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层面缺少标准 学分互认何时捅破"天花板"
哪有蜜蜂盯着一朵花采蜜的道理？同理，一名大学生的学习也不应该局限在一所高校。
不久前，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发布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强调京津冀三地将深化高校联盟建设，在联盟平台上探索培养方案互通，开展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学生交流和短期访学。
这也就意味着三地大学生可以像蜜蜂采蜜一样，在京津冀高校这座“大花园”里相互选修课程，并且承认学分，“一张录取通知书，可上N所名校”，不至于因一校优质课程资源不足，就饿死在一朵花中。
显然这是学分互认的理想状态。那么，现实中真的好实现吗？
位于北京城西北部的学院路，长不过两三公里，但在它的两侧和周边，聚集了10多所高校。其中多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行业性大学，特色学科鲜明，但学科门类不够齐全。
1999年，沿线的13所高校联合成立北京学院路地区高校教学共同体（以下简称学院路共同体），旨在实现教育教学资源共享。跨校选修、互认学分，成为迅速打开办学局面的突破口。
20年过去，学生穿梭各校上课的场景犹在，只是随着一些成员高校在郊区设立分校区，学生往返路途遥远，半天课程要耽误将近一天的时间，是否继续选学院路共同体的课程，成为他们心中的疑惑。
“课程要多吸引人，才值得学生选啊。”一位在学院路共同体任课的教师感慨道，加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已不似当年，不少学生本校的课程都不选了，怎么可能跑那么远去选其他高校的课程？而开课教师的报酬又与选课人数直接挂钩，学生少了，久而之久，一些课程也退出了开课名单。
北京某高校本科生韩玫告诉《中国科学报》：“比起大量开设的选修课，我们更想选其他高校的王牌课程，最好是专业课，毕业的时候可以拿该校该专业的双学位。这样所交的学费才更物有所值。”
其实，学院路共同体开设的辅修专业在最初之时颇有亮点。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专业目录没有的新专业，如“总部运行及管理”“会展经济及管理”等。只不过随着时光流转，记者在官网上看见，2019年辅修专业只有金融学、法学、英语三个相对大众的专业。
当然，学院路共同体并不代表联盟制学分互认的所有模式。
多年来，我国高校形成了不少学分互认的特色联盟。比如，跨校跨学科辅修第二学位的武汉地区七校联合办学、上海市西南片高校联合办学，被称为“中国式慕课”的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跨校交换学习的C9联盟，以及以学科为主打成立的“双一流”建设联盟。
没有想象中简单
随着教育部推进“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中国高校将与沿线国家实现学分互认。学分互认的问题只会更复杂，这在跨国交换学习中已有显现。
“我们去跨国交换一学期或一学年的同学，基本上视同放弃保研。”韩玫说，保研看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绩，而通常大一、大二的公共基础课国外修不到，跨国交换多是大三及以后的行为。
韩玫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有一年的课程不同、教师打分标准也不同，学校考虑如果混到一起算成绩排名，对未参加跨国交换的学生来说并不公平，因此，在操作上分外谨慎。
比如，国外高校的一些课程，课程名与国内高校稍有不同，学生就要去教务处解释，不仅要提供课程大纲，还要“磨半天嘴皮子”。能说通，就允许算学分；说不通，就不能算作学分，还得重新选课补齐学分，或把国外高校的专业课视作本校选修课对待，录入成绩。
跨国交换固然很有吸引力，但保研对学生发展更实际，“舍鱼而取熊掌”往往让大学生不得不作出“牺牲”。
近年来，高校虽然出台了学分互认的政策，但有时候一些细节未处理到位，也影响了制度的效果。
曾经某高校学生来北京大学参加暑期学校，校方的本意是鼓励学生在北京大学积极融入，但学生来过一次之后就不愿意再来了。细查之下才得知，来交换的学生在本校都是优秀学生，但在北京大学参加考试，因评分标准不同，成绩比较低，而回去后该校并没有考量大学的考试难度，给他们的成绩作相应提升等。较低的分数影响了学生的保研和奖学金，其他的学生就不愿意再来了。
动机、衔接是最大拷问
近年来，有关高校联盟成立的新闻并不少，但只见新联盟成立，却不见旧联盟公布新进展、新突破。这让人不禁怀疑，联盟制学分互认是否遭遇“天花板”？
