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蒋介石修身治国的省克生活

蒋介石（右）事母王太夫人（中）至孝。（摘自网路）

蒋介石（右）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时与孙中山在广州车站。（摘自网路）

蒋介石的耻感来自传统儒家。（摘自网路）

蒋介石修身治国的省克生活

蒋氏的「耻感」来自一种自我的责任感，而此种责任感主要源自于「天地父母生我」与「总理期我」两大原因。

1945年4月1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本日为耶稣复活节，朝午夕祷告5、6次，耶稣神灵复现于吾前，殊为惊喜。」 总之，在蒋介石一生中，静坐与祷告并行，而他从来不曾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冲突。

然而如进一步分析理学与基督教对蒋氏的影响，我们将发现蒋氏的自我反省虽在形式上结合了理学与基督教，其理论基础仍是传统的宋明理学，而不在基督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曾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他采取吴百益《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一书中说法，认为蒋氏的省克活动是承袭传统中国「自讼」的方式。

待罪伦理难消解

这一种自我批判虽然是凭借本身所写的文字，发抒内心的自我声音，但却是从外在的观点来批评自己。这一种方式与西方大多数日记从内在深沉的罪恶感来作自我批判，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

的确，如果我们参考王泛森有关明末清初士大夫「修身日记」的研究，会发现这一传统虽受到通俗宗教「功过格」观念的影响，却仍属于儒家正统的修身方式之一。这尤其展现在中国士人对于「罪的拔除」的看法之上，传统佛、道教均有拔除罪恶的方式，功过格之中也有功罪相抵的精密计算，然而，晚明以来士人的修身日记却缺乏「罪的拔除」的仪式性安排，这使得士人依赖日记修身并无法获得罪恶感的抒解，因而使罪过永远跟着自己，而必须做永无止境的反省。

这也是墨子刻在讨论宋明理学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时，谈到中国士人有难以消解的「待罪伦理」。蒋介石的省克生活很明显地是跟随着此一传统。换言之，如果借用Wolfram Eberhard在《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一书中的说法，在蒋介石的身上，基督教的「罪感」始终未能完全改变、转化从宋明理学而来的「耻感」。「雪耻」成为蒋氏日记中最常看到的用语，而在蒋氏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他强调基督教「原罪」的观念，并非偶然。

蒋氏的「耻感」来自一种自我的责任感，而此种责任感主要源自于「天地父母生我」与「总理期我」两大原因。其中，为了报父母恩而避免不孝、毋忝所生，尤其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

蒋介石将不孝与「耻」相结合，最清楚地表现在1934年2月19日的日记之上，他在「雪耻」一栏中写到：「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可见蒋介石省过的基础在于儒家的孝道观念，是以个人透过父母与宇宙连结所产生的责任感与宗教感，来力求消除自身之缺点。

这样的想法无疑地属于传统儒家式的修身。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俄卅年经历纪要》一书中所写过的一个短序。这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即是《70自述》（A Summing-up at Seventy）。

1956年12月1日，蒋介石写到：「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70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30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已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而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2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迄今大陆沉沦，收复有待，人民呼援日益迫切，其将何以慰国人喁喁之望，而报慈亲鞠育之恩？兹将所着《苏俄在中国》之手稿首献于2位先慈蒋母王太夫人、宋母倪太夫人灵前，自矢其不敢有负遗训，勉为毋忝所生而已。中正敬志。」

12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提到：「后天即为先慈93岁诞辰，将如何纪念，惟有以《苏俄在中国：中俄卅年经历纪要》奉献于灵前以慰之，然而亦不能补偿我不孝之罪耶！」由此可见，担心自己的「不孝之罪」是蒋氏不断自我检讨的原动力。

核心观念是孝道

他常常阅读《孝经》也与此一精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他在1934年5月13日写道：「晚诵《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又如6月14日为其母王太夫人忌辰，他手写《孝经》开宗明义章，曰：「甚思遗留后人，使其孝弟立业，以补吾过也。」1937年2月11日，在温读《孝经》之后，他又记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943年7月4日亦曾写道「本周诵读《孝经》，更有心得，可见经书在晚年诵读，更能领会圣人作书之要旨也。」由此可见，孝是蒋介石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并影响到他的省克生活。

蒋介石省克思想的基础虽是儒家的孝道，然亦受到来自基督教的影响。对蒋氏来说，基督教虽未能使他产生类似西方式的「罪感」，却对他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帮助他在精神上的修炼。首先是使他能够面对横逆、困境而能坚忍不拔，这一点与《孟子．告子下》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精神是配合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