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贫富差距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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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说:「只有双方实力相当时才有对与错的问题,当实力悬殊时,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的确,这个世界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会为所欲为,强化其政经地位。因此我们身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化世界中,贫者不管怎么认真打拚,却好像永无翻身之日。

而每逢灾难过后,就是一个贫富差距更加拉大的社会。美国从80年代开始,百业自由化,制造业外移,产业空洞化连带中产阶级也空洞化,长久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例都屡创新低。这次新冠肺炎重创中产阶级及低薪阶级,中低阶干部、店员餐厅侍者最先失业,而且这些工作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拉近贫富差距有诸多途径,例如课富人税、奢侈税,但都造成竞争力的阻碍,而富人往往用其实力请最好的律师避税,并拥有话语权影响决策,课税不实际。

摒弃资本主义更不可能,近300年世界之繁荣有赖于此,因此唯有触发企业家公益,行慈悲才行,最普遍的方法是成立基金会。但是基金会必须有清楚目标,还得有严格的管理、稽核制度。例如曾是世界第一大富豪的李嘉诚基金会就是帐目清楚、目标清楚。我在汕头大学教书时,曾经带领学生跟着他的稽查队伍,一起访问实施唇腭裂手术医院,当时李嘉诚与中国内政部一起合作唇腭裂手术补助专案,队伍中有会计师、律师、医生随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更促进小老百姓的福祉

近年来企业基金会目标更多元化,从影响政策,从事人文艺术研究,转为促进人们健康,或实地建立医院,如美国的Mayo医院,治疗癌症已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医院。

也有的深入偏远地区,治疗大规模传染病。因为很多基金会认为,既然贫富差距不能减少,至少可以让一般人享有同样的医疗服务,身体健康才能去工作,学工作技艺,这是增加个人所得的第一步。例如盖兹基金会近20年的主要工作,都是在非洲协助治疗爱滋病,从研究新药、建医院、招募医生、主导议题,带起风气及行动,使得爱滋病患大量减少。

在台湾也有同样事迹,例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3年前因前任妻子林淑如及弟弟郭台成都因癌症过世,因此他的永龄基金会捐出100亿元兴建台大癌医中心医院,历经4位台大校长,克服了许多阻力,终于在2019年完工。

台大癌医中心创院院长郑安理去年才交班,但是他的团队在成立之初就立下目标成为世界一流的癌症医院,医院的软硬体都以病人的视野来看。门诊有开阔的空间,挑高的梁柱,不给人有压迫感,每个病房都可以看见外面山景绿草,象征着生命。医院一切陈设色调都透露着低调沉稳,就如台大医院的百年传统。

本来鸿海经理人希望大量运用机器人来解决医院人力缺乏问题,但郑院长认为机器人永远不能取代人的温暖。癌医中心实践了企业家、政府及学术机构的结合,成为替基层民众服务的典范。也是减低贫富差距很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