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这部电影我吹晚了
虽然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一秒钟》了，但我还是想说，这部电影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即使几年前张艺谋拍过同样时代背景的《归来》，对我个人的触动也不大，太过隔靴搔痒。
但是《一秒钟》不一样，这一定是张艺谋最私人、最真诚的电影。电影每一帧、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画面，都像是他私人珍藏的老照片。
而且，在电影大段大段的留白里，张艺谋再次讲述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苦涩命运。
张艺谋最私人的电影
先不管是不是写给电影的情书，《一秒钟》都是张艺谋最私人的电影，里面有他的青春时代和胶片情结。
张艺谋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手艺人，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也像“手艺人”一样，苛求电影要还原符合那个时代的每一个道具、每一个细节。
比如，一定要找到1957年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生产的松花江牌5501型35毫米固定式放映机，尽管这种放映机80年代就淘汰了。
胶卷不能放得太整齐，因为那个年代的拷贝一直在外面跑；中影和新影的胶卷，用的不是一种胶布。
张艺谋亲自上手示范怎么洗胶卷，擦的时候不能来回拉；要用蒸馏水，洗完之后要用小风让它自然风干：
《一秒钟》故事的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露天电影是为数不多的一点点娱乐。
比如作家迟子建在散文《年画与蟋蟀》里写：
“露天电影多是在夏天放映，所以人们来看电影时，往往还拿着跟黄瓜或者水萝卜当水果来吃。当然，人群聚集的地方，也等于是为蚊子设了一道盛宴，所以看电影归来的人的脸被蚊子叮咬了的占大多数。人们在散场归家的途中，往往会一边议论着电影，一边议论着蚊子。”
2007年张艺谋在戛纳的3分钟短片《看电影》
今天的年轻人，应该都没有这种经历了。
其实露天电影到80年代还很常见，因为电视还不普及。
在电影前“加映”的《新闻简报》1993年停更之前，已经更了44年，基本每周一期，每一期都有编号。除了重大新闻，还有一些生活新闻。比如1958年第31号《新闻简报》里，就有当时流行的中华香烟和飞鸽牌自行车[1]。
露天电影常见，为了普及电影，每个公社或者乡镇都成立了电影放映队。电影放映队从50年代的552个，到70年代末，有将近6万个[2]。
放映队里电影放映员的特殊待遇，不只是《一秒钟》里范电影去吃面，多加一勺油辣子。
他们到村里放电影有人专门管吃住，去集市上买肉有免单[3]。最重要的是，那时候电影放映员是“铁饭碗”，拿文化部统一规定的标准工资[4]，出去相亲都比别人吃香。
张艺谋对那个时代，还是有回忆滤镜的。电影的整体色调是灰色，绿色和蓝色仅仅作为点缀，但还是暖色调，就是老照片的质感。
《一秒钟》是导演张艺谋最私人的电影，但肯定不是中国版《天堂电影院》；故事的核心，和迷影情结无关。
首先它的故事，现代人就很难理解。
张译演的张九声是个犯人，好不容易出来，万里迢迢走到刘浩存演的刘闺女和范伟演的范电影所在的西北小村子，就是为了看一场电影。
中间这个人遇到的阻碍包括但不限于：刘闺女要抢胶卷、胶卷因为掉下牛车被拉成了肠子、逃犯身份被发现即将被抓走。
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止这个人看电影，看到身份即将暴露，他果断抽出刀，最后成功看到这场“电影”。
但是那不是电影，是《新闻简报》。整部影片也跟电影没有关系，故事中其它跟这个胶卷产生关系的人，想看的也不是电影。哪怕是台下欢呼热烈的观众，也只是想暂时摆脱无聊又让人窒息的生活。
张九声想看的不是电影，是那里面女儿出现的一秒钟。于是观众自然会产生第二个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回家看女儿？
即使电影里没有明说，即使不看观众的映后提问和导演的采访，现在的故事也能看出来，他的女儿已经死了。
女儿不仅死了，而且死因跟张九声在新闻简报里反复看到的，扛面袋子有关。最明显的地方，是故事结尾礼堂的戏份。刘闺女对他说了一句：“面袋子怎么没把她压死”之后，张九声激动得踹了她一脚。
女儿的直接死因可能是争着抢面袋子。问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为什么争着抢面袋子？
这三个问题出来之后，就出现了《一秒钟》真正的主题，那个时代小人物的苦涩命运。
这种主题在张艺谋2000年之前的电影里拍得最多。比如，《活着》里福贵的儿子有庆。
就像《一秒钟》里，女儿死于一场意外，但是回溯她积极扛面袋子的原因，还是因为她的父亲。因为父亲被定性，影响了女儿的生活甚至生存，所以她才要争先进；就像范电影那句台词：“得争啊，不争怎么能行呢。”
而且，张九声是因为打架被抓去关了几年。而在正常的时候，一个人既不会因为打架被抓去坐几年牢；也不会因为父母做的事，直接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电影的构图，这一点也非常明显。《一秒钟》里一直在出现，人在漫天黄沙的映衬里，缩成了一个小点的场景。
人就像西北大漠里的一粒黄沙，风一吹就散了
