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成龙七十
成龙须发皆白出席某公开活动。
不久前，成龙出席某公开活动时的照片引发影迷无限唏嘘，成龙须发皆白，和蔼地笑着向大家挥手。很多影迷感慨，自己年轻时曾经热爱的成龙大哥、在电影中飞檐走壁做出各种危险打斗戏的功夫巨星，原来已经到了自己爷爷的年纪。成龙，迄今为止也是好莱坞最被人熟识的华人巨星，他成为了好莱坞认识华人电影和华人世界的一个窗口。今天，一直被人称为“大哥”的成龙迎来了自己70岁的生日。以下是《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对成龙的报道。
成龙，跨过江湖和庙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天一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2日总第787期《中国新闻周刊》
穿着一身灰蓝色的休闲运动衫，成龙走进来，一边走一边哼着歌，“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那是近几年来，在各种场合中，成龙最喜欢唱的歌，歌名就叫做《国家》，代替了早些年的《男儿当自强》或者《壮志在我胸》。
所有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叫他大哥，这个与成龙的名字紧紧勾连的默认标签，贴在他的身上，似乎比高级定制还合身。
他拥有好几个名字。从陈港生到元楼，再到元龙、成龙，最后到成龙大哥。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已经一晃而过。
祖籍山东，生于香港，在传统戏班中接受教育，又在电影工业的时代潮汐中沉浮跌宕，他的人生因为那些电影而被放大，天马行空，快意恩仇；但也因为电影而被缩小，人们常常把真正的他与银幕上的那个人所混淆，甚至就连他自己也会迷惘。
他是中国人闯荡好莱坞中看似最成功的一个，但他却始终以一个最传统的中国男人的姿态，站在时光的洪流中，接受任何时代的洗礼与考验。
成龙的新片《铁道飞虎》刚刚上映院线，他依旧在电影中满足着我们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但这一次，他演了一个小人物，带领着一群更渺小的人在乱世中做出了一件大事情。
虽然最终他们的结局惨烈，但那依然是一部喜剧。
想做一个朴素而沉稳的中国男人
“你穿的是中国旗袍吗？男人旗袍？”
在2016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后台，阿诺·施瓦辛格这样问成龙，带着一点戏谑的口吻。
“对不起，这不是旗袍，这是男士长衫，中国最高规格的传统礼服。”成龙回答。
在得知自己是新一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之后，成龙为自己的领奖礼服花了很多心思，他在第一时间确定了要穿中式衣服，因为“全世界要看”，“我代表中国”。
最初设计师给他的长衫上配了一条金属的链子，成龙挂上去之后觉得很不顺眼，虽然他周围的人都赞漂亮，“他们都说挂着好，但我说你再挂一个，叼个烟嘴，那不就是上海滩吗？”成龙说。
最终他只穿了一袭黑色的丝绒长衫，宽宽的袖口挽上去，露出雪白的内衬。
他不想让好莱坞看到一个一丝不苟穿着西式礼服的中国人，也不想变成一个旧时代上海滩式的浮华大佬。
一个朴素而沉稳的中国男人，可以有点幽默，但不油滑，有担当，这是成龙理想中的自己，并且觉得也应该是传递给西方世界的形象。
“真不敢相信我还站在这里。真的像做梦一样。很久以前，每一次和我老爸看奥斯卡颁奖，我老爸就问我：‘儿子，你在全世界拿了这么多奖项，什么时候拿个奥斯卡奖呢？’我看着他，哈哈哈笑了三声，回答说：‘老爸，我做的是喜剧动作片。’”
在获奖感言中，成龙这样说，除了亲人妻儿，他还感谢了他的出生地——香港，以及——国家。
听起来，成龙的获奖感言也充满了他的那些电影的风格，带着点云淡风轻的狡黠，娓娓道来一个小人物从低微中走出的酸辛。
“五十六年的从影经历，拍摄了超过两百部电影，摔断过很多骨头。最后，我拿到了。”
成龙已经记不清他刚刚上映的新片《铁道飞虎》究竟是他的第多少部电影，因为这几乎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在电影世界中，他当过演员、导演、动作指导、制作人、监制以及编剧，有时候还会友情客串，从1960年代的香港黄梅调电影《秦香莲》中的小东哥一路走到如今，执导他电影的导演从1917年出生的严俊一直到1970年出生的丁晟，但成龙仿佛一直都在那儿，始终在那儿。
成龙主演电影《尖峰时刻》的剧照。图｜gaopin
