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系列 星盤系列之9】XX／慶弟（上）——一個女射手的懷念（二）

图／李贞慧（东海美术系第一届，射手座，持续创作有东海树林光影主题作品）

2006年，鑫淼先生逝世后，我和庆弟的来往更多了。上海葬礼看到的许多怪异现象，我知道她有烦恼，但是爱莫能助。她和卓先生没有孩子，庞大的产业，觊觎的人或许不少。庆弟够聪明，她不会不知道有些人靠近她的原因。但她优雅委婉，很少给人难堪，也不会鄙夷。「财大」而不「气粗」，是智慧，也是教养，她总是温婉平和。

但是她确实为先生留下的产业忧虑过吧……

有一次她问我这件事，我跟她表白自己完全外行，不会有一点意见。但是，我觉得卓先生是卓越的创业者，半世纪在台北打造一个成功的产业，「有没有可能……」我沉思着：「创业不容易，能够把一个产业在适当的时候用对的方式结束，也不容易。」

台湾的教科书独占的市场已经改变，数位时代来临，传统出版业会迅速转型，这些，可能都是老书店转型的棘手问题。

我忽略了她情感上的留恋，这些产业，不完全是产业，而是她与卓先生一生感情生活的维系。

他们夫妇，几乎每天有一样的行程。早上九点左右，司机开着宾士五百的金色轿车到书局，在一楼有阳光的角落喝咖啡，员工会为庆弟烤一片吐司。中午他们相偕到重庆南路武昌街口的马可波罗用餐。庆弟吃得很少，通常是几片吉康菜沙拉，听书局和餐厅员工报告一些营运事项，在几个请款的单据上用印。

午餐后司机来接，回仁爱路圆环的大厦顶楼休息。庆弟不睡午觉，她喜欢自己用清水洗涤自己的衬衫T恤，然后平铺在毛巾上晾干。

家里有人帮佣，但是她喜欢自己做，尤其是贴身衣物，很少让人碰。

同时，我发现庆弟有洁癖，一次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几个小时，她不喝水，因为不肯用公共厕所。

每颗天上的星辰有自己运行的轨迹，或大或小，或明或暗，庆弟对自己有洁癖，却对身边的人很宽容慈祥。

她也还是维持先生在世时的排场，常常安排书局同仁或撰稿作者或亲朋好友聚餐，在大饭店的包厢，一桌、两桌，点最昂贵的菜肴，消费出手阔绰，餐厅经理都招待得特别好。

我对大饭店的餐厅，有好奇，但是多不持久，如果每天吃，就有点吃不消。

东部偏乡部落的「庆弟书房」提供儿童阅读空间。（图／蒋勋提供）

庆弟请客，排场很大，但是她自己不吃什么，坐在一边，微笑着看大家热闹。如果是二十几人的聚餐，通常吵闹一堆，热闹之余特别让人感觉到寂寞。一种失去伴侣的寂寞，像庆弟仁爱路家里那一台卡拉OK，卓先生在时，常常一票人在家里欢唱，人走了之后，机器还在，再也听不到歌声。

有时晚宴结束，我会陪庆弟回家，如果是冬天，仁爱圆环靠西南角落骑楼下，总有一个卖糖炒栗子的小摊子。一个老人，独自一人，用小纸袋装着炒好的栗子。庆弟已经习惯，只要看到老人，就要司机停车。她要老人把所有的栗子都包了，还催促老人：「早点回家吧……这么冷。」

有时栗子不多，她也让司机先回家，我就跟她提着热呼呼冒着香气的栗子，过敦化南路，走回她在东南角落的家。那么多栗子，就嘱咐我分赠给大家。

她说的「大家」很不清楚，我们好像也有默契，「大家」是许多人，庆弟不一定认识，我也不一定认识。

1990年，卓先生还在世，她要我为东华写书，「写美术史，东方的、西方的，写给孩子们看……」

东华的教科书多是理工或社会财经类别，人文科别较少。我在大学教美术史，在专业圈子里，教授和学生讲毕卡索1907年创立「立体派」（Cubisme）。「立体派」这个术语，专业圈子里都知道。但是「立体派」对于庆弟说的「孩子们」或「大家」可能没有一点意义。

