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版画印刷术的革命力量

导语：

新教改革运动（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16世纪）是由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的腐败而催生出的宗教和政治动荡时期。16世纪初，随着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瓦解，新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也经历了许多同样的不平等。在中欧的德语地区，昔日的农奴涌入迅速发展的新兴城市成为了行业工人，而贫穷的农民则要面临着征税和劳役，以增加统治阶级的收入。随着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1475-1521，洛伦佐·美第奇二儿子，早年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统治者，其任内爆发了宗教改革）和贵族们加强了对德国下层阶级的财政控制，在当时第一批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起义对旧势力予以了沉重打击。

德国农民战争（German Peasants’War，1524-25）席卷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整个德意志、阿尔萨斯和奥地利的撒克逊州。而在此前的几十年里这里就曾发生过零星的小规模起义，到了1520年代，底层人民围绕世俗小册子的宣传，组织了一场更加分散和广泛的运动。手持农具的叛乱分子冲进城堡，烧毁教堂，不仅威胁着神职人员，还威胁着拥有土地的王公贵族。这样的叛乱世所罕见，统治阶级的应急反应是用暴力镇压，在光天化日之下处决了数以千计的暴乱者。

印刷术的发明终于打破了教会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让工匠们可以印刷廉价的小册子和图文相结合的大报（broadsheets）。这些宣传物被公开传阅，以及随之而来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辩论，取代了以往对圣经的背诵。作为现代报纸的前身，大报是纵向排版印刷的，这便于传播或装饰。正如基思·莫克西（Keith Moxey，1943，美国艺术史学家）在他《农民、勇士和妻子》（Peasants，Warriors，and Wives，2004）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它们的实用性仅“取决于纸张的脆弱性、阳光对墨水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主题意义失去兴趣的速度。”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神学家）充分利用了印刷术的优势，尤其是他1957年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Schlosskirche）大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s，正式名称为《关于赎罪券的意义及效果的见解》，该辩论提纲引起很大轰动和争辩，不但引发了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后续其他神学家的响应更直接促成了新教的诞生），表达了对圣座出售赎罪券的强烈反对，并提出了必须公开讨论教会腐败问题。随着王室与教皇结盟，路德呼吁受压迫的阶级进行世俗改革。在艺术作品中，像北方文艺复兴艺术家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3）和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1472-1553）等早期路德宗（Lutherans，又称信义宗）信徒将他奉为反对教会滥用权力的伟大救世主。早期的版画出版物同样描绘了路德与基督教廷对峙的情景，如汉斯·塞巴德·贝哈姆（Hans Sebald Beham，1500-50，德国版画家）的《路德与神学家之争》（Dispute Between Luther and a Theologian，约16世纪），画中路德带领一群工匠和农民与神学家争辩，代表了工人阶级的不满。

贝哈姆和他的兄弟巴特尔·贝哈姆（Barthel Beham，1502-40，德国版画家）深受雕刻大师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油画家、版画家、艺术理论家，也被认为是北方文艺复兴中最好的艺术家）的影响，丢勒描绘了庆祝场景中的农民。丢勒的版画作品排斥将贫穷与罪恶联系在一起的阶级主义刻板印象，体现了一种“审美颠覆”（aesthetic subversion），但他也保留了农民饱经风霜或呆板的面部特征。而贝哈姆兄弟则更进了一步，他们在纽伦堡的大报上制作了反教会的木刻版画，包括《教皇下地狱》（The Pope's Descent into Hell）和《修道的寓言》（Allegory of Monasticism），后者这幅画展示了一个修道士背弃了贫穷的化身，转而追求虚荣和奢侈。

