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 ：美国上流阶层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8.28-1962.3.20），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广涉社会与政治理论，兼修史学和人类学，25岁获博士学位。50年代初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举成名，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他在知识社会学和美国社会阶层研究领域都有杰出的成绩，著有《白领：美国中产阶级》《权力精英》《社会学的想象力》等。

普通人的权力被其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甚至于在工作、家庭和邻里空间内，他们也似乎常常被他们既不能理解又无法驾驭的力量所驱使。“巨变”虽然在他们的控制之外，但却足以影响他们的言行举止。现代社会的基准体系限制人们不是从自身而是从各个层面去设计人生。现在这些变化压迫着大众社会的男男女女，于是他们感到自己在一个毫无权力的时代茫然失措。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普通人。随着信息和权力手段的集中，有些人在美国社会占据了可以高高在上往下蔑视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的决策可能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并非由他们的工作所塑造；他们让成千上万的他人就业和失业；他们不受一般家庭责任的束缚，他们甚至可以逃避责任。他们可能住在酒店和豪宅，但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群。他们几乎不必“满足日常需求”，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甚至还创造了这些需求，并且迫使他人满足需求。不管他们是否承认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技能和政治经验远远超过普通大众。他们是伯克哈特所说的“大人物”。大多数美国人形容他们的精英时可能会说：“他们与我们迥然不同”。

权力精英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普通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相对于他们所占据的关键位置而言，他们是否做出如此决定并不重要。行动未果，或决策失败，其行为本身就比作出决策更具影响力。因为他们主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支配着大公司，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掌握军权，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战略要津，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所享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各种有效手段。

《权力精英》1956年版书影。

权力精英并非千篇一律的统治者。顾问和幕僚，发言人与意见领袖，常常是权力精英中更高层次构想与决策的领航人。紧挨着精英之下的是权力中层的职业政治家们，他们存在于议会、压力群体，以及地方政府的新旧上流阶层中。我们将以奇特的方式揭示那些混迹于权力中层的社会名流们，他们靠不停地炫耀而生存，然而在圈内却从未能炫耀够。即便这些社会名流不处于任何主流阶层的首脑位置，他们也常常有权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或蛊惑民心，或更直接地为掌权者出谋划策。社会名流和幕僚多多少少算得上是独立的，如道德批评家和专业人士、上帝代言人以及大众情感的创造者等，都属于正在上演的精英剧中舞台布景的一部分，只不过剧本本身是围绕着等级制度的主角们上演的。

一

精英的性质和权力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当事人知道但不愿透露的某种秘密。这些人对自己在事件和决策的因果关联中所充当的角色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他们常常对自己的角色不那么确定，甚至于常常允许自己的忧虑和期待能影响他们对自身权力的评价。不管他们的实际权力有多大，相对于其他人在使用权力时的执着认真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忽视它。不仅如此，美国精英中的大多数人擅长公关修辞学，有时甚至于在独处时也在不断使用，进而逐步相信它。个体对行为角色的察觉，仅仅是便于理解上流阶层所必须考察的若干来源之一。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不存在任何精英，或者至少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该观点以当事人相信自身的判断为依据，或至少是凭借公众的认知而下断言。

不管怎样，还存在着另一种见解，即一些人认为，尽管还很模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紧密而强有力的精英阶层盛行于美国。这一观点以时代的历史潮流为依据，譬如说，他们察觉出军事事件的主导性，并由此推测，将军和海军上将们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其他决策人一定有权有势。他们听闻，国会又一次屈服于由少数人做出的显然与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的决策。他们知道，轰炸日本的原子弹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投掷下的，尽管他们并无暇磋商此事。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由重大决策所左右的时代，他们也知道自己实际上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因此，他们对今朝昨日一视同仁，并由此推论，无论做出决定与否，其核心必然存在着一个权力精英层。

一方面，那些对重大历史事件有相同感受的人假设，存在一个握有重权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那些细心收听显然来自于决策层报告的人，往往不相信存在这样一个权力会造成决定性影响的精英阶层。尽管这两种看法都不充分，但都必须加以考虑。理解美国的权力精英，既不能孤立地理解历史层面中的事件，也不能仅仅接受对公开的决策人报告的个人认知。站在此类精英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并使两者相关联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政府、企业和军队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权力手段。他们现已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力，在其顶层，现代社会的主宰者们，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美国上流阶层各种角色的社会学钥匙。在美国社会，主要的国家权力已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内。其他机构建制似乎滑向了现代历史的边缘，偶尔还要适当地从属于主角。在国家事务中，没有哪个家庭像任何一家大公司那样有权；在时下美国人阅读的肤浅传记中，没有哪个教会像军队组织那样有权；在重要事件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哪个大学像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有权。宗教的、教育的和家庭的制度不是国家权力的自主中心，反之，这些去中心的领域越来越多由三巨头所塑造，并且其发展态势极为迅猛和具有决定性。

家庭、教会和学校正在不断适应着由政府、军队和公司塑造着的现代生活，与此同时，三巨头们还把那些无足轻重的制度转换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宗教机构为军队提供随军牧师，使他们成为增强杀戮的道德效果的某种手段。学校挑选和培养人才，使之胜任未来的工作和在军队中的特殊任务。当然，名门望族经过长期的工业革命，已是四分五裂，可在今天，无论何时联邦军队发出召唤，如果必要的话，父与子都将离家服兵役。此外，所有次要制度的符号都被用来使三巨头的权力和决策合法化。

