，充满书香茶香，是一个生活优裕的中上人家。后来，她女儿读中学时的家庭教师，是台大医科姓刘的高材生，恰巧也是我内人老家高雄楠梓的邻居，有几次来我家聊天，谈起林先生的女儿以及他对林先生家人的观感。拼凑起来，更让我觉得：林先生家的夫妻儿女四人，真的是一个美丽的组合，是一个幸福美满的现代家庭。早年学生时代所听到的一些传闻，真的好无聊，对林先生其实不是赞美，而是亵渎！也因此，林先生私下请我不要再叫她「林老师」时，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前面说过的，这段期间我的工作很多很忙，并且因此遭忌，常被排挤，口诛而笔伐。真正的代价是：用眼过甚，先患白内障，开刀后又造成视网膜剥离。记得手术后不久，我参加另一次时报文学奖决审会议时，大家恭喜我开刀顺利，而一向文静寡言的林先生，竟然也难得高兴的开玩笑说：「吴宏一这一次是去割双眼皮。」（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