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惨遭滥诉560位司机血泪 能否换来一个司法改革
▲检察官主动侦办滥诉案，替计程车司机讨回公道。（图／示意图，记者张一中摄）
这是我在几年前经手的一个真实案例，至今仍历历在目。最初，只是一件从南部地检署转来的恐吓案件，被害人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曾向当铺借钱无法还款，被痛殴以后跑路躲到乡下。当铺为了讨债，到地检署告司机诈欺。因为司机已经跑路，检方传拘不到，便依法发布通缉。后来司机在南部被缉获，向检察官哭诉被痛殴与妻离子散的惨况，检察官一听气愤不已，便将当舖老板签列恐吓罪的被告，并将案件移转北检，这就是我收到此案的缘起。
我收案后，便邀请警方协助侦办，经过监控发现当铺是某黑道组织份子所经营，旗下超过10家当铺与车行。他们利用当铺放高利贷给计程车司机，若不还钱就痛殴，若跑路就向道上放话「寻车」(请任何人协寻，举报者可领「寻车费」，通常本县市3万元，外县市3万5千元)，找到车就直接拖走、「流当」抵利息，然后逼司机继续还本金，还不出来就到旗下车行当司机，要他们每天血汗开车并缴回所有收入，且都只能冲抵利息，本金永远还不完。前述「寻车费」还会回算到司机债务，继续再生利息。最恶劣的是，欠款超过10万元的，会强迫集中住在车行地下室，每日定时出去开车，军事化管理，动辄打骂，痛苦不堪。
在监控期间，我联想到，这个组织或许会经常来告司机诈欺。好奇之下，我突发奇想，进入检察官书类检索系统，以几位首谋的姓名当作关键字搜寻，赫然发现他们在三年内，竟在北三检(台北、新北和士林)累计告了560位司机，总共560件诈欺案件。而且，最后全部都是不起诉处分。事实上，还有更多案件是发布通缉，数量无法计算。我再仔细看这560件不起诉处分书，有超过三分之二都有和解。我才惊觉，这个组织长期利用地检署的「资源」，帮他们「寻车」、「寻人」。一旦，跑路的司机被检方传唤或通缉到案，在侦查庭看到当铺老大，当然吓得允诺还钱，而且签下和解。甚至有的在步出地检署，直接在门外再被痛殴一次！
各位会想，检察官也太颟顸了，怎么会没有发觉？可是，偏偏就是没办法发觉，因为地检署案件太多，诈欺案件更是最多，这560件是分散在3年间、由几百位检察官轮分承办，早就在几十万件刑案中稀释掉了。又因为是假性财产诈欺，通常都是不起诉，所以也不会特别引起注意。就这样，地检署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沦为犯罪组织的寻车公司，甚至变成帮助恐吓司机的打手。
我当时突然想到，以前去验尸时，偶尔验过计程车司机因为欠地下钱庄而在车内烧炭自杀。为此，我花了三个晚上，把这560位司机一个一个名字输入相验尸体查询系统，发现其中有17人已经死亡。我便再去函调这17件卷宗，竟然发现其中有7人确实是因为欠他们高利贷自杀，有的自杀时当票就在身边，有的遗书写了欠钱被勒索殴打的痛苦，更多是直接在他们家计程车里烧炭身亡。我跟警方都非常愤怒，监控半年多后全面收网，搜索了当铺及车行共28个地点，当晚逮捕27位嫌犯，声押8位获准。现场也救出了被集中管理的10几位司机。其中有一个老先生，都六十多岁了，一直哭，说他没办法回家，每天都要开车，回来都要全缴出来，身上永远只有一百多元，永远还不完。
起诉前，我回头去看这560位「被告」的诈欺案件，又发现告诉人永远是那3位，告诉状也都是固定例稿。他们3人来地检署开庭如家常便饭，等检察官抓到被告以后，也是固定他们3个来。决定起诉时，我们除了起诉组织犯罪、伤害、恐吓、伪造文书等罪以外，也直接起诉了「诬告罪」。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假性财产诈欺案件，已经收到这么多不起诉处分，仍然重复来告。这不是诬告，甚么才是诬告？后来，他们都遭到法院重判，法院也认为诬告罪成立，而且以一案一罪一罚重判。虽然是迟来的正义，可那560位司机和被逼死的7位亡者，早就已经被滥诉误用的刑事告诉给压死。
我的职业生涯中，遇过太多滥诉案件。看脸书留言不爽就告「诽谤」、管委会在电梯贴催缴通知就告违反「个资」、亲人不奉养就告「遗弃」，罄竹难书。滥诉会排挤真正需要求助的资源，会拖累重要案件的时效。被滥诉的「被告」都抱着恐惧不安，甚至悲愤痛恨的情绪来地检署应讯，更可恨的是「告诉人」还经常不来！这些都是民怨！
检察官对于滥诉虽然可以签结，但是因为外界经常抨击检方签结合法性，现在检察机关为保障「告诉人」的「告诉权」和「再议权」，通令只要「告诉人」有明确指出「被告」和「告诉事实」时，就应该以正式不起诉处分结案，因此也就必须请「被告」来地检署说明案情了。即便检察官和「被告」都很无奈，但是「告诉人」就是要这么做！只因为：一切免费，而且划算！
德国刑事诉讼法是具有明确诉讼成本观念的。在德国，许多无关公共利益的轻微案件，并非由检察官介入侦办，而是规定须走自诉程序，而且自诉以后，若被告获判无罪，法院得裁定命自诉人(原告)负担一定的诉讼费用。因此，在德国鲜少发生像台湾这样夸张的滥诉情况，检警和法院也才可以集中处理真正重要的刑案。我国滥诉普遍，且非公益的纯私益案类太多，已到非改不可地步。我们不应再纵容滥诉，对于不必要刑事处罚的轻微行为，索性除罪化，改为民事不法求偿(原告须垫付诉讼费用)，或者对于非关公共利益的微罪案件，学德国改采附诉讼费用为前提的自诉程序，且在我国更维持强制律师代理之要求。
我们应该从合理使用政府资源及人民诉讼权优先的角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仅仅将大量微罪案件往前挪移给警察结案作为解决提议，只不过把检察机关的痛苦与负荷施加到基层警察身上，国家总体案件数量毫无减少。我诚挚呼吁，彻底从国家刑案总量进行管制，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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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达，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司法改革国是会议委员，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 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