现代人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他的出生背景和婚姻生活，更多地取决于他所效力的公司，在那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不仅仅取决于他幼年及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学校，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他的国家，那个与他的整个生命紧紧相连的国家；不仅仅取决于他偶尔聆听上帝教诲才会去的教堂，而且更多地取决于军队，在那里他接受严格的训练。

如果中央集权的政府不能依靠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宣传效忠国家的思想，其领导人将会致力于寻求能够修改去集权化的教育体制。如果五百强企业的破产率像3700万已婚夫妇的离婚率那样高的话，将会出现全球范围的经济灾难。如果军人像信徒背弃信仰那样脱离军队，将会出现军事危机。

在三巨头内，典型的结构单元已经发展壮大，且日益行政化，同时，在决策权之下，显得更为集中化。在这些进展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极度的技巧，各结构单元结合并指导运作这一技巧，甚至塑造和加速其发展。

经济——曾经广泛分布着众多的小生产单位的自主平衡的经济——现已被两三百家巨型公司用行政管理和政治手段所左右，经济决策的钥匙被集中掌握。

政治秩序——曾经由一根中轴维系的几十个分权化的州——现已变成一个集中的行政体系，它吸纳了以往分散的诸多权力，渗透到社会结构的每个缝隙之中。

军事秩序——曾经是一个小小的编制，在缺少信任的氛围中以州国民军的形式维系着——现已成为政府最庞大和最昂贵的组成部分；与它那微笑迷人的公关外表相反，军队已成为一个随意扩展的官僚制领域中冷酷而龌龊的效率机器。

在上述每一个制度中，决策人手中的权力手段都有巨大的增加；它们集中化的行政权力都得到了强化；在每一个制度内，都精心构造和强化着行政当局的程序。

当每一个领域变得更广大和更集中时，其行为的后果也更严重，与其他层面的交往也急剧增加。少数大企业的决策依赖于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军事部门的决策取决于政治生活以及一定层面的经济活动，同时又酿成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悲悲戚戚；政治领域内的决策制约着经济活动和军事计划。一方面，经济；另一方面，政治秩序，包括军事设施对政治和赚钱已经不再无关紧要。在许多方面，政治经济与军事机构及其决策已经携起手来。沿着中欧和亚洲边缘大陆分割的世界两极的每一边，都存在着持续增长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结构交错。如果政府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反之，企业也有可能插手政府事务。在结构意义上，这种权力三角是纵横交错的联合董事会的源泉，是当代历史框架的重中之重。

联合董事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危机时刻，如暴跌、战争和繁荣时期，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在每一时期，决策者被诱导去理解各主要机构秩序之间的依存关系。十九世纪，当时所有机构的规模都不大，它们的自由整合是在自主经济中实现的，靠的是市场力量的自主作用，在自主政治领域，整合则是通过谈判和投票实现的。当时人们假定，失衡和磨擦是有限决策引发的，之后，一种新的均衡可能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出现。如今这种设定已经不复存在了，三大主导性层级顶层的人压根不作此想。

因而最高层的决策往往要么协调一致，要么有些优柔寡断。情况并非总是一成不变。比如，当众多小业主建构了经济时，即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破产了，其后果仍然是地方性的；政治和军事的权威对此不加干涉。可是现在，政治期望和军方责任是既定的，政治家和军方能承担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关键环节在经济大萧条中轰然倒下的责任吗？他们只能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事务，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另外两种秩序的代理人对任何一种秩序下的控制性决策都虎视眈眈，于是，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抱成了一团。

在这三个已经扩展和集中了的领域的最上层，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层圈子正冉冉升起。在经济的最上层，在公司富豪中间，是行政长官；在政治秩序的顶层，是政治领袖；在军事机构的顶端，是围绕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方高层周围的身兼军职的政治家精英。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间的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军界领袖、企业行政长官、政治董事，倾向于齐心协力，共同组成美国的权力精英。

二

人们常常根据其成员的所有来判断那些处于领导地位及其周围的上流阶层：这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价值昂贵的物品和经验。从这个角度看，精英们是一群拥有可能拥有的一切的绝大部分，通常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生活方式的人。但精英不单单是拥有最多东西的人，因为，如果他们在重要机构中没有地位，他们就不可能“拥有最多东西”。这种制度是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必要基础，同时，也是行使权力、获得和保持财富、用金钱支付声望的更大需求的主要手段。

我们所说的“强势”，当然指的是那些即便有他人在反对，也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于是乎，没有人是真正强有力的，除非他有管道使之顺利进入主要机构的大本营。在这些真正强有力的权力机构的辅佐下，真正强有力的人诞生了。上层的政治人物和政府的核心官员掌握着这种制度化的权力；军事将领们也是如此；大企业的主要股东和行政长官们也不例外。的确，并非一切权力都依附和运作在这一类机构中，但只有在它们中间，并且借助它们，权力才或多或少得以延续和变得有意义。

同样，财富的攫取和掌握是在公共机构之内或通过公共机构进行的。仅仅凭大富翁的一面之辞，是无法理解财富金字塔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继承巨额遗产的家族现已得到现代企业机构的补充：名门望族中的每一个人不是百万富翁，就是与身家百万的企业公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始终是合法，甚至常常是刻意安排好的。

