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流动人口的风险与管理
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经济大国，跨境人口流入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种人口流入一方面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外国旅游者。2006～2011年间，大陆地区入境外国旅游者人数从2千221万人次增长到2711.2万人次。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大陆日益增多的常住外籍人员。根据第6次人口普查结果，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居住中国大陆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59万3832人，接近60万，其中男性为33万6245人，女性为25万7587人。
按国籍分，在中国大陆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员数量排在前10位的国家是：韩国120750人，美国71493人，日本66159人，缅甸39776人，越南36205人，加拿大19990人，法国15087人，印度15051人，德国14446人，澳大利亚13286人。在中国大陆境内居住的其他国家人员181589人。如果考虑到没有接受普查登记的在华「三非」外国人，常住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员当明显超过60万。
在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影响，来华常住外国人还有持续大幅增长之势。中国由此已经或正形成新的聚居外来民族群体，如浙江义乌的中东穆斯林商人群体，广州的黑人群体，北京望京、五道口和青岛的韩国人群体等。
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某些恶性外国人犯罪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和民间强烈意见反弹，在堪称「世界小商品王国」的浙江义乌，占少数的外国人也曾经制造了当地大多数的刑事犯罪案件。
我们应积极主动吸纳世界各国商品、服务、科技、文化中一切可取之处，广招天下游客，招收更多外国留学生，招徕天下人才为我所用。在不妨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顺畅交流沟通、当地主流社会能牢固保持社会规范共识与既定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将与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有利发挥该国、该城市的经济活力。但包容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才是包容的目标。
国际人口流动，对社会治安压力和对国家政治统一的潜在与现实冲击，就是其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之一。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该国或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力。因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机率相对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此时都会沦为政治站队的牺牲品。
我们要发展开放经济，但同时必须对其潜在风险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不管是短期的游客还是常住外国公民，接纳他们的起码前提都应当是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承认、服从中国政府的政治权威。与此同时，在制定人口、教育、民族、宗教、城市发展、国际经贸谈判等项政策和目标时，也必须将跨境人口流动的因素及其长远影响纳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