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行国：论孔广森对胡安国的接受

内容摘要：孔广森并非纯粹的公羊学家，其继承了宋儒胡安国《春秋传》中的诸多内容，富有理学的韵味。胡安国以天理来解释《春秋》，并以之统摄君臣之伦、夷夏之防，孔广森加以完全承袭。孔广森以天为最高主宰，意在以天正王，以天制王，完全遵照胡安国之说，然更为强调尊王、尊君，此亦采用胡安国的看法。在夷夏秩序上，孔广森除了坚持胡安国「攘夷」之义的基本看法，其亦强调「进夷」，认为夷夏之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天然不可逾越的边际，诸夏可以沦为夷狄，夷狄亦可以进为诸夏，关键在于是否守礼义，此也与胡安国的看法十分一致。然孔广森对胡安国《春秋》的继承与接受乃完全站在清帝的立场，附和清帝的意志。

关键词：孔广森、《春秋》、胡安国、夷夏、君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清儒孔广森作为庄存与的弟子，在《春秋》学上有很深的造诣，着有《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一书，被视为清代公羊学的代表性人物。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不完全带有汉代公羊学的成分，亦汲取了许多宋人的看法，深受宋儒胡安国的影响，且附和清帝的政治意志，许多学者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本文拟围绕孔广森对胡安国《春秋传》中的继承内容展开讨论，孔广森对胡安国的继承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将胡安国的天理观念移入《春秋》的解释之中，以天理统摄君臣之伦与夷夏之防，第二，以天为最高主宰，意在以天正王，以天制王，然更加在意尊王、尊君，第三，夷夏秩序上，强调攘夷大义的同时，亦意在进夷，指出夷夏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一成不变，诸夏可以沦为夷狄，夷狄亦可以进为诸夏，关键在于是否守礼义。

一、一种秩序的想象：以天理统摄君臣之伦、夷夏之防

宋儒胡安国终其一生，皆在研治《春秋》，后成书《春秋胡氏传》自成一家，流传至今。胡氏在《春秋胡氏传》中极力提倡「尊王攘夷」，并糅合了宋代的理学风格，将宋儒时常言及的「天理」融入到《春秋》的解释系统之中。他在《春秋胡氏传．序》中即说「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干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已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丧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谓此书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则戚矣。是故《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胡安国指周道衰微之势，乃「人欲肆而天理灭」，而孔子却是「天理之所在」，「圣人以天自处」，笔削《春秋》，将《春秋》视为「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之书。

在君臣秩序上，胡安国彰显尊王、尊君之义，亦以天理理解之。如《春秋》「（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胡安国指出，经书「公如京师」，以显示诸侯之怠慢，只是因会伐而如此，又书「公自京师」，乃孔子亲笔，表明「朝王为重，存人臣之礼」，意在尊周天子也，并进一步批评诸侯，尽管书「公如京师」，却未能行朝礼，《春秋》乃加以褒贬、裁断，以示君臣之义，如此则君臣、父子之伦乃正，「天理必存，人欲必消」。胡氏对弑君、篡逆之举批评的颇为严厉，「（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胡氏猛烈批评宋主兵伐郑，指责宋殇公不恤卫国的弑君之难，却反而支援弑君之贼州吁，乃是「肆人欲、灭天理」，意在诛杀乱臣、讨贼子。由是观之，胡安国以尊王、尊天子为上，欲树立君臣、父子大伦，此乃天理之所在也。在夷夏秩序上，「攘夷」也是天理之所在，天理之所归。「（僖公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胡安国列出晋、秦二国之君的种种失德的罪恶，严厉斥责其「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无视君臣父子之伦，已然沦为了夷狄、禽兽，是故「《春秋》人晋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又如「（宣公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胡氏指出，楚僭称王，故降而称子，「四夷虽大，皆曰子，其降而称子者，狄之也」，此乃谨夷夏之防也，彰显攘夷之义，「述天理、正人伦，此名实所由定也」。胡氏将君臣之伦、夷下之防置于天理之下，在此点上，孔广森完全吸纳了宋儒胡安国的看法，成为理学的继承者。