现代企业是财富的主要源泉，然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机构也在敞开和关闭通往财富的诸多快捷方式。收入的数量和来源，消费品和生产资本方面的权力，都由我们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如果我们对富豪的兴趣不局限于对他们的大肆挥霍或守财奴式的消费，就必须考察他们与企业财产的现代形式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政府的现代形式的关系；因为，现在这种关系决定着人们保障巨额财产和获取高收入的机会。

声名显赫对社会结构的各主要环节亦步亦趋。显然，声望依靠宣传机器的传输，这一点多半可以肯定，如今这架机器已经构成现代美国所有大机构的中心的和普遍特征。此外，大企业、政府和军队层级的特点之一是，它们的最高位置更迭频繁。其结果之一就是声望的不断累积。比如，对声望的要求也许最初以军事角色为根据，之后在一个受行政人员操纵的教育机构那里得到表现和强化，最终在政治秩序内兑现，在那里，对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来说，权力和声望终于在塔尖上融合了。与财富和权力一样，声望倾向于逐级累积：你拥有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这些价值往往又趋于转换为其他价值：富人发现自己比穷人更容易得到权力；有身份的人发现自己比别人更能把握获得财富的机会。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年在任），政治家，军事家。

如果我们使美国100名最有权的人、100名最有钱的人和100名最有名的人，远离他们现有的地位，远离人际关系和金钱，远离目前聚焦在他们身上的大众传媒，那么，这些人将变得一无所有，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声望。因此，权力并非属于个人，财富也不会集中在富有者身上，声望并不是任何人格的内在属性。要想声名显赫，要想腰缠万贯，要想权倾天下，就必须进入主要机构，因为个体在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牢牢把握这些有价值的经历的机会。

三

上流阶层的人或许也可以被视为高尚社会阶层的一员，被想象为在一系列群体中彼此熟悉的人，他们在社交和商业活动中碰面，在决策时互相关照。根据这一概念，精英觉得自己是“上流社会阶级”的内部圈子，当然别人也这么想。他们或多或少构成了一个紧凑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实体；他们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自觉成员。人们要么被这个阶级接纳，要么被拒绝，由此出现了一个质的裂变，而不仅仅是量的裂变，裂变把精英与非精英一分为二。他们或多或少晓得自己是一个社会阶级，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不同于他们与其他阶级的成员的交往方式。他们彼此接纳、相互理解、通婚联姻，倾向于即便不一起共事也用类似的方式工作和思考问题。

现在，我们不想以我们的定义预先判断是否处于指导位置的精英是社会公认的某个阶级的有自我意识的成员，或者说精英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来自于如此截然不同和特色鲜明的阶级。这些问题有待研究。不过，为了明确我们想要调查的内容，我们必须注意有关富人、当权者和杰出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中的说辞：不管他们可能会怎样，上流阶层的人卷入了一系列纠缠重迭的“群体”势力，以及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中。那些“坐在同级平台上”的人，存在内在的相互吸引，而“坐在同级平台上”往往使他们特色鲜明，有别于他人。只有当他们意识到有必要与他人划清界线时，只有当他们存在共同的防卫意识时，他们才开始理解他们之间存在着共性，他们排斥旁人并彼此亲近。

这种统治阶层的观念暗示着，它的大多数成员社会出身相似。纵观他们的生活，他们维系着非正式交往的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金钱、权力和声望在诸多层级之间的位置交换。当然，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倘若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精英阶层，纯粹出于历史原因，其社会形象和社会形态，决不同于那些曾经统治欧洲各国的高贵家族。

美国社会从未经历过封建时代，无论对美国精英的自然属性，还是对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美国社会，这一事实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不存在任何性质的贵族或上流社会阶层，可以阻挡更高级的资产阶级的去路。它意味着资产阶级垄断的不只是财富，还有声望和权力。它意味着没有哪个显贵家族能够身居要位，垄断着那些通常掌握在受人尊敬的人手中的价值；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可以凭借世袭的权利完全做到这些。这意味着，无论是教会的高级执事或宫廷贵族，还是仪表堂堂的固执的地主，抑或是独揽军方大权的人，都不会与富裕的资产阶级对立，用出身和特权的名义成功去抵制资产阶级的自我塑造。

但这并不是说在美国没有上流阶层。他们脱胎于尚未得到公认的上等人的“中产阶级”，这并不意味当财富的巨额累积使他们的优越感成为可能时，他们仍然是中产阶级。他们的出身和他们的新形象或许使上流阶层在美国不像在其他国家那么惹眼。然而在今天的美国，实际上存在着财富和权力的排序和等级；中下阶层的人对此知之甚少，甚至做梦也想不到。在安居乐业中，有一些家族远离了经济动荡和衰退，只有在繁荣兴旺时期或者位卑言轻的人那里才能感受到经济的不景气。还有一些有权有势者，数目虽小，却执掌芸芸众生的生杀予夺大权。