改变的世界和不变的规矩
成龙从未避讳过他的出身。
他来自于江湖，一身武艺与所有人生之初所构建而成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全部来源于小时候成长学艺的戏班。
那是北平伶人于占元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戏剧研究学院”，名字听上去还挺正规，但其实不过是旧式北平戏班模式“换汤不换药”地迁移到了南中国这个遥远的地域，再次落地生根。
“言明四方生理，任凭师傅代行，十年之内，所进银钱俱归师傅收用。倘有天灾人祸，车惊马炸，伤死病亡，投河觅井，各由天命。有私自逃学，顽劣不服，打死勿论，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他的父母签了类似的协议，然后六岁的陈港生被留在了那里。
彼时的香港娱乐业还没有完全被电影产业所占据，传统戏曲里的舞袖歌衫与忠孝节义依旧拥有着大量的拥趸，而大量渡海而来的人们也在梨园小天地中找到了栖息之地，他们中有人继续沉溺在这里，从西皮二黄中隐约聆听着故国残山剩水的一腔幽怨；有人则为解决生计，授艺糊口。
入了戏班，被冠以“元楼”的艺名，后来大师兄“元龙”洪金宝出徒后，当时已身为于占元义子的“元楼”，便顶了大师兄的名字，叫做“元龙”。这也是后来“成龙”名字的由来。
一个曾经大闹学堂的顽劣小小少年，在这里都被重新打碎并且再次组合。
早上5点起床，吃早饭。训练到中午12点吃午饭，然后继续训练到深夜才能休息。
每天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元楼”与十几个师兄弟们一起打地铺，房间的地毯是深灰色的，多年未换过，早已经面目模糊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因为“大家吃饭睡觉起夜撒尿发噩梦都在那里”。
这就是成龙从六岁到十七岁所拥有的全部世界，狭小，阴暗，充满了灰扑扑的旧时代气息，但他在那里学到了规矩。
师兄弟们应该如何排位，吃饭的时候把菜由师父于占元处往下传，大师兄再动筷，最小的孩子只能坐在长桌远远的另一头，常常传到他那里只剩下一丁点残羹冷炙。舞台上也是如此，什么样的行当，穿什么样的衣服，从虎度门出场到舞台中间亮相，每走几步都是大有来头，一不小心唱错说错，那便是荒腔走板，要挨打，下次牢牢记得再不能走样。
但这规矩让成龙觉得踏实且安全。
日后的他走出了这个由灰色围墙包围着的小世界，一头扎进了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并且历经几个时代风雨的淘洗，制定规矩并且严格执行，始终都是他用来庇护自己以及周围人的“秘密武器。”
如今的成龙依然喜欢强调“规矩”这个词汇，如果做一个统计，筛选出他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规矩”一定高居榜首。
“我要教我成家班懂规矩，到哪里去，都要去遵守人家的规则。”成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在成龙很多电影合作伙伴的印象中，他的“成家班”规矩之整齐，让人印象颇为深刻。
有一段时间，成龙甚至鼓励大家穿同样的衣服，上面用金丝线绣着“Jackie Chan”的首字母缩写，如果大家买同样的车子开，他再每个人奖励五万块钱。后来成龙觉得这样的整齐划一有点过分，遂作罢，但很多细节规矩还是始终在成家班保留下来。比如在片场，划定指定区域用于抽烟，不能越界；矿泉水瓶子上用水性笔写上名字，喝得一滴不剩才可以扔掉，并且还要将瓶子捏扁，再统一交给保洁阿姨；在外面吃饭剩下的一定会全部打包，然后把餐具摆放整齐按照顺序垒好再离开。
“我恨你。我怕你。我也爱你，师父。有些事情会改变，而有些永远不会改变。”曾经在一本自传的结尾，成龙这样写道。
虽然很多年后，他自己也成了他口中的“师父”，用另外一套规矩来管理手下的小徒弟们；他也早已经离开了风雨飘摇的梨园行，在电影的世界里走了很远，但回望来时路，有些东西确实永远都不会改变。
他很难被简单地概括。他身上折射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特质，这一切共同塑造了成龙。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甄宏戈
“我故意不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铁道飞虎》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的山东平原。
一个山东的小村庄。