孔广森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中讨论《春秋》「（桓公三年）有年」时，对《公羊传》「彼其大有年何？大丰年也。仅有年，亦足以当喜乎？恃有年也」作了案语「有年，在他公时以数见，不书，唯桓、宣之篇以罕书。胡康侯曰，桓、宣享国十有八年，独此二年书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孔广森引用胡安国的说法，指出桓公、宣公之世，只有两年书「有年」，可知他年歉收，此乃「天理不差」之故。又如「（昭公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时说「《左传》曰，楚子围将聘于郑，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入问王疾，缢而弑之，葬王于郏，谓之郏敖。《韩非子》亦称，《春秋》记曰，王子围因入问疾，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然则，卷之卒并非实卒，《春秋》不言弑者，为内讳也，前此伯国惟齐懿公弑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国，公子围，亲弑君之贼，而昭公屈节往朝，内耻之大者，故略其实，所以扶中国，存天理，微乎旨矣」。孔广森引用《左传》《韩非子》的说法，指出楚子之卒非实卒，《春秋》经不书弑，乃是为内讳，并以楚为夷狄之国，指责鲁昭公往朝楚，乃「内耻之大者」，意在「故略其实，所以扶中国，存天理」。孔氏贬斥鲁昭公有两点理由，一是，楚乃夷狄，二是，公子围是弑君之贼，鲁昭公朝楚之举乃不察夷夏之防、君臣之伦，此乃天理不容也。胡安国以理学家来解释《春秋》，孔广森却加以采纳，使得其《春秋》著作暗藏理学色彩，这在考据学风兴盛的乾隆时代显得格外特别。

二、从制王到尊王

孔广森将天拉出来，以其为最高主宰，意在以天正王，以天制王，此点完全遵照胡安国之说。譬如他在讨论「（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賵」，对《公羊传》「其言归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礼也」解释时采用胡安国的说法「胡康侯曰，不称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系王于天，以定其名号者，所履则天位也，所治则天职也，所赏所刑，则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讨」。胡氏在此讨论天与王的关系，不称天王，乃是「弗克若天」，表示系天于王，乃是定其名号，对其地位、职责、赏刑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意在以天制王，孔氏对此加以接受。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孔广森对《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引用何休的注解释「《解诂》曰，据文公言即位也。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在此，何休对天、王、诸侯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地演绎、分析，表示以天正王，以王正诸侯，王者当承天以制号令。「（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孔广森在案语中指出，「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批评桓公、周天子，「桓公之行，是谓无王，无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谓无天」，其承认天的最高主宰性。

在君臣秩序上，孔广森完全采用胡安国的论述，强调尊王、尊君。如「（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公羊传》「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君获，不言师败绩也」，孔广森采胡安国之说「胡康侯曰，君获，不言师败绩，君重于师也，大夫战而见获，必书师败绩，师与大夫敌也。君为重，师次之，大夫敌，《春秋》之法也。与孟子之言何以异？孟子为时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为重，君为轻，《春秋》正名定分，为万世法，故以君为重，师次之」。胡安国指出，此处君为获，而不书师败绩，乃是君重于师，旨在表明「君为重，师次之，大夫敌，《春秋》之法」，是乃尊君也。又如「（宣公五年）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子叔姬。叔孙得臣卒」，孔氏引胡安国之说「仲遂如齐，谋弑子赤，叔孙得臣与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数岂略而不书日？是圣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适庶，人道之大伦。方仲遂往谋于齐，而与得臣并使，若懵然不知其谋，或知之而不能救，则将焉用彼相矣？故特不书日以贬之」。胡安国认为，叔孙得臣卒不书日，乃是讥贬其与仲遂相偕行，强调「君臣、父子、妃妾、适庶，人道之大伦」，亦是在彰显君臣、父子、夫妇、适庶的人伦之间的尊卑秩序。