美国精英是作为一个事实上无对手的资产阶级进入现代社会历史的，在此之前或以后，没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拥有这样的机遇和优势。没有军事邻国，他们轻而易举地盘踞了一块独立的大陆，这块陆地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广泛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愿的劳动力。权力框架以及为之辩护的意识形态已经蓄势待发。为了反对重商主义的种种束缚，他们继承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为了反对南方的种植园主，他们推行了工业主义的原则。独立战争期间，反对独立的人逃往乡村以及众多地主的破产宣告了殖民贵族自命不凡的终结。杰克逊主义的兴起催生了地位革命，摧毁了昔日新英格兰传统家族世代相传的高贵血统所造成的傲慢自负。内战打破了原本属于南方上流社会拥有的权力和声望。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使世袭贵族在美国的成长和延续毫无可能。

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1775-1783年），或称美国革命战争。由于英国一直以来对殖民地进行剥削，对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严重阻碍作用，为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北美人民奋起抗争。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4月的莱克星顿枪声，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

在美国，不存在固定的统治阶级能够始终立足于商业和工业的历史进程中，或者使自己从属于资本主义精英，如同德国和日本的资本家一样，处于从属地位。当工业化的暴风骤雨席卷历史之时，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像美国的统治阶级那样安然无恙。二十世纪的德国和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就是见证；事实上，当纽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时，当华盛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众望所归的政治首都时，不列颠帝国及其模式化的统治阶级的命运亦可见一斑。

四

占据指导位置的精英或许可以被视为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占有者，他们也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上流阶层的成员。根据心理和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也可能被定义为各种不同类型的被选择个体。既然如此定义，那么，很简单，精英是一群气质和能量出众的人。

譬如说，人文主义者眼中的“精英”，不是出自于社会层面或范畴，而是那些力图超越自我的松散个体，与此相应，这些人有高贵的气质，有良好的效率，有杰出的群体构造基础。富贵或贫贱，阳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受人推崇还是遭人唾弃，这些都不重要；他们之所以成为精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按照这一概念，其他人则都是大众，懒散懈怠，放纵自己成为令人担忧的碌碌无为之辈。

这是一种缺乏社会定位的概念，是由某些具有保守主义怀旧情结的美国作家新近创造出来的。不过大多数有关精英的道德和心理的概念要简单得多，它们没有把精英看成独立的个体，而是视为一个整体的阶层。事实上，这种观点总是产生于某些人比另一些人占有更多东西的社会。有优势的人坚持认为他们只是碰巧成为有优势的人。他们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定义为承袭了当前拥有的一切价值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然而然的”精英；事实上，把他们的占有物和特权想象为精英本身的自然延伸。在这个意义上，精英由一群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男男女女构成，是有特权的统治阶层的精英的意识形态，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精英们自己创造的，还是旁人为精英虚构的，都确有道理。

在平等主义诡辩盛行的年代，中下阶级中比较有文化的或比较善于表达自己的人，以及上层阶级中有愧疚感的成员，可能会接受反精英的主张。事实上，西方社会存在长久的传统和各种各样的想象，认为穷人、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是真正高尚的、聪明的和受祝福的人。这种基于基督教传统的反精英的道德观，基本上把上等人贬低为堕落的人，可能或已经被下层民众用来开释统治精英的尖锐批判，或者赞美未来的新精英的乌托邦构想。

然而，关于精英的道德概念，不总是表现为某种大权独揽者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某种与被剥夺基本权利者的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而事实往往是：即许多拥有控制经验和选择权的上流阶层的个体，在适当的时候会逐渐接近他们声称要体现的那种类型。甚至当我们放弃，当然我们肯定会放弃精英男女生来就具有精英气质的观点时，我们没必要否认他们的经验和培训是在他们特殊类型的气质中发展起来的。

今天我们必须修正有关精英是由上等人构成的观念，因为被最上层挑选和塑造的那些人，本身便拥有众多的代言人、顾问、枪手和形象设计师，他们为主子整饰他们的自我感觉，创造他们的公众形象，以及为主子的诸多决策定型。当然，在这方面，精英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作为今日美国的一般规律，倘若仅仅按表面现象解释任何主要的精英集团，是十分幼稚的。美国精英看上去往往缺少集大成者，在很大程度上，精英们被塑造成或被说成是具有标准“人格”类型的人。即使是那些最外显的无拘无束的名流显贵，通常也是一种人工合成品，周而复始地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机构生产制造出来，其效果经过系统周密的考虑，穿插了名流显贵“本能的”即兴表演。

然而，只要精英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或处在指导位置上的人仍在掌权，它就会一如既往地选择和塑造特定的人格，且拒他人于千里之外。那种具有道德感和自觉意识的人，很大程度上由他们所经历的价值和他们所扮演的机构角色的价值所决定，而这种经历和角色又是允许和希望他们充当的。从传记家的角度来看，某上流阶级人士是靠一系列小而亲密的团体内的人际关系塑造的，他凭借此类关系，在他的生活中还可能时不时地回归此类关系之中。于是，精英是上流阶层，其成员经过筛选、培养和认证，并允许他们进入指挥现代社会非人为的机构层级内。如果说有一把钥匙可以启迪精英的心智，这便是蕴涵在他们中间的一种彼此共享的亲密无间的对非人为的决断能力的认知。为了把精英理解为一个社会阶级，我们必须研究一系列小小的面对面的现象。在历史上，最惹眼的是上流阶层家族，而今天，最重要的是重点中学和大都会俱乐部。

