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誰在摀住媒體嘴巴，誰在變相保護加害人

台北市某幼儿园性侵学童案延烧，市长蒋万安昨首度鞠躬道歉表示，他的责任就是保护孩子不受伤害，将尽全力弥补。记者杨正海／翻摄

台北市发生幼儿园教保员性侵幼童事件，因相关机构处理一路草率，使得嫌犯一犯再犯，受害女童超过廿人。有议员质疑，两年多前的罪行，为何如今才被揭露，市府是否失职？有家长质疑，媒体先前为何不详加报导该事件，使他们误将孩子送进不安全的幼儿园。不少媒体人则喊冤，认为现行《儿少法》规定太严，不能写出任何足以辨识身分的资讯，政府动辄开罚，导致他们宁可选择避免报导以免触法。

这起幼儿园性侵案，因为各方的草率、疏忽及噤声，造成侵害者肆无忌惮，迟至两年后才被绳之以法，令人遗憾。事实上，这并非单一事件。近几年，台湾的法令或因制定过程思虑欠周，或因执行错误或扩大解释，从而使原先为「保护受害者」的法令，最后却变相「保护了加害者」，类似案例比比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件提供了各界一个反省的机会：一个出于善意的法令，如何变成保护恶棍的天堂？

最令人意外的是，当媒体指责《儿少法》规定太严，使他们报导类似事件时动辄挨罚；卫福部竟称，《儿少法》并未禁止报导幼儿园名称及加害人资讯，理由是幼儿园「不算学校」。这种「锯箭式」的释法态度，令人愤怒。试问，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中小学，媒体能不能报导学校名称？如果不行，那为何今天却说幼儿园名称可以揭露，这是什么马后炮？多年来媒体遭ＮＣＣ及其他行政单位开罚时，卫福部为何不早点站出来说话？

民进党将此案当成政治斗争资材，拿来拷打蒋市府，却故意忽略加害者是在柯市府时代犯下首案却未受法办的事实，是对这个事件的再度扭曲。放大来看，这起幼儿园性侵案可谓集中反映了政府部门的苟且草率，而这些此起彼落的失职，却捧着「人权」的借口为伪装。

举例而言，今年五月的台中捷运砍人事件，媒体迄今无法报导凶嫌的全名，原因是：他是高雄市卫生局列管疾病的对象。案发时，台中市警方透露凶嫌有精神病史，立即遭到高雄市医师的指责。问题是，曾有就诊纪录，就能抹消他杀人的事实吗？凶手选在郑捷案十周年当天动手，计划缜密又充满政治动机，司法将如何对他作出审判？川普刺杀案枪手克鲁克斯，也是年方廿岁的年轻人，他有被隐去姓名吗？

近年民进党以人权为由力挺废死，屡让外界觉得已到「保护加害者人权」胜过「保护受害者人权」的地步。除了杀人案件，政府对儿少、性侵案的处理也都充满限制，要求隐去姓名、机构、地点等可资辨识的个资，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媒体因为动辄得咎，只能模糊叙述。这些，在在减损了资讯的透明，也妨碍了阅听大众知的权益。主管机关如此做法的另一目的，其实是在降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力道，顺便遮掩自己执法不力之恶。试问，培诺米达幼儿园二○二二年首度被揭发性侵，柯市府和北检都介入调查，却因毫无所获而草草结案。如此怠懒无能的行政及执法单位，等于坐视凶嫌再犯，他们没有责任吗？

冰山不是一天造成的。中捷杀人事件后，立即有精神科医师跳出来喊话，要求社会给予失序者必要的「社区支持」。这类人权高调说起来容易，但反过来问，政府对于与失序者共存的社区，提供了应有的支持与保护吗？以性侵为例，美国的《梅根法案》规定，各州应建立性侵或性骚犯的档案，并向有性侵前科者入住的社区公开相关资料。反观台湾，政府只想极力摀住媒体的嘴，这到底在保护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