孔广森乃曲阜人氏，为孔子裔孙，其祖父孔传铎袭封衍圣公，父亲孔继汾曾为户部主事。孔氏自己亦平步青云，乾隆三十年（1768）举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1771），后改庶起士，散馆授翰林检讨。可以说，孔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食新朝俸禄之人，其所坚持《春秋》中的尊王、尊君父的想法，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这个标准的。尊王、尊君父已经不是《春秋》中的历史话语了，而是现实的政治话语，为满人入关克服了障碍，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思路，这可以说是实获清帝之心的。作为食毛践土的一代，与清初士人于清廷采取反抗、不合作的态度有绝大不同，孔广森实乃转向认同，甚至主动迎合当朝的气息。孔氏不仅是一位有建树的经学家，还是一位文采斐然的文学家，尤工骈文。他的骈文《元武宗论》，娴熟运用元代的各种史料，对清帝乾隆的「大一统」思想加以佐证。《元武宗论》里面写道「古之王者因时以制礼，虑难以立经。承颛九世，非袭若水之降居，荐益七年，不慕阳城之讴域。一生一及，废质家亲亲之法，三昭三穆，明文家贵贵之典。所谓设妃如庙，树子如社，重齿路之防，定逐鹿之分，消闚竞于未萌，期宪章于可久。不幸中叶震业，大宝陆沉，犹当上鉴夷吾唯卜贰圉，下征灵武即禅宗储，则英景之畔、肃愍之诛，不且可以免乎？故曰，《春秋》之义，先大一统，君而二统，未有不乱者也」。这篇骈文词藻宏富，气势如虹，无非就是表达礼义、文教对国家安定的重要性，最后落到「《春秋》之义，先大一统，君而二统，未有不乱者也」一句上，犹显孔氏对大一统、国君定于一尊的热切企盼，其迎合、呼应乾隆的心理是不言自喻的。乾隆于四十一年（1776）平定金川之乱，孔广森随即作了一篇颂圣的文字《武成颂》，其中写道「天子方讲艺螭抝，修文虎观，谘儒官于刘向，遣谒者于陈农。羽檄星驰，叠下五申之令，铜签夜警，仍披二酉之篇，岂非天亶聪明，圣兼文武与？」孔氏盛赞乾隆的文治武功，刻画出一幅神武威仪、勤政爱民的圣天子形象。孔氏汲汲于此，不惜笔墨维护乾隆的权威，此与其《春秋》中所要表达的意味是十分一致的。宋儒胡安国那里，《春秋》虽然具有两面，既要制王，也要尊王，其逻辑即是在天、王关系上当制王，在君、臣关系上当尊王，孔广森对此深信不疑，然孔氏更加重视尊王，以因应清帝的政治意图。

三、从攘夷到进夷

在《春秋》的「尊王」层面，可以说孔广森对胡安国之说完全是加以因袭的，那么在「攘夷」上，孔氏是否也如此呢？在「攘夷」上，孔广森亦坚持胡安国夷夏大防的基本看法。如《春秋》「（成公七年）吴伐郯」，孔广森引胡安国的注「胡康侯曰，称国以伐，狄之也。吴本太伯之后，以族属言则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为其僭天子之大号也。《国语》云，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然则吴本伯爵也，后虽益炽，浸中国会盟，不过曰子，亦不以本爵与之。故记于礼书曰，四夷虽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志也，而不以为不敢擅进退诸侯、乱名实者，误矣」。孔广森继承了胡安国说法，称吴本是太伯之后，为伯爵，因僭天子名号，尽管参与中国的会盟，犹称之为子，亦不以本爵视之，「四夷虽大，皆曰子」，故尚且位在夷狄之列，不能返于诸夏。在此，孔广森以是否尊天子为标准，来区别中国与夷狄，尽管吴与周本是同出，亦以夷狄视之。孔氏在《春秋》中始终谨夷夏大防，他在「（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孔氏引用何休之论，以示「王者不治夷狄」，并以为，戎、狄在经里只是举其名号，皆略书，与君臣相别也，亦是贬斥夷狄也。