五

当基本了解了若干关于精英的概念之后，我们会将它们结合起来，用于考察美国人的成功。根据已提供的精英候选人，我们将对若干上流阶层逐个加以研讨，同时我们将根据缔造整个美国社会的主要机构来从事这项探索；我们将从这些机构之间和机构内部追踪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占据了指导位置，扮演着时代的弄潮儿的角色。

这类精英也许可以被看成是无所不能的人，精英的权力可以被认为是庞大而隐秘的杰作。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解释中，各种事件和潮流都是参照“资产阶级的愿望”来解释的；在纳粹主义那里，是参照“犹太人的阴谋”来解释的；在今日美国的一小撮极右翼分子那里，是参照共产主义间谍的“潜伏势力”来解释的。根据这类作为历史成因的无所不能的精英的解释，精英从来都不是一个有形的机构。实际上，除了通常意义上的非精英人士被认为有能力反对甚至可以完全推翻它之外，精英是上帝意志的长期替代品，是某种幸运杰作的实际体现。

目前，认为精英软弱无能的相反观点，在怀有自由主义心态的观察家中十分普遍。精英被视为分散的个人，缺乏作为历史力量应该具有的任何凝聚力，更谈不上无所不能了。他们的难得一见并非是故意深藏不露，而是由于为数众多而毫无特色。那些占据着正式的权威位置的人，被其他精英施加的压力、被作为选民的公众、被宪法法规严格监督着，尽管也许存在上流阶层，却没有统治阶级；尽管也许存在当权者，却没有权力精英；尽管也许存在阶层化的体系，却没有有效力的上层。在关于精英的极端看法中，精英已被妥协和不团结削弱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成为非人格化的集体命运的替代品；按照这种观点，上流阶层中大名鼎鼎的人物所做的决策不被认为是历史。

在国际范围内，对精英无所不能的想象趋于流行。意见领袖们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令人愉快的现象迅速归功于本国的当权者，把一切丑恶的事情和令人沮丧的经历归因于国外的敌人。在这两种情形下，邪恶统治者或圣贤的万能都成为可能。在国家内部，对这类诡辩的运用则比较复杂：当人们说起自己的党派或圈子的势力时，他们和他们的领袖当然是没有权势的，只有“人民”才是万能的。然而，当人们谈论敌对政党或派系的势力时，他们把对手归结为全能的人，此时的“人民”又成为无权无势的老百姓。

一般而言，美国的权贵照例倾向于否认他们是有权势的。没有一个美国人当官是为了统治乃至于操纵，他仅仅是为了服务；他不会成为官僚，甚至是官员，他不过是个公务员。眼下，如前所述，这种姿态已经成为所有当权者公关企划的典型特征。作为权力行使方式的一部分，这是如此稳固，以至于保守主义的写手们很容易错误地理解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揭示某种奔向“无组织的权力格局”的潮流。

可是，今日美国的“权力格局”比起那些把它视之为某种浪漫混合物的人的看法，更不确定。与其说它是一种简单而短暂的“格局”，不如说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等级式的持久结构。如果说那些占据最高层的人不是万能的，他们也绝非是软弱无能的。如果我们想理解精英执掌和行使权力的程度，权力等级的形态和分量正是我们必须考察的。

如果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就像已经决定的那些事情一样，是以绝对平均的方式分享的话，就不会存在任何权力精英；事实上，也就不会存在任何权力等级，而只存在激进的同构型。同样，在另一个极端上，如果决定各种问题的权力完全被某个小集团垄断，也就不会存在任何权力等级；只会存在一个发号施令的小集团；以及在小集团底下的无差别的和受役使的广大群众。今日美国社会的表现既非属于前者，又非属于后者，尽管这两种概念仍然不乏益处：它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美国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精英地位的问题所在。

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最强大的机构秩序之上都存在一个权力等级。在社会、经济或政治决策的任何领域，路边果木的主人不会比拥有千万美元资产的水果公司经理有更大的权力；前沿阵地的少尉军官不会比五角大楼的高级将领有更大的权力；任何一个警官都不比美国总统更有权威。与此相应，界定权力精英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希望划定的层次。我们界定的精英可能会超出了范围，从而降低了层次；我们还可能使精英缩成一个确实很小的圈子，从而抬高了层次。根据初步的和最小的限度，我们像用炭笔素描一样，粗粗勾勒出这个水平线：所谓的权力精英，指的是某些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圈子，作为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他们共同制定至少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至于既定的国家事务，权力精英正是决策它们的人。

当我们说现代社会存在权力和机会的明显等级时，并不是指当权者抱成了团儿，完全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或者说他们在有意识地合谋。处理这类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更多地考虑显贵们的结构位置以及他们决策的后果，而不是拘泥于他们自我意识的程度或动机的纯洁性。为了理解权力精英，我们务必考虑如下三个要点：

1.在对每一个上流阶层的讨论中，我们始终强调几类精英在各自环境内的心理。权力精英由相似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人组成，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是类似的，基于他们属于类似的社会类型以及更容易达成共识这一事实，他们的联合有着相同的心理或社会基础。在分享名流显贵圈子的声望时，精英的联合达到了最佳状态；当三大主导性机构秩序内部和它们之间发生位置的互换时，它们彼此的联合达到了更为牢固的顶点。

