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夷以制夷 恐养虎为患

和战、边防与流民：南宋晚期的朝臣与国是争议（联经出版）

大致上联蒙派的发起是当宋金因岁币问题而引起战争的时候，他们是想运用中国传统对外「联夷以制夷」的政策，来达到疑敌纾忧的目的。反对联蒙的人，固然赞成对金作战，总认为联夷以制夷仅能纾一时的祸患。然而将来对待新兴的邻邦，必不如旧邻来得驾轻就熟，如此一来，岂不应验了「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的古训吗？北宋在运用联夷以制夷的政策时，既曾遭到重大的挫败，所谓「殷鉴不远」，避免重蹈宣和海上之盟的覆辙，正是他们反对和蒙古联合的理由。

从当时宋蒙双方关系的发展来看，这二种议论的产生和当时形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掌握着晚宋政治实权的史弥远的态度也和宋朝外交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早期史弥远还是按客观形势的发展来决定与运用所有外交政策，并不是受这二派中的任何一派的影响和支配。等到因理宗即位所引发宋朝臣间的党争以后，他的态度改变了，宋朝的外交也走向联蒙的途径上。

蒙古的铁骑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所至披靡，可是在南进时却遭到女真人顽强而持久的抗拒。后来成吉思汗为了专心西征，把对付金朝的军事交付给开国功臣之一的木华黎，蒙金之间几乎进入休战时期。木华黎为了加速金的灭亡，减少后顾之忧，曾于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年）间遣使通宋，试图进行通好及试探夹攻的可能性，但没有结果。接着又于嘉定十一年（一二一八年）派遣葛不罕到宋议和。等到宋金战事转激烈，宋廷乃于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年）遣苟梦玉出使蒙古，做一般性的友好报聘，成吉思汗差派噶哈送苟梦玉回国。于是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宋又派苟梦玉到蒙古报谢，蒙古也于嘉定十七年派使送苟梦玉返宋，同时建议联合灭金。然而这时宋金间的战争状态暂止，宋朝臣或以为蒙使情伪不明，联蒙会有交远疑近之害，主张拒蒙使。紧接着金宋蒙相继易主，双方的关系遂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另一方面，金末山东忠义军的叛服不常，也曾引起宋蒙间的误会；为了解决这件事，蒙古曾于嘉定十一年（一二一八年）派葛不罕与宋议和，这次遣使除了议和之外，可能还谈到夹攻的事，或许由于宋朝对夹攻的态度不太热烈，所以双方协议不成。到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年），因为山东忠义军石珪一股投降蒙古的关系，引起宋廷对蒙古的重视，就责由专门处理忠义军的淮东制阃派赵珙经河北、山东到蒙古军前议事。接着魏了翁再建议由贾涉派使谕鞑使，所交涉的可能都是山东忠义军的问题。

等到蒙古太宗窝阔台继位后，为了继承成吉思汗南进的遗志，便在即位后第二年，集议伐金，同时派遣李邦瑞使宋。蒙宋虽然议和，但这时金哀宗即位，一方面停止对宋的仇视，一方面组织忠孝军，精选勤练，装备优良，尤其倚靠潼关与黄河的天险，使蒙古军毫无进展，于是蒙古太宗在三年（即宋绍定四年），检讨伐金军事，最后议分三道，大举伐金，以竟全功。并开始遣使向宋假道，紧接着宋又倡议联蒙灭金了。

这时候的史弥远，表面上看既不与金交战，也没有与金议和；实际上，自从拥立理宗，弑济王以后，史弥远与清议派间水火不相容。清议虽主张与金一战，却也反对联蒙；史弥远为对抗清议，乃利用程珌以前所献的策略，积极鼓励他亲信的边臣和蒙古通好，早期淮东制阃贾涉曾派赵珙使蒙古，四川制阃桂如渊的允许蒙古假道，以及京湖制阃史嵩之的联蒙古灭金，无疑的都受他的影响。然而正因为利用程珌听任边臣自行结蒙或豪杰的策略，因此当蒙古假道四川的时候，一方面有桂如渊的允许，也有张宣在青野原杀蒙古使臣，后来给蒙宋之间产生许多争端。（三之二：摘自《和战、边防与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