还有这个故事里角色的名字，有名字跟没名字差不多。刘闺女、范电影这样的名字，是别人随便给的；有名字的张九声，名字在正片中也没出现，片尾字幕里，出现的是“逃犯”两个字。
按照中国传统，人有没有名字、有什么样的名字，是有阶层和身份差异的。有身份的人有名有姓；平民一辈子可能只有小名，或者周围人给起的“外号”。比如孔乙己，就是外号。类似于《一秒钟》里的“范电影”。
或者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中写的“春宝娘”这样的名字，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只是某个人的母亲或者妻子。
没有名字，只有外号，就意味着没人在意，也没人记得。
不只是活着没人在意，死去之后除了至亲也没有人记得，比如故事中已经死去的女儿。
张艺谋在电影上映后，在一个采访里说过[5]，之前的版本里，有张译给小女孩讲女儿的死因这一幕。
虽然时长差别不大，不过有没有差别还是有点大。
如果出现了这一幕，新闻简报里女儿反复出现的那一秒钟，就成了黑色幽默。女儿已经死了，还是被当作先进拿来表彰。
2000年之后，张艺谋还拍过《山楂树之恋》和《归来》。时代背景一样，故事内核差别非常大。
尤其是《山楂树之恋》，纯粹就是在怀旧，“现在的时代很浮躁，而在那个年代，曾经有过那么美好的青春和爱情”，那个时代好像成了一个乌托邦。《归来》与其说是伤痕文学，不如说是中老年版本的“初恋50次”。
至于张艺谋的其它商业大片，跟这些就更没有关系了，也不适合放在一起说。
70岁了，张艺谋还在拍电影
拍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也不是张艺谋或者第五代导演独有，起码去年王小帅的《地久天长》也是类似主题。
《一秒钟》能被反复讨论，还是因为这是张艺谋的电影。电影故事发生的时代，就是张艺谋18-28岁之间。
那时候张艺谋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先是上山下乡在农村待了三年，后来终于有机会调到咸阳一家棉纺织厂，一待就是7年。
这期间他迷上了摄影。住在棉纺织厂的宿舍，每天都在琢磨怎么调整光影。后来靠卖血换的钱，有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本科生招生，那一年有一万八千多人报名，最后录取157人[6]，张艺谋也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因为超龄，他本来没有资格报名，是他自己给当时的文化部长写信，同时寄去作品，最后被破格录取。
2014年《归来》上映期间，张艺谋在一个采访里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全校年龄最大的一个，完全是偶然上了大学，所以那种搭上末班车的心情，那种侥幸、那个庆幸，很激情。就是一秒钟都不想浪费。”[7]
很难说清《一秒钟》里的范电影是不是有他的影子，或者他是否曾经受到过电影放映员的影响。但是电影中，范电影那近乎恋物癖一样的胶片情结，俨然张艺谋附身。
张艺谋拍了三十多年电影，唯一不见天日的只有一部《活着》；而且在《活着》之后，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再也没有拍过所谓的“民俗电影”。2000年之后，他和张伟平开始合作生产商业大片，成了国产大片里的招牌。
这些都给他带来过巨大的争议。甚至说，张艺谋可能是中国电影导演里争议最大的导演——八九十年代，在国外拿奖的时候，国内知识界批评他拿猎奇的影像讨好外国人；《英雄》出来之后，质疑的声量更大。
而且不只是对他转向商业和市场的质疑。
这些张艺谋都照单全收。因为家庭出身，他的性格非常隐忍。他很会适应环境，而且依靠适应环境，一次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张艺谋不是作者型导演，也避免把自己定位为作者型导演。“如果一直拍《活着》那可能现在就活不下去了”。
商业片和文艺片，他都想尝试，也不想把两者混为一谈。前者属于市场，更大众，要谈票房；后者更艺术，更小众，票房在市场上，天然不占优势。
所以，2010年他和张伟平分手之后，张艺谋既拍过《归来》这种回归熟悉领域的电影；也有《长城》这种好莱坞怪兽片。
张艺谋对《长城》的拍摄体验应该不太好。国内是导演中心制，一切导演说了算；好莱坞是制片人中心制，他说不上话。一段秦腔，还要“跟美国人急了”，才勉强保住。
所以拍完之后，他的体验只有一句“做回你自己”。
《一秒钟》应该也是张艺谋“做回自己”的电影。哪怕上映不到两周，票房刚刚过亿，排片已经降到2.1%。
不过，我猜，即使有人问他票房，他也会像几年前《归来》上映的时候说：“这部电影我们不谈票房。”
参考文献
[1]周艳、朱勤效.（2009）.新闻简报中国 民生1950—1961.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刘君. 露天电影: 从流动影像放映到公共生活建构[J]. 东南学术, 2013 (2): 218-225.
[3]视觉江淮.（2019）.一位乡村电影放映员37年的光影故事
[4]李志强、潘惠楼、徐贺成、贾诚仲、孙朝山.(2000).北京工业志·煤炭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5]ifeng电影.（2020）.电影可以放了
[6]李金梅. 文化研究视域中的张艺谋[D]. 苏州大学, 2008.
[7]新浪娱乐.（2014）.张艺谋：这个时代不需要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