这样的地理背景让成龙觉得亲切，他常常认为自己是山东人，因为父亲的家族由那里开始起源，并且喜欢在采访中来几句山东话。
“大哥”成龙的形象，看起来真的符合在大众印象中传统山东男人的形象，厚道、义气，并且还带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年轻时，他最痛恨不平。
不到二十岁，刚出道，有一次成龙跟随罗维导演到一家高级商场买东西，那时他是一个刚刚从戏曲世界里走近花花人间的男孩，一点点阅历也无，看起来倔头倔脑又有点土气。
罗维去挑选东西，成龙就坐在商场的柜台前面等。等得不耐烦了，忍不住好奇对售货小姐说，我能看看这个吗？“那个女孩子就冰冷着一张脸回答我，那个很贵的。”
他把这件小事始终记在心里，然后发誓要在这个充满势利与冷眼的世界中获得尊严。
因为足够的努力，可能还有一些运气，不到几年的时间内，成龙因为《新精武门》一夜成名。
“原来我拿三千块一个月，突然片酬变成了480万，哇，你想想，那个时候的480万是什么概念，长安街上的房子都可以买一两栋了吧。”成龙开玩笑地对《中国新闻周刊》 回忆。
他又带了一帮小兄弟去了商场。
那个女孩子还在那里做服务员。
“我就衬衫、裤子、皮鞋一件一件试，让她把每件衬衫的扣子都一个个打开，摆好放在那里等我试穿，最后我说，这个要，那个不要……她最开始没听懂我说什么，随后经理追出来，先生，不好意思，她没听懂，我说我讲得已经足够明白，怎么没听懂？我就又回去，清清楚楚地告诉她，全部帮我跟新的一样包好，送到我住的酒店去。”
后来的成龙很后悔，“做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很讨厌，而且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早忘掉我了。”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看起来真的非常像是那种典型的成龙电影，有着单纯、朴素并且明确的价值观，一个草根出身的小人物，赤手空拳地打出一片天地，并最终靠实力来赢得真正的尊重。
“我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人，有时候我故意不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因为学不会。”现在的成龙这样说。
他用手机，但没有安装微信，在剧组的时候看到年轻人互相扫来扫去，他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局外人，只能站在一旁看着，觉得也蛮好玩。
他有点害怕智能手机上的各类软件，因为“那会让人上瘾”，他的手机只是用来打电话，偶尔看短信，“已经够忙了，不希望再增加一些额外的信息来骚扰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从热衷于“屌丝逆袭”这类让人觉得足够扬眉吐气故事的人，变成了一个老派的、甚至有点唠叨的大家长。说起儿子房祖名，“你看他一回到家，永远是一下两下把鞋子踢飞，然后穿个白袜子走来走去，他不知道有多难洗。可是怎么办，你打他一耳光，他是可以去告你的。”
他也常常叮嘱成家班，“做事要先反省自己，以责人之心先责己，以谅己之心先谅人，那你这样子就会没有脾气。尤其今天我太有资格发脾气，太有资格骂人了，但反而越是这样我越不发脾气，更不骂人，反而选择去谅解人家、教导人家。”絮絮叨叨地，带着一点千帆过尽的“老人家”口吻。
2015年4月23日，颁奖嘉宾成龙（右）和吕克·贝松在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多颁奖典礼现场拥抱。图｜CFP
且进且退
《铁道飞虎》是丁晟为成龙执导的第三部电影。
他们最初的合作缘起于八年之前。
当时成龙正在为头脑中始终萦绕着的一个故事而烦恼不已，故事里有一个壮志未酬的小将军，和一个一心只想逃跑，去过自己太平小日子的大兵，他们偶然之间相遇，然后碰撞出了一些什么。
将军和大兵在成龙的脑海中打转了很多年，但他却始终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他把这个开头也讲给很多人听，但大部分人都只是好奇地笑笑而过。
直到他遇到丁晟。
那时候的丁晟还在拍商业广告谋生，因为一个成龙代言的摩托品牌而与之相识。他听到了这个故事，然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填充进了人物、细节与血肉，最后他将带有详细分镜头的剧本放到了成龙面前。
后来，就有了2010年出现在银幕上的电影《大兵小将》。
它依旧是一个成龙式的动作喜剧片，但却融入进了一些仿佛有点特别的东西。