然而在胡安国看来，《春秋》虽然谨夷夏之防，然夷夏之间关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华夏可以沦落为夷狄，而夷狄亦可以进为华夏，关键是在于是否守礼义，胡安国乃以礼义为标准来看夷夏之间的区别。在「（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胡氏再次强调夷夏之防，指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中国与夷狄之根本区别在于礼义，无此则是夷狄、禽兽。如「（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胡安国以狄视晋，原因在于，楚奉孙吴讨陈，进而灭陈，诱蔡般杀之，进而灭蔡，晋人皆坐视不理，转而伐人之国，「中国居而夷狄行也」，指出「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信义而已矣」，「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犹以信义为准来看夷狄、中国之别。反过来，夷狄若守礼义，自然要进之。如「（庄公二十三年）荆人来聘」，胡安国并不是将夷狄完全加以排斥在中国之外的，荆因其猾夏不恭，故沦为夷狄，然此次来聘，经称人，胡氏以为「嘉其慕义自通，故进之也」，即便是夷狄，能修中国诸侯之事，则亦给予褒奖，而那些变为夷狄的诸侯，即便有罪过，亦「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胡安国以中国诸侯为中心，试图影响夷狄向化，进而以礼待之，安定远人。「（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胡安国指出，此处狄称人，乃是进之之意，「慕义而来，进之可也」，因其参与伐卫救齐，故而对其加以褒赞。尽管狄人在中国之外，能参与中国之事，向慕中国，《春秋》亦加以赞许，胡安国以中夏为准则，试图变夷、进夷。

孔广森的看法与胡安国完全一致，在孔氏看来，诸夏若不守礼义，则容易沦为夷狄，而夷狄若守礼义，亦可以进为诸夏，夷夏之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天然不可逾越的分际。如（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孔广森说「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圈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绝诸夏。商臣弑父，罪大恶极，犬彘将不食其余，盖窃位以来，诸侯尚未有与盟会者，蔡庄侯首道以搂上国，独与同恶相济，同气相求。不再传而蔡亦有弑父之祸，遂使通《春秋》唯商臣与般相望于数十年之间。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广森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孔氏指出，蔡为同姓诸夏之国，然「世役于楚，自绝诸夏」，而且商臣弑父，不守礼仪，蔡庄侯用夷变夏，此乃《春秋》主书蔡侯，乃恶之之义。蔡本为诸夏，不讲礼义，无视君臣之伦，而自觉与楚靠拢，自然就沦为夷狄了，不可以诸夏之国视之。又如「（昭公十二年）晋伐咸虞」，孔广森对鲜虞的氏族进行了考证，驳斥杜预的说法，以鲜虞为姬姓之国，进而指责晋国，其虽然是诸夏之盟主，然「楚翦覆姬宗，坐视不救，又效楚之尤」，加兵于同姓之国，故称国乃是以夷狄视之也。晋本是诸夏，仅因不救诸夏，且伐同姓，而受到孔氏的贬斥，此乃晋不顾以氏族、血缘之近的缘故。

