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大律师称呼的起源──民初法律人的风骨（三）

黄涵之先生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我们关系不同，一直时相过从，厅内一位名叫任琴父的推事，在外吃花酒，事闻于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为杨荫杭，适逢司法改制，上对下可以命令行事，杨荫杭遂以命令警告任琴父，并深斥黄厅长约束部属不周。

涵之先生对杨荫杭根本轻视，不予理会。我因正当壮年，遇事喜动意气，从旁甚觉不平，由我撰稿，具涵之先生名还骂，油印散发全苏各法院，事情遂扩大。杨荫杭一怒之余，下令上海地方审判厅全厅改组，连厅长以下通撤掉。但检察官陈英，以其无理，签请司法部处理。

司法部派了两位分事，一为沈应石，一位姓陈，查办此事。其间章宗祥、曹汝霖原为杨荫杭生死之交，竭力袒杨，而司法总长许世英（静仁）则主秉公从事，两方争执颇力，结果由司法部下令斥杨荫杭措置失当了事。以后据传，有人对章说，「谢某是个人材」，章说，「角色是角色，但我对他有成见」。这事过后，涵之先生挂冠而去。我仍继续作我的律师。

谈到当时律师界情形，趁这个机会，我可附带讲上几句。现在的律师，都称某某律师，有时候口头称呼某某大律师，不过是交际上客气的话，自称及招牌上的字样，一律是律师，无大小之别，若有人自称大律师，或招牌上写明某某大律师，一定传为笑话。殊不知民国初元，上海律师，无不自称大律师。登报及招牌，也一律称大律师，竟没有一个律师，不加「大」字称号。

什么缘故呢，因为中国律师起源，是仿照在上海开业的外国律师而来的。上海律师以英租界为最先开业。英国律师制度，原分大律师、小律师两种，小律师只能办初审轻微案件，大律师才能办终审重大案件。并且有许多案件，不能直接就委托大律师，要由小律师转送大律师，俨然成一阶级。中国律师并无这种区别，但既在上海开业，相形之下，谁肯自居小律师，于是每一律师，都称大律师，招牌上也仿照外籍律师的式样，铜质横式，中西两种文字并列，这就是大律师称呼的起源。

说起西文大律师名称，当时相传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忽然来了一位高帽燕尾服的外国人拜访，名片上是某某大律师（英文Barrister）。这位中国律师不通英语，从没有外国朋友，弄得莫名其妙。见面一谈（当然通译传话）才知道这位外国来宾，是英牛津大学的法学士，现在香港作律师，有事来沪，见了此地律师招牌上，多半写有英文Barister字样，以为是他的同学，因为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律师，才称Barrister，所以误认。经解释之后，才嗒然而去。

嗣后好多大律师，都将英文名称，改为Attorney，不称Barrister，以免外国同学，再度光临。后来我第二次到上海做律师时，就很少有人挂大律师的招牌了。那时（民国9年）上海律师公会，相当负责，对律师风纪，甚为注意，除名片外，其他登报启事及招牌字样，不准于律师上加任何标榜文字，什么博士，什么前任某某官职，某某教授等等，都在禁用之列。现在讥讽人的，动辄说是海派，不知当时的海派，也还不是乌烟瘴气的呢。

外籍律师，收取酬金，多数是分收性质，即是按件取费。总收包办的办法，好像不大听见。中国同业，最初大半仿照外籍的办法，谈话、出庭、撰状等等，都分别按时间、次数、件数计算。其办法，谈话是每次现付，其他工作是先交保证金若干（有保证人的也可免予先交），到了相当时期，多半是保证金将完，或到每周末（西例）、月底（中例），就由律师事务所开单计算，多退少补。

本文节选自《谢铸陈回忆录》，作者：谢铸陈（蔡登山主编），出版：新锐文创（秀威资讯）。

但是中外风习，根本不同，外人重法律，中国重情感，外国律师不问委托人有无交谊，总是公事公办，照章取费，毫不通融。中国人总觉得面子上不好意思，对陌生的人还好，若有丝毫关系，就很不便收取谈话费，以及按次计算，如像西洋夫妇吃包饭坐电车，各开各帐的作风，我们实在追不上。就是委托人也觉得，分收办法既麻烦，又不便计算这一场诉讼要多少费用，因此趋重于总收。以后中国同业，也就逐渐将分收办法取消了。

但是中国律师而西化的，不是没有。譬如我的朋友金泯澜，他的事务所就有谈话券制度。凡来见的，先要交大洋（当时通行币是银元）5元，买一张券，等于医师的门诊挂号券一样，按号传入，钟点过了照加。又汉口律师张履鼇（美国法学博士，后来一度任南美某小国公使），也是全盘西化。

有一天他的朋友宴客，席上谈起报上登载某诉讼案件法律问题，主人请教他，客人也有几位同他讨论。到了第二天，同他谈话的主宾，每人都收到一张帐单，上载谈话费若干元。大家都很诧异。主人去问他，说我什么时候同你讨论法律。他说，「不是那天吃饭席上讲的吗。」主人说，「那是随便聊天，并不是对那个案件讨论。而且在座的人，也没有谁与那个案件有关系的呀。」他说，「我只知道讨论法律就照章收费，不问你们有无关系，不然，其他客人同我谈闲天的，为什么不向他们开帐单呢。」后来传为笑谈，见了律师朋友，都先说一句，不敢对你说话，怕帐单到门呀。

【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