人文主义作品的传播几乎与“鞋会运动”（德语：Bundschuh，又称“Union Shoe”，1493-1517年在德国中部和西南部发生的一系列松散的局部农民起义，它们是德国农民战争的前奏，农民们在他们的旗帜上展示了农民靴）的自发起义同时发生，“Bundschuh”指的就是中世纪以来农村人所穿的农民靴。大量的《鞋会运动》小册子抨击了上层阶级的特权，支持平民阶级。农民、工匠和城市居民代表着常识、宗教奉献和自豪的工作，这些带有讽刺性的激进作品与路德等正统批评家们形成了鲜明对比。“鞋会运动”的标志被绘制并绣在叛军携带的旗帜上，通常带有“主啊，请站在你神圣的正义一边”（Lord，stand by Thy divine justice）的口号，与此同时，该标志也出现在谴责他们的统治者的宣传小册子当中。

“鞋会运动”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工匠艺人们的广泛支持，丢勒甚至创作了一幅黑森林起义领袖乔斯·弗里茨（Joss Fritz，1470-1525）的木刻版画。1521年出版的匿名小册子《锄头的汉斯》（Karthans/Hans of the Hoe）介绍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名叫汉斯的平民手持一把双头锄头。后来的出版物显示，他拿着一个连枷，旁边的标语都会写着“自由汉斯”（Free Hans）。在汉斯·魏迪茨（Hans Weiditz，1495-1537，德国文艺复兴艺术家）和汉斯·勒哈德·斯查菲林（Hans Leonhard Schäufelein，1480-1540，德国版画家、设计师）的木刻版画中，农民们在与装甲骑士的战斗场景中避开了他们憔悴的外表。到了1525年，当起义席卷德意志西南的士瓦本（Swabia）和弗兰科尼亚（Franconia）时，流行的描绘形象已经模糊了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区别。

这种美学上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革命传教士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1489-1525，宗教改革时期的激进派领袖，是发动德意志农民战争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重浸派（Anabaptist）教徒，拒绝接受《圣经》和七项圣礼。他的小册子宣扬在人间创造物质天堂和工会组织。闵采尔的思想被认为是《农民12条例》（12 Articles of the Peasants）的灵感来源，这是一本广泛分发的小册子，列出了梅明根（Memmingen）工人议会的要求。这些条款在两个月内被印刷了2.5万次，它们呼吁立刻结束农奴制，以及自由选举牧师并恢复公共土地的使用权。

时至今日，《12条例》小册子仍被认为是罗马城被蛮族沦陷后欧洲人权的第一份草案。它的流行危及了当时占统治阶层地位的社会秩序，也导致马丁·路德（路德通常被认为是农民起义的基础，但他仍然忠于教会，反对反叛分子的暴力行为，并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视为应对农民战争负责）公开谴责了这次叛乱。在路德的另一本小册子《反对谋杀，盗窃的农民大军》（Against the Murderous， Thieving Hordes of Peasants）中，他哀叹自己的责任，并敦促诸侯们“让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无论是秘密地还是公开地，都可以进行打击、杀戮和刺伤，记住，没有什么比造反者更恶毒、更伤人或更邪恶了。就像一个人必须杀死一条疯狗一样。”贵族们关闭了闵采尔的印刷厂，并将他斩首，同时也将其他领导人烧死在火刑柱上，惩罚与之相关的工匠，揭示工人阶级在掌握新技术后是如何破坏最高权力阶层和社会秩序的。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农民战争是欧洲规模最大的起义。弗雷德里克·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1820-95，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在《德国农民战争》（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1850）一书中指出，这场战争作为一场宗教冲突的遗产，掩盖了其作为阶级斗争的起源和本质。恩格斯写道：“通过上帝的国度，闵采尔所理解的无非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异、没有私有财产剥削、没有与社会成员对立叠加的国家权力的社会状态。”镇压起义之后，丢勒曾提议为统治阶层的胜利建造一座纪念碑，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设计的画面是：一位手无寸铁、光着脚的农民沉思着坐在一根高大的柱子顶端，一柄利剑插在了他的背上。

工人和农民阶级的英雄形象最终在大众的流行文化中烟消云散了；然而，这种“审美颠覆”在激进的版画传统中幸存了下来 —— 从20世纪的工人运动延展到当今的社交网络。随着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都在继续为精英服务，那段短暂而动荡时期的版画小册子，传达着底层人民不屈的反抗声音，也许这种激进的大众传媒方式才具备了最弥足珍贵的力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