2.在心理的和社会融合的背后，我们或许能够发现，是层级制度的结构和机制，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则是今天的政治指导者、公司富豪和高级将领。官僚制统治的范围越大，精英的权限也就越大。各主要层级如何塑造，它与另外的层级之间有什么联系，多半取决于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假使这些层级是分散的和不相关的，其精英往往也是分散的和不相关的；如果它们之间存在诸多内在联系和共同利益，那么其精英趋向于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集团。精英的联合并不是机构合并的简单反射，但是人和机构之间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权力精英概念就是想确认这种联系。今天，在美国，在诸多机构的管辖范围之内，存在若干重要的一致性的结构性利益，包括私有制经济在政治真空地带所造成的军备竞赛的持续发展。

3.然而，权力精英的联合并不绝对依赖于心理的类似性和社会的相溶性，也不完全依赖指导地位和利益的结构一致性。有时它的一致性还是较为明显的。协调一致是它们联合的一个基础，有时，譬如说战争期间，这种协调极为重要。当我们说这三个上流阶层有越来越多的协调一致性时，并不意味着协调是总体的或持续不断的，甚至是牢固的；更不是说心甘情愿的协调是它们联合的惟一的或主要的基石，或者说权力精英是某项计划实施的结果。我们想说的是，由于我们时代的体制已经对追求相关利益的人敞开了大门，许多人意识到，如果他们同心协力，用非正式的，更多的是正式的手段，这些利益可以更容易实现，于是，他们这么做了。

六

我的论题不是说，一个有创造力的少数派、一个统治阶级、一个无所不能的精英阶层，为人类历史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形塑了所有的历史事件。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通常这类陈述被证明不过是循环论证，即便他们未必如此，他们是如此大而化之，以至于对解读当代历史没有多大用处。权力精英的最起码的定义，即他们的任何决定都举足轻重，但这并不是说，权力精英的成员始终是或必然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说他们从来都不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一定不能把我们期望界定的精英概念与有关他们角色的理论混为一谈，该理论认为精英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创造者。例如，把精英界定为“统治美国的那一群人”，这种说法与其说是个定义，不如说是关于精英角色和权力的一个假设。无论我们可能会如何界定精英的概念，其成员的势力范围仍隶属于历史的千变万化。如果我们用教条主义的方式试图把多样性纳入泛泛的定义中的话，就愚蠢地限制了一个必要概念的使用。倘若我们坚持把精英界定为一个长久和绝对实施统治的步调完全一致的阶级，我们就会固步自封，放弃原本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的更恰当的定义。总之，我们的权力精英概念不可能包罗万象地容纳各地统治集团权力的程度和种类，更不用说允许我们在讨论中偷偷塞入历史理论。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历史的变迁在卷入历史的个体身上并不浅显易见，甚至在那些实践历史的人身上也不多见。比如，在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口延续了大约四百代，可基本社会结构仅有轻微改变。它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是整个基督教时代的6.5倍，后者仅有60代人；它还是仅有５代人生存史的美国的大约80倍。可是如今变化的节奏如此迅速，观测手段又如此便利，如果我们仅仅从一个非常有利的角度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件与决策的相互作用在历史上是十分常见的。

当学识渊博的记者告诉我们，“是事件，而不是人在形塑重大决策”时，他们是在响应把历史看成“财富”、“机遇”、“命运”或“无形之手”作用的结果的理论。“事件”仅仅是这些比较陈旧观点的现代表述，所有这些观点都割裂了人与历史的缔造过程，因为所有这些观点都力图引导我们相信，历史的发展在人的背后。历史的缔造不在人的股掌之中；在历史中只有行动而无功绩；历史仅仅在发生，事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时代的事态进程更多地取决于人的一系列决策，而不是任何不可避免的命运。“命运”的社会学意义仅仅是：当决策为数众多，每一个又有微小后果时，所有的决策以非人为的方式迭加起来，构成了作为命运的历史。但并非所有时代都是命中注定的。随着决策圈的缩小，随着决策手段的集中以及决策后果的加重，重大事件的进程往往取决于核心圈的决定。这并不是说同一些人在一次又一次事件里，玩历史于股掌之中。精英的权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历史不是由一系列小小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决策构成的。它并不是说一百个小小的安排、妥协和安于天命不可能形成持久的政策和活生生的事件。权力精英的概念在有关决策制定的过程中什么也说明不了：它是一种界定社会领域的尝试，在社会领域中，无论决策过程有何特征，都会勇往直前。这是一个关于谁卷入了决策过程的概念。

