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俭／爸爸：眷村应该留给有困难的弟兄住

文／方俭

看到王如玄买军眷住宅的事，心中有很多感慨，除了政治上，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都要占合法的便宜，难怪台湾的政治永远无法清明。正所谓「窃国者侯」，有种偷大一点，只偷军眷住宅，只能算是「窃钩者」，怎么是个副总统人才？诛之无碍。

我从小就住眷村，成长过程离不开眷村，虽然只有11年，但很少有人像我一样住过陆、海、空军，和警察的眷村，经历了1960至1970年代眷村的形成，也目击后来眷村的演变。

国共内战，国民党转进台湾时，大家逃难，来台湾大官占日本人留下来的官舍，小兵占空地、公园预定地（如台北市七号公园之前的建华新村，就是我小时候常去之地，后来迁建成大安国宅），到1970年前，军人没人敢买房子，因为这代表想在台湾久居，台湾是反攻的跳板，谁敢在跳板上买地、买房？

1970年以前的眷村盖得低矮，我小时候曾住板桥台贸九村，一天到晚飞檐走壁的，因为墙、屋顶都不高，很容易「高来高去」。

我小时候，1960年代曾有人欠外公钱，想以台北市公馆万盛里的地抵债，我外公一口拒绝，当时他的想法是，就要回家了，大陆地方很大，为什么还要在台湾有土地。当时天经地义的想法，今天恐怕是大错特错的笑话，那可是数以亿计的财富。当时整天反攻大陆的洗脑，这是外省人普遍的「信仰」，谁会有先见明？

为什么1970年是转捩点，因为1970年退出联合国，在蒋公「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下，国防部发出「华夏贷款」，让军人可以买房子，以示「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我家因此也贷款了，买了永和的房子，搬离台贸九村。1971年，我11岁，我家脱离了眷村，但是我大多数童年的朋友都是眷村的。

我外公原来是空军，单位在蟾蜍山下，住在公馆有院子的日式平房，后来当警察，1970年代后期，还给了农业试验所，搬到虎林街二十坪的警察宿舍，可比在公馆以台大校园为邻差多了。他曾说和日本人打仗，住日式房子不舒服。当时他可以继续赖着住下去，但是他的性格使然，没住；我可以想像很多人住惯了宽敞的职务官舍（可能是占日本人留下来的），不愿搬离的不舍。

1975年蒋介石过去，年底我父亲受蒋经国之命，担任军用住宅公用合作社首任总经理，后来1988年蒋经国过世时，他曾告诉我，在经国先生召见他时，告诉他：「我们回不去了，好好安顿弟兄们吧。」我父亲奉命整理从将领到老兵的住的的问题。他到底做了什么，我当时很少在家，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在任3间，协调很多单位，买了很多地，让军眷眷舍用地合法化，不能再到处强占民地，或其他用途的土地。

到1987年结婚时，住大安国宅，我父亲很不赞成，因为那是眷村迁建的，他不想我住，怕人指点，但是我住乙区，是非眷区的民宅，他才勉强同意。

在父亲的心中，眷村应该留给有困难的弟兄住的，我们不应该占便宜，特别我不是军人，就不该住。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选择当无壳蜗牛，并非「心存反攻」，我在地球上也无寸砖片瓦。我相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作的，虽然我早就洞见炒房炒地的好处多多，但是我很「勇敢」的选择不买房，因为我不想把辛苦赚来的钱奉送给无良建商，和吸血银行。所以我一直不是这个社会的「维稳力量」。

一直到今天，不是想反攻，就是想统一／独立，好像没有人好好把台湾当成长久居留的家，好好规划，只有炒地皮，炒房，就成了今天杂乱无章的都市景观，和无所不在的违建林立，反映出流亡政府的难民、乞丐、流氓嘴脸。

我选择了「过河卒子」的人生，只能往前，有一席可住之地即可，田宅于我无缘，以后，也不会买房买地，不想成为靠房赚钱，助纣为虐的一员。

可能因为我的心是很安定的，没有恐惧，我把自己交给社会。

●作者方俭，东海大学生物系毕业，绿色消费者基金会员工。本文不代表《ETtoday新闻云》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