在成龙以往的电影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战无不胜的英雄，他可以嬉笑怒骂、戏谑人生，却绝不会贪生怕死地猥琐度日。但在《大兵小将》中，丁晟悄悄地改变了成龙，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淹没在战乱中的小人物，他也会在岁月和时代面前伏下身去，俯首称臣，发现以往那些金戈铁马都是想象，唯有苟且活下来才是真正的壮举。
随后在《警察故事2013》中，成龙看上去更加颠覆了他之前港片岁月中“警察故事”中固有的IP形象，他变成了一个内地公安，不再用那些绚烂而浪漫的动作让观众在吃着爆米花、喝着可乐的时候大呼过瘾，而是愿意直面人生惨淡的真相，他开始恐惧、担忧、无奈，看起来，他真的不再像一个英雄，但却仿佛悄悄多了很多人性。
“某种程度上，是他主动愿意来做出这些改变。”丁晟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一定要转型，我特别怕观众看腻，觉得成龙式的打法每次都一样，所以我会去找不同的导演拍我，带给观众不同的演法，展示不一样的成龙。比如我当初找丁晟拍《大兵小将》，我就演了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物。我想挑战悲剧，也想去演比较深刻的感情戏。”成龙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解释。
闲暇的时候，成龙喜欢看老电影，黑白的，不是香港人习惯的那些粤语长片，而是内地的“红色经典”电影。
他看过《铁道游击队》，那个莽莽苍苍的时代、如戏曲脸谱一般高度概括的人物以及民间那些朴素轻灵的智慧，都让他觉得有趣并且着迷，并且那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的老歌，更加勾起了成龙某种类似乡愁的东西，渺渺地，缭绕不去。
成龙与丁晟商量，要以《铁道游击队》为灵感，拍一部新片。
一群生活在山东枣庄的小人物，在民族存亡之际企图奋起反击，他们不正规，没文化，但却一心只想“干一件大事”。而最终，他们居然给做成了。
成龙在电影里依然演这些小人物中的“大哥”。
他留起络腮胡子，穿上破棉袄，将所有机灵藏在心里，看起来一副忍辱负重的样子。
他不再负责在电影里耍帅，耍帅的是王凯，当他骑着一匹马缓缓出现的时候，电影院里响起了最热烈的一阵欢呼。
他也不再在戏里谈一些狡黠又壮烈的恋爱，剧中与成龙互有好感的角色由徐帆扮演，人物设置是一个擅长做煎饼的村妇，扮相朴素，一脸风尘。
这一次，成龙似乎在刻意向后退，按照导演丁晟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解释，这是他和成龙之间达成的共识，“《铁道飞虎》是一个团队戏，而不是让它变成大哥的一枝独秀，让他感觉这是一个独角戏，带着一堆小弟一块玩的电影。我希望观众最终感受到的是团队的力量。”
但真正重要的动作场面，成龙依旧亲自肉搏上阵完成，他在零下十八度的拍摄现场，站在火车顶上，被寒风与鼓风机一起吹，不敢穿太厚的衣服御寒，只能浑身贴满暖宝宝，风沙吹进眼睛里，想拿出眼药水冲洗掉，然后发现眼药水已经结满了冰碴，凝固得不能再用。
“天特别冷时，你撞一下都很痛，趴在火车顶开枪，趴完以后感觉心口都结冰了，好像膀胱的尿也都是结冰的，抓枪管时手都冻得麻掉了，根本没有知觉。”成龙笑着回忆拍摄时的场景。
但在剧组所有人的印象中，他依旧是负责让大家定心并且高兴起来的大家长，“他（成龙）是一个很敏锐的人，如果发现现场大家情绪比较低沉，会马上想办法开个玩笑，比如说大家干脆拍一个花絮怎么样，或者故意做一点失误逗大家开心。”丁晟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在丁晟的上一部电影《解救吾先生》中，有一场被绑架者吾先生（刘德华饰演）与绑匪华子（王千源饰演）之间的对手戏。压抑逼仄的空间内，如豺狗一般阴鸷的华子，指着墙上的一幅挂历对瑟瑟发抖的吾先生说，“我又没有大哥在背后撑腰。”镜头摇上去，是成龙的一张剧照。
而在《铁道飞虎》的结尾，刘德华则以“彩蛋”的形式出现，他告诉在博物馆中发现“飞虎队”标记的小男孩，那个故事是历史，也可能是梦境。
成龙与刘德华，两个走过港片无数风云岁月的人，就这样在丁晟导演的两部电影里，一前一后地互相调侃了一下，他们仿佛是绕了一个轮回，然后风轻云淡地提醒我们，时代已经过去，不要留恋在过去的故事里，而新的故事依旧在不断地发生，不断地向前滚动。
走下奥斯卡的领奖台，有一件往事在成龙的心里一闪而过。
那时他已经在华语世界成名，但却还没有真正用英文演过电影，在大部分外国人的眼中，他还是一个继李小龙之后，会武功的中国人。
经纪人替他接了一家外国媒体的采访，彼时是很难得的机会，成龙乘飞机，辗转六个小时来到演播室，他被要求上台现场打个拳。