除了诸夏滑落为夷狄，夷狄亦可以进于诸夏。如「（僖公三年）楚人伐郑」，孔广森说「僖公为所闻世之始，始内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渐，故进而国之。杜预谓『荆自改号曰楚』，妄也。据《左传》则桓、庄之篇固皆称楚矣，假令实先号荆，今更号楚，《鲁颂》作于僖公之时，何以尚称荆舒？故知以州举者，自是略贱之辞，《诗》与《春秋》，其义正同」。孔氏虽坚持「内诸夏而外夷狄」，然「治楚以渐，故进而国之」，逐渐承认楚的地位，批评杜预荆自改楚的说法。又如「（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卫」，孔氏道「狄称人者，卫弃礼义，翦灭同姓，邢初为狄所灭，今狄幡然亲邢，与共谋卫难，有忧中国之心，故进之，有因以抑卫也」。孔氏指出，狄在此处之所以称人，是因其亲近邢国，与之一起共谋卫难，「有忧中国之心，故进之」。孔氏坚持进夷的这种想法与乾隆帝的看法暗合，乾隆帝曾亦表示夷夏之间并无根本区分「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今古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而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乾隆帝持「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而夷狄之」之论，指出中国与夷狄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乾隆帝在《御纂春秋直解》中亦对夷狄多有褒赞，如僖公十八年「狄救齐」，《直解》说「苟有善，虽狄必予之」，对狄救齐之举表示赞许，如襄公十八年「春，白狄来」，《直解》说「春秋之时，戎狄错居中国，与之会盟则有讥。若其慕义而来，则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谨所以待之之道而已」。《直解》并不完全按照《春秋》中的理解，夷狄与中国会盟而持批评的态度，相反对夷狄「其慕义而来」采取接纳、包容的态度。孔氏实属逢迎之举，假《春秋》而向本朝最高意旨看齐。

四、结语

在乾隆时期，考据学日渐鼎盛之际，孔广森却暗袭理学，对宋儒胡安国《春秋传》中的内容多有继承。在君臣秩序上，胡安国彰显尊王、尊君之义，以天理加以理解，在夷夏秩序上，「攘夷」也是天理之所在，天理之所归，孔广森完全对此加以吸纳，以天理统摄君臣之义与夷夏之防。其对胡安国的继承，完全是站在清帝的政治立场上看待的。

孔广森将天抬出来，以其为最高主宰，意在以天正王，以天制王，完全遵照胡安国之说，即便如此，孔广森却更为看重尊王。在君臣秩序上，孔广森完全采用胡安国的论述，强调尊王、尊君，彰显君臣、父子、夫妇、适庶人伦之间的尊卑秩序。孔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食新朝俸禄之人，其所坚持《春秋》中的尊王、尊君父的想法，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这个标准的。作为食毛践土的一代，孔广森实乃表现出对清朝极大地认同，甚至主动迎合当朝。孔氏不仅是一位有建树的经学家，还是一位文采斐然的文学家，他的骈文《元武宗论》，娴熟运用元代的各种史料，对乾隆的「大一统」思想加以呼应，在《武成颂》中盛赞乾隆的文治武功，此与其《春秋》中所要表达的「尊王」意味是相当一致的。

在夷夏秩序上，孔广森虽然继承了胡安国的「攘夷」之论，强调夷夏大防，然而同时又强调「进夷」，指出夷夏之间关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华夏可以滑落为夷狄，而夷狄亦可以进为华夏，关键是在于是否守礼义，乃以礼义为标准来看夷夏之别，此亦与胡安国的看法一致。在「进夷」上，孔广森与清帝乾隆的看法暗合。乾隆曾亦表示夷夏之间并无根本区分，持「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而夷狄之」之论，指出中国与夷狄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变的，其在《御纂春秋直解》中亦对夷狄多有褒赞，对其「其慕义而来」采取接纳、包容的态度。孔氏实属刻意逢迎之举，假《春秋》而向本朝最高意旨看齐。总之，孔广森对胡安国的继承、接受乃完全附和清帝的政治标准，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孔广森擘画了一幅以天理为基础，统摄君臣、夷夏的秩序想象的图景，然这一图景背后却暗含了对清帝权力的迎合、附和，这是传统时代读书人普遍的心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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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载于《哲学与文化》2024年第4期第177—185页

作者简介：

秦行国：1993年生，湖北仙桃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史及近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