卷入决策的那些人的眼界和控制能力可能大相径庭。权力精英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对决策的评价和估计中的冒险不会经常失误，其后果有时，实际上常常不是他们原先预计的。决策者常常陷入对自己估计不足的泥沼，被他们自身的错误所蒙蔽。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小圈子做出决定或未能达成共识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在这两种场合，小圈子都是权力精英。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是这样一个时刻；派兵朝鲜也是这样一个时刻；以及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中的犹豫不决更是这样一个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美国参战也是这样一个时刻。难道我们时代的多数历史不正是由此类时刻构成的吗？当我们说自己生活在一个重大决定的时代时，难道不正是指这种强大无比的集中化的权力吗？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打算搞清楚古希腊人信仰的永恒循环，或基督教信仰的救世主再现，或人类的每一次进步的意义。尽管我们没有对此类事物作出反应，但我们却相信伯克哈特所说的我们不过是生活在各类连续事件中；彻底的连续性是惟一的历史原则。历史仅仅是一个事件紧挨着另一个事件；历史毫无意义，因为它不是任何构想和安排的最终结果。当然，我们的连续感，我们对时代历史的感受确实受到了危机影响。但我们很少能超越眼前的或即将面临的危机。我们既不相信宿命又不相信天意；虽然我们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想象着，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能够主导未来，身为个体的“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将不得不通过我们的行为赋予历史各种各样的含义。然而，事实是，尽管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个人，但我们并不拥有平等的创造历史的权力。倘若我们非要如此不可，那是社会学的胡言乱语和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之所以说它是胡言乱语，是因为任何集团和个人都受到限制，首先是实施过程中对权力的技巧和制度手段的限制；其次，并不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现存的权力手段，并且人们行使权力的影响力也不尽相同。之所以说它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是因为它给任何想确定最终决策者责任的尝试造成了困惑，而正是这些最终决策者掌握着通往权力手段的管道。从对西方社会史的哪怕是最肤浅的观察中也能知道，决策者的权力首先要受到技术层次的约束，受特定社会内权力、暴力和组织手段的约束。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贯穿于全部西方历史的一条清楚线索：即压迫和剥削，暴力和毁灭，以及生产和重建的手段，都在一步步地扩张和渐渐地集中。由于权力的制度化手段和沟通手段彼此融合，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效率，那些现在指挥着它们的人逐渐掌握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治工具。我们尚未到达其发展的顶峰。我们不能再依靠或者从往日的统治集团在历史的波动中得到些许安慰；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是对的：我们从无法学习的历史中学习。我们必须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社会结构中找出精英权力问题的答案。人的目标常常仅仅是各式各样的希望，手段才是藏匿于掌握中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权力精英界定为权力的手段，即身居高位的那群人。今天美国精英的主要问题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它的团结一致、它的权势，必须适当注意他们那些令人生畏的变化多端的权力手段。西泽为罗马帝国奉献的要比拿破仑奉献给法国的少；拿破仑对法国所能做的一切要少于列宁对俄国所能做的一切。但与变化中的苏俄内部圈子的权力或美国行政当局的权力相比较，西泽处于巅峰状态时的权力又算得了什么？这些圈子里的人能使大城市一夜之间荡然无存，能在几周内使各大陆成为热核反应后的废墟。权力的设施及手段已无限扩张并高度集中，这也就意味着现在某些小集团的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拿破仑·波拿巴（法语：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历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5）。

但是，知道现代社会结构的最高层可以做出更多指导意义的决策，并不等于知道占据这些位置的精英就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姑且承认扩大了的和整合了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本身就是为允许指导位置的存在而建构的，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就像他们一贯如此的那样，“他们管理自己”，总之，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取决于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必然性”，必然性大概就是他们所扮演的制度角色以及这些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里的位置。

是精英决定他们的角色，还是制度使这些极有用处的角色决定了精英的权力？一般的答案是，尽管没有一个回答是充分的，在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精英与他们充当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不大：从精英的特性或历史的本质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同样如此，大多数男女所承担的角色允许他们或促使他们凭良心扮演自己预期的角色的话，这正好是精英们不屑做的事，通常他们也压根不会去做。他们反而可能会对社会结构，对他们在结构中的位置，或者对他们在该位置上的言行举止提出质疑。

没有人请求或允许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把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驱逐回家，然后使自己从执政官变为皇帝。没有人请求或允许阿道夫·希特勒在兴登堡总统去世之日宣布自己为“领袖和总理”，并巧取豪夺地合并总统与总理职位。没有人请求或允许罗斯福做出导致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决定。决策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不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个名叫杜鲁门的人和另外几个人。失利的海军上将雷德福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之前的轰炸建议，不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而是某个小圈子的看法。当代精英们可能摧毁一种结构，重建另一种结构，然后他们在新的结构中扮演新的角色，早就远离了制度结构。事实上，运用一切权力手段摧毁和重建制度结构，当事态看上去进展顺利时，正是所谓“伟大领袖”的作用；或者，当事态变得糟糕时，正是所谓“大毒财者”的暴政。

1945年8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美国政府想尽快迫使日本投降，决定向日本的广岛投掷原子弹。

有些精英当然属于典型的被角色决定的人，还有一些精英是决定角色的人。他们决定的，不仅仅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还包括数百万他人的角色。一旦社会结构发生时代转折，关键角色和他们的关键作用的产生多半是蓄势待发。显然，伴随与此一起成长的新的毁灭性手段、新的管制手段和新的精神奴役手段，美国朝着成为“两大霸权”之一的方向发展，使美国在二十世纪中叶面临了这样一个时代转折。

历史从未告诉我们，权力精英不能创造历史。的确，这种人的意愿总会有所限制，但这类限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泛，那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的权力手段。它使我们的局势如此不稳，使我们对权力的理解和对美国精英的约束显得更为重要。如今，有关精英的性质和权力的问题，不过是对可靠的政府问题，以一种更现实的和更严肃的方式重提旧事。

七

大肆批评美国新的名流显贵的那些人，轻信了精英软弱无能的观点。如果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是严肃的，他们应该，在其见解的基础上，对肩负美国决策重任的人说如下一番话：