她启发了我，能不能用另外一个角度，摆脱术语，摆脱专业词汇，向非专业的人谈论「美的历史」？

1990-1992年，东华书局出版了我两本书：《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和《写给大家的西洋美术史》，尽量用口语的方式，把美术史说得更简单。书名上的「大家」是我和庆弟私密的记忆——仁爱路圆环冬日卖糖炒栗子的小摊子。

我们有共同的记忆，也有很不谐和的记忆，像星辰与星辰的轨迹，有时靠近，有时也会离得很远，仿佛陌生而不相干。

我在台北同安人老社区「大龙峒」长大，对城市的老区一直有情感。台北发展出新颖摩登的东区，我还是喜欢跑到大稻埕，看老的商业巷弄，老的住宅形式，传统居民和淡水河的依赖关系，庙宇信仰和庶民商业，长久的生命力，有时好像因为交通或行政规画被遗忘了，但是，街巷间蕴藏的记忆悠久深厚，不会真正没落。

我带庆弟去大稻埕，探访几栋颓圯荒废的老宅，她也喜欢。但是当我看到庙口大肠米粉的摊子，忍不住一屁股坐下来，才发现庆弟站在一边尴尬微笑。

「原来她是不吃路边摊的……」我心里责备自己莽撞，没有细心体贴，即使因为射手，性格豪迈随性，却还是有她不能妥协的事。

那是我第一次告诫自己「庆弟是不吃路边摊的」。

我还是陪庆弟去高级餐厅应酬，有时候觉得是苦差事，因此也应该体谅对她而言，坐下来吃路边摊也是苦差事吧……

生命这样不同，各自有各自的苦差事，也各自有各自的乐在其中吧……

有一次我和庆弟同游巴黎，我住民宿，她住饭店，一起看美术馆，逛街，玩得很好。我回巴黎，觉得不是回一个地方，而是回到自己的二十五岁。破牛仔裤，荷兰木头鞋，口袋里一册诗集，带一瓶红酒，两个三明治，可以坐在塞纳河畔一整天，读诗、发呆，看示威群众，都好。

庆弟好意，总要带我和学生们去昂贵餐厅，我觉得好像在背叛二十五岁的自己，也才发现我一样有洁癖，害怕银塔餐厅的服务侍者告诉你每只鸭子的编号，也害怕他若无其事透露：上一个服务的对象是罗美雪妮黛。

这或许与星座无关，只是社会阶级的习惯吧。恰恰好我在巴黎的年轻记忆那么波希米亚，觉得宁可是一只臭癞蛤蟆，不愿意被甩到墙上变成鄙俗的王子。

我学会了保持一种距离欣赏庆弟，她越来越常邀约朋友坐豪华邮轮，游历地中海或莱茵河，也去了圣彼得堡。我都没有参加，她叙述船上种种，意外惊喜的船长舞会，她确实很开心，竟然说起，结婚后，曾经读大学夜间部，那时，多么仰慕「蓝侬」。

「John Lennon？」

她点点头，「我也喜欢Yoko。」她腼腆的说。

那是她青年时一点点的私密记忆吗？她跟我叙述了当年张贴的蓝侬与洋子的海报。

「他遇刺，我好伤心喔……」遇刺？那是1980年的事吧？我也不禁心里哼起〈I want to hold your hand〉〈Hey Jude〉〈let it be〉。

反复在心底回味年轻时的歌，然而，岁月一直流逝，歌手也死亡了，年轻的歌声照常在心里响起。

我们很难改变什么，就像庆弟每天固定的行程，固定的时间，司机来接，从仁爱路圆环到总统府对面的东华书局。车窗外刷刷闪过去的仁爱路两旁的大樟树的影子，转过凯达格兰大道，抵达重庆南路一段东华书局。司机开门，员工出来迎接，她和蔼一一问好，坐在固定窗边的位子，有时候有朋友陪伴，有时候一个人，她或许觉得卓先生一直在旁边，依旧陪她看窗外照顾得很好的垂枝茉莉，一串一串，像许多纷飞的蝴蝶。