在采访中，改革动机和制度衔接成为最大拷问。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指出，中西方高校均以联盟制的方式推进学分互认，但恐怕即便完全实现联盟内的学分互认，国内高校的动力依然不足。“一个联盟内，既然高校层次、类型、专业标准差异不大，为什么要去做互认？”这也是我国部分高校着手学分互认改革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诸如美国高校的学分互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学生转专业、转学的需要。比如，本州社区大学、研究型大学通过协议达成了学分互认，专科期间所修课程，在本科期间可以免修。社区学院可以借此吸引生源，这一点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较大。而我国尚未打通这条道路，学生选读互认学分课程动力何在？
那么，如何用课程来吸引学生？侯定凯指出，联盟内公选课遭遇的尴尬，也是当下通识课遭遇的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考虑，导致选课的动机更弱。而专业课是各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高校在联盟内开课也会更加谨慎。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进行学科评估时，可以把该学科是否对于相邻高校、其他领域人才有贡献，纳入考核指标。”侯定凯建议。学科评估目前主要针对本校人才培养。但实际上，学分互认背后体现的是开放的办学思想，如果有了评估指标的引导，高校面向更多学校进行人才培养，就可以作灵活的调整。
此外，学分互认制度背后还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学院教授卢晓东指出，公共财政经费虽然不必分担辅修/双学位、第二学士学位、慕课、暑期学校等课程成本，但如果大学建立了按照学分收费的系统，学生在其他高校选修了课程，本校就不应该收取相应课程的学费，或是即使预先收了这份学费，之后也要退还给学生。而目前，高校“只收不退”的情况却未改变，这也是学分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制度本身非常好，或许太好了，以至于超前了。大家的思维方式、政策配套都好像有点脱节，一开始想法很好，在落实时虎头蛇尾。”侯定凯说。
国家层面缺少标准
学分互认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即便在国外，不同层次的高校也存在人文、通识课程的学分更容易被互认，而技能类的课程相对难互认的情况。
侯定凯指出，学分互认难表面上看是制度衔接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人才培养规格、课程标准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任何一个层次的院校标准建设都不太完善的情况下，认定、转换某一课程的学分并没有太多依据。简单地说，在一般人看来，同一专业“985工程”高校比职业院校好，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他看来，缺少难以服众的人才培养标准，校际办学制度的衔接就会遭遇障碍。因为灵活性的前提是规范，没有规范谈不上灵活性。这也就呼唤国家层面的标准尽快出台。
“我国还没有在国家层面确定学分的基本定义，这是一大缺憾。”卢晓东说，以上各联盟虽然开启了学分互认的基本阶段，但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系统，凸显当下在教育部框架下确定高校学分基本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否则，校际之间，尤其是跨国校际之间通过谈判形成协议，采认起来要颇费一番周折。
国际上比较典型的是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系统（ECTS），采用学分、课业负荷量、等级三个要素，确保学分在不同机构间转换，并且可累积，在高等教育领域设计一套相对简化、可比较的资格框架体系，用以学分互认时参照执行。
在国内，国家开放大学打造的资历框架联盟，其基本工作就是对学分量的体认，提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制度模式、技术路径、工具方法以及应用模式，给我国未来的学分制建设带来曙光。
“针对特定行业的人才培养，尤其是专业性强的人才培养，应尽量制定国家层面的认证标准，以便于各校确定自身的层次、质量标准。”侯定凯补充道，如此这般，跨校学分互认才有公认的标准，后续校际如何去跨越层次、标准，才有相互协商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