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下金门的千奇百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捕鼠记（二）

到了1954年，老鼠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变成动员的问题。村长须向家家户户收取老鼠尾巴。（本报系资料照片）

虽然胡琏的回忆录认为老鼠数量增加与其天敌消失有关，其他资料来源则以大众卫生不良来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只要利用常识便能得到第三种诠释方式。在古宁头战役结束后的几年间，军队进驻了金门岛，大量的粮食因此必须由台湾定期运送并贮存在岛上，储备的粮食便成了鼠辈们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

岛上建造的大量壕沟、碉堡和地下掩体创造出无以数计的老鼠藏身之处，使得毒鼠行动难以彻底深入。因此，困扰军队的老鼠问题，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其本身，因为他们在岛上反而让金门成了老鼠的安居之所。金门的军事化，有时反倒创造出军事政权认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居民作弊应付

到了1954年，老鼠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变成动员的问题。村长须向家家户户收取老鼠尾巴，一位当年的村长回忆道：「政府命令我收集什么，我就必须去收集，譬如老鼠尾巴。」居民的遵守程度是政府考核村干部的重要标准。

另一位村长语带骄傲地回忆道，他在1958年4月的捕鼠行动中表现优异，获颁模范奖状。村长可选用数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置没有缴纳规定数量老鼠尾巴的村民。1964年时，村民被警告若他们缴交的数量不能达标，便会被处罚，进行3天的强制性劳动。一位副村长也回忆，没能达标的人会「发现他们很难做事」。在小金门，缴交数额不足的居民被要求在村公所想办法补足，才能拿到往金门的渡轮登船许可证。

金门的居民也被动员进行其他与卫生相关的运动，例如消灭跳蚤和麻雀。一些历史档案显示，若不考虑其他面向，这些运动在狭义上达到了原订目标。许多害虫，包括老鼠、麻雀和苍蝇，纷纷被居民捕杀。然而作为大众动员的重点，这些运动的成果则可说是好坏参半。

居民会利用各种方式来应付各种奖惩规定，即便这些规定的原意是鼓励民众遵守。一位小金门的居民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随时都能向邻居借条尾巴来充数。更狡狯的欺骗方式也所在多有，陈华锦回忆自己曾把老鼠尾巴剪成数段，并谎称每一段都是不同老鼠的尾巴。

1982年，卫生局发出了一份文件，对于近来有人拿苇草充当老鼠尾巴缴交的行为表示愤怒。当地居民也将这些「计策」运用在其他的运动中，1977年时卫生局曾通知干部，如果在缴交的死苍蝇中找到其他物品，重量直接打对折计算。陈华锦记得他曾用茶叶和香灰填满装着苍蝇的火柴盒，再上缴官方。

把这些尾巴的故事冠上「反抗」这个词似乎太重，但要说居民们想法天真，是被动的受害者，也不大对。一直以来，金门的居民津津乐道如何用计来蒙骗愚蠢的政府官员。他们的民间智慧中带有的幽默，在某种形式的对抗记忆中至关重要，穿越了金门晚近的历史。即使它并非公然挑战官方，却动摇着官方把灭鼠当作是公民对国家志业的无私奉献的华丽词藻。

违反规定最简单的方式，便是不去捕杀规定数量的老鼠。村办公室的统计数字说明这是不断发生的问题，随着时间变本加厉，表示政府在尝试创造全新形式的自我纪律时完全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些运动中的投机行为有一大部分来自村干部本身，因为他们认为比起教育、责骂或处罚辖区内的民众，用作弊的方式更容易达到政府为他们设定的标准。

小金门前代理村长及退休警察李振华回忆道，有一次居民缴交的苍蝇数量不足，他和同事便到垃圾场丢鱼头、喷杀虫剂。「然后用扫把将苍蝇赶到草席来沾食沙丁鱼头，一直等到了那天傍晚，我们才凑齐应缴的数量，又完成了那些任务。又如缴交老鼠尾巴，各家户如果没有缴交足够的数额，我们就得花高价到市场去购买，每尾3元、5元不等，否则达不到规定的数量，干部就要接受申诫、记过的处罚。」

交易老鼠尾巴

金门的居民在战地政务体制之下变得非常有企业头脑。这样的企业家精神也扩及到老鼠尾巴上，很快发展出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最初被创造出来的原因，在于军人们也被要求缴纳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他们达标的需求比当地居民更为迫切，因为若达不到标准，返假就会被取消。于是老鼠尾巴的价格随着供需状况波动，到了1970年代，一根尾巴的价格几乎和一包香烟不相上下。

一旦台湾的发展较金门来得迅速，使两地的经济差异拉大时，军人通常会比平民来得富有，价格因此上扬。吴贵海记得当时有人相中了这样的市场，专门抓老鼠来卖钱。那些人比较喜欢卖给部队，而非像李振华这样的官员，因为部队给的价钱较好（部队高价收购老鼠尾巴的现象全岛皆然，成为金门小规模经济体的一部分）。后来老鼠尾巴又形成了一种次级市场，伙房兵和采买兵在为部队买菜时，会要求菜贩附上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否则他们会威胁要换别家菜贩，因此菜贩也愿意用比较高的价钱收购老鼠尾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