有时候会有错觉，觉得时光可以这样天长地久下去，像一张黑白照片，只要重新染色，一样光鲜亮丽起来。

然而并不如此，当我听到庆弟罹癌的消息时，才惊觉到，啊，她已经超过八十岁了。

她身体维持得很好，动作一向缓慢，所以不会觉得她生病了，肺部的癌细胞到了末期，没有做化疗，也没有做放疗，一天吃一颗标靶药，一万三一颗，但是有效，没有一点病态。

庆弟幸运，有最好的医疗团队，她的癌指数始终维持稳定。

听说她罹癌，我在东华二楼讲了一场《金刚经》，许多老朋友回来，大家都怀念在那个场所听《红楼梦》的时光，像庆弟总记得墙上那张蓝侬和洋子的海报。

我以为《金刚经》提醒大家庆弟的告别，没有想到，我多虑了，庆弟的状况越来越好，很不像一个癌末病人。

癌末这件事还是影响她做了一些决定，趁着头脑身体都还好的时候，把财产做了规画，用先生的名字「鑫淼」成立了基金会，固定发放奖学金给十几所大学的学生。有一天她很满意的告诉我：「财产转做公益，大概已完成百分之八十。」

她也陆续把上海的事业结束，她一向对员工慷慨，把很多房产都分给员工。一块原来要捐给复旦大学的土地，碰到新冠疫情，没有照原定计划。她耿耿于怀，和我提了多次。我觉得疫情期间，她的身体状况，还是不要冒险。那也许是好几亿人民币的事，她希望是做有意义的事，然而人事自有因果，强求或许没有意义吧。

疫情期间，我去仁爱路陪她的时间比较多，只要有空，大概总跟她一起晚餐，带一些她喜欢的江浙家常菜「芋艿」「臭豆腐」，受过她照顾的学生也贴心，常常跟我一起陪她晚餐，她最后的岁月，竟然也不完全孤独。

有两位狮子座的朋友给她晚年很大的帮助，一位安排了菲佣照顾她，另一位常带她去公园晒太阳。「庙口都有两座石狮子，是因为他们守护的忠诚吗？」我心里这样想。

最后的岁月，菲佣阿里贴心，庆弟得了新冠，医院只能一位陪伴照顾，阿里二话不说，整理衣物，在医院待了一周。人心惶惶的疫情期间，人人自保，我看到的是完全无血缘族群之亲的外佣，如此义无反顾，不离不弃，勇敢置身于危险感染的环境。

庆弟两次感染新冠，关心的朋友都忧心，怕她熬不过去。

然而，她生命意志坚强，两次都平安无事出院。

疫情期间，很多应该感谢的事，也看到真正人性的善与恶，残酷与温暖。

庆弟越来越瘦，几乎不吃东西。记忆显然衰退，晚餐时间，她回忆五岁在北京，感冒了，母亲给她两个铜板，嘱咐她到巷口同仁堂，买「小青皮胡琏甘草」。她说得好清晰，字正腔圆，站在中药铺高高的柜台前，看不到掌柜，她大声说「小青皮胡琏甘草」，最后买到了药。

那是她童年重要的记忆吗？她重复说着，一个晚上说了十几次。刚说完，一转头，又重新说一次。

每一次说，都像是第一次说那样新鲜喜悦。

我们照顾记忆衰退的人，像在学习自己记忆衰退的功课。

我们最后记忆鲜明的故事是什么？我们最后说给身边的人听的故事（如果还有人在身边），会是什么？

学生们还年轻，但也了解他们尊敬疼爱的长辈记忆在衰退了。

他们在网路上找蔡琴、费玉清、邓丽君，甚至白光的歌给她听，仿佛想藉那些老歌，连结他们不同世代的记忆。然而我没有告诉这些善良温暖的学生：「你们爱的卓妈妈是听披头四的John Lenno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