从所有这些宿命论见解中可以归纳出一点建议，即如果说财富或神的意志支配一切，那么，任何权力精英都不能被视为历史决策的源泉；此外，恪尽职守的领导者的观念，而非需求，是毫无价值的和不负责任的想法。很显然，软弱无能的精英、历史的玩偶，是无法承担重任的。如果我们时代的精英没权没势，他们就无法承担责任；作为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精英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美国人民被主宰一切的命运驱使；他们，以及他们的精英，被他们无法控制的后果命中注定地压垮。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很多人事实上已经做过的事情：完全放弃政治反思和政治活动，龟缩入物质上的安逸舒适和纯粹私人事务的一隅天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战争与和平、萧条与繁荣，现在已不再是“财富”或“命运”的问题，而是受人控制，这种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厉害，那么我们肯定会问：谁是控制者？答案必然是：不是别人，正是现在控制了大肆扩张的和高度集中的决策和权力手段的人。我们接着又会问：为什么不呢？为了找出答案，我们必须了解今日美国精英的前因后果及其特点。

那种把精英视为软弱无能的人的观点，丝毫不能阻止我们提出这一类问题，即目前政治人物可能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精英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代言人在公共场合使用的抽象的绝对的概念，如道歉或自夸，可是从这些概念中，我们或许可以从眼前的政治问题中寻找证据，这些政治问题现在已经凌驾于所有责任权力之上。

在我们的时代里，“历史性质”里没有任何成分可以使人不考虑决策小集团的中枢功能。相反，现有结构的发展，已经使它成为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引人注目的观点。

通过“人的心理”或社会行为，现代社会的指导位置在塑造和挑选合适的人，这其中同样没有任何东西使下述观点变得不合理，即人们面对选择，人们做出选择，或者人们在选择面前失败，从结果上看，都是在创造历史。

与此相应，政治人物现在完全有理由约束美国的权力精英，因为他们要对缔造今日历史的那些事件负根本责任。

目前，假设不存在任何权力精英，这是很流行的观点，就像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认为统治阶级的恶棍是一切社会不公正和公众受压抑的根源一样流行。我应当避免臆测，某些单纯而片面的统治阶级肯定会被牢牢地锁定为美国社会的主要动力；正如我应该远离的另一种假设一样，即今天美国历史的所有变迁仅仅是一种非人为的随波逐流。

那种以为一切都是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的观点，基本上是个人宿命论感受的回馈，这种感受是衰弱乏力的，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积极且有原则的话，也可能是个人的赎罪感的体现。

认为那些很容易被指认的恶棍或英雄的出谋划策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的观点，同样也是一种仓促的结论。该观点通过艰辛的努力，力图了解社会结构的变迁如何为各路精英敞开了机会的大门，各路精英又如何运用或不能运用自身的优势。接受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个，即所有的历史都是策划的后果，或者全部历史都是潮流所趋，无异于松懈了理解权力真相和当权者行为方式的种种努力。

八

在我尝试辨别我们时代的权力精英的形态的过程中，以及试图赋予这些毫无特色的“他们”（与他们相对应的普通老百姓就是毫无特色的“我们”）以某种负责任的意义时，我应当从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上流元素入手，并对此做简明扼要的考察：他们是地方社会和“大都会四百强”里的新兴与老派上流阶层。然后我将勾勒出名流显贵们的大致轮廓，以此来展示目前已经首次纳入真正的全国性视野范围内的美国社会的声望体系；在身份地位的全国性体系中，这些微不足道却富有魅力的内容，往往倾向于凭借其更为权威的特征立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为那些常常秘而不宣的权势作辩解。

在研究大富翁和行政长官时，我将指出，“全美60家族”和“管理革命”都未能提供美国上流阶层的嬗变的充足理由，今天他们在有特权的公司富豪阶层中被组织起来。对作为一种历史类型的美国政治人物进行一番描述之后，我将试图说明，改革时代的观察家称之为“隐形政府”的那种东西，如今已经开始显山露水了；通常被看成是政治核心内容的东西，如压力、竞选活动和国会策略等，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下放给了权力中层了。

在探讨军方的支配权时，我想证实，将军们是如何牢牢掌握具有根本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的位置的，以及他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如何追逐与公司富豪和现政府的政治指导者之间的诸多共同利益的。

对这些以及其他的趋势作尽可能明晰的描述之后，我将回到权力精英的主题中去，以及开始从事有关大众社会的补充命题的研究。

我敢断言，在今天这个特殊时期，各种历史因素的交融导致了权力精英阶层的崛起；圈内人分别地以及共同地构成了精英阶层，他们做出各种重大决策，就好像决策原本就该这么做一样；此外，原本已经既定的扩张和集中了的权力手段，如今利用率更高，他们已经作出的和还没有作出的决策，为更多的人带来了更重大的后果，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还可以断定，一种半组织化的对峙僵局在权力中层得到了发展，在权力底层则出现了大众社会。大众社会与想象中的社会几乎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在想象中的社会，自发的组织和一流的公众掌管着权力的钥匙。美国权力体系的顶层更团结更有力度，底层则更松散，其实是更软弱无能，作出这种普遍假设的人，其注意力已经被权力中层吸引住了，权力中层既没有表达底层的意愿，也没有参与顶层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