成龙没有完全听懂那句英文，只是大致理解了意思，然后他请经纪人跟对方说请把舞台上的台子搬走，他就可以打拳，但对方盯着他看了一会就走了，仿佛不理解这个要求的含义。
随后采访不了了之。
听说不用访问了，成龙的第一反应是很开心，因为他实在怕讲英文，但随后，便觉得屈辱，“我前后飞了十二个小时，就因为我不讲一句英文就把我赶回来，很生气。”
而如今站在奥斯卡舞台上的成龙，在答谢致辞的时候，他的英文依旧不够标准，有着各种微小的时态错误，但似乎没有人在乎。
大部分时候，成龙会把这样的变化归结到自己与国家的强大上。
上世纪50年代，他的父母从内地来到香港，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法国领事馆家做厨师和帮佣，“这在那个年代的难民里已经算是非常幸运。尽管爸妈的经济条件窘迫，但是我一出生就是在维多利亚山顶的富人区公馆里，只不过别人的家在前面，气派而宽敞，而我家隐藏在后面，狭窄而简陋。”“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领事一家对我们也很好，但我们从一开始就身处两个世界。”后来的成龙这样回忆道。
似乎在不懂事的时候起，他就已经在目睹着“两个世界”的世态炎凉。
他的父母经历了两个时代的风雨变革，而作为一个生来就是异乡异客的孩子，成龙可能比一些土生土长的小市民，更能够理解“家国”的含义。在他看来，那可能意味着在岛屿之外，更加广袤的一片土地，发生过战乱，历经过苦难，然而，却始终存在着。
他的最高学历是小学一年级，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来自于古老戏文上的故事，那些如今看起来偏执且落伍的关于守节、诺言与打了天下衣锦还乡的传说。可能至今，他仍然还在笃信那一切。
不论在电影内外，成龙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始终都是单一且朴素的：每一滴血和汗都不会白流，他靠它们去获得尊严；每一件国宝都应该在经历曲折离奇的冒险后回归于自己的国家；战争过后，规矩被重新制定，一切都在生机勃勃中走向未来。
这是成龙在电影中构建出的世界，他说过，那是他的理想乌托邦。
在电影人之外，成龙还拥有一个歌者的身份。
最初他的歌大部分拥有着统一的风格与名字，《醉拳》《男儿当自强》《给我一片天》《壮志在我胸》……就像他的那些电影形象一样，吟咏并且歌颂着英雄的壮烈与豪情，并隐隐流露出一点柔情。
但在2009年之后，成龙的代表曲目由一支名叫《国家》的主旋律歌曲所取代，几乎在任何重要场合，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上，他都会唱起这支歌。
“很好听，旋律和词都很好。‘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的家。’你看，这国、家、家、国连起来，多厉害。”在很多面对媒体的场合，成龙都曾经这样解读过。
按照传统中国“花甲”的语境，他已经不再年轻。
很久之前，成龙就一直在想着退休的问题，但一部接一部地拍下来，退休问题反而在被不停地被搁浅。
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成龙喜欢活灵活现地讲述着这些年来他所经历的故事，但与讲故事相比，他更羡慕像李小龙那样，能够讲出很深邃、充满哲学意味的话，比如“因为水是无形的，所以你不能抓住它，可能用拳击中它，更不可能伤害它”。
作为第一位扬名世界的华裔功夫明星，李小龙将生命永远定格在青春年华的33岁。
而成龙依然在电影里真刀真枪地开打。
在一个采访活动结束后，成龙离开，他伸手去拉门，但那道门似乎很重，最终他把门把手生生硬拉下来，才知道，原来应该去推。但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身手功夫，依然让人觉得惊讶。
“我的人生似乎永远是热闹的，在银幕上，亮相，出场，打，不要命；在生活里，成家班，江湖，兄弟，来来来，喝一杯，全天下都是朋友。”
“我都快忘了一个人是怎么样子，或者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他近两年出的一本自传里，成龙这样形容自己的一生。
那本书的名字，被他命名为《还没长大就老了》。
但随之他又补充一句，在给记录者不停地讲述中，他停下来，慢慢地想，“哦，原来这是我。”
面对采访也是一样，他讲着那些远远近近的故事，回忆着那些不同时代的人们，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
记者：温天一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