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国共错失五次和解时机──崩溃年代之18（蒋世安）

1949年10月1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时报系档案照片）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蒋介石、毛泽东最后之决战，是蒋氏失去大陆政权的直接原因。但此三大战役并非孤立事件，蒋氏之败，与毛氏之胜，是果而不是因。明其因果关系，须从全盘考量。套用自古以来成败得失之常例，不外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

天时即时机，蒋在有利时机而不能利用之。例如1946年5月东北四平街之战，击败林彪共军，进据长春后，因马歇尔之劝阻，未能乘胜追击，致遗后患。负责指挥四平街战役的白崇禧将军，始终引以为憾。而毛则相反，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乘胜追击，接连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不使国方有喘息之时机。

毛在劣势时期，则能争取时间，例如四平街战役之败，指示林彪：「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再行作战。」周恩来即利用马歇尔对蒋施加压力，争取到23天的休战时间，只是谈而不和。蒋之目的，则是以战逼和，虽然战胜，并未达到和之目的，故胜亦非胜也。

战争时间的拖延，对国方最为不利，王世杰于1945年11月初向蒋建言：「我国（如）于对日战争结束以后，续有一个5年至10年战争，则一切建国之业，势将无期搁置，前途不堪设想。」实际上，从1946年打到1947年的两年战争，即支持不住了。

1946年11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对蒋氏在时间上的评估，认为蒋之一切计划，均以半年为期。半年后，即无打算。蒋对长期作战计划，亦无任何把握。美式弹药，只够半年。兵员补充，困难更多。财政上，宋子文实在拿不出钱。周氏这个评估，至为正确。半年以后，即是1947年的下半年，即是挫折频仍的现象。

至于国共和解之时机，曾有5次：一为重庆会谈，是和解最佳时机；二为蒋之先安关内再图关外之际，俄及中共均有和解之意愿；三为政治协商决议之实施，国共双方均有明确之承诺；四为四平街战役前，中立长春，和解非无可能；五为届至1946年6月的谈判，周恩来认为「已解决了问题百分之90」。观其6月27日所提之方案，并非不可接受。以上5次时机，未能适时掌握，而致失之，其后虽欲求之，则不可得矣。

就地利言，共方战略，以广大乡村包围国方有限空间的城市。大肆破坏交通，陷国军于分割孤立据点，便于各个击破。东北国方最后剩下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华北剩下北平、天津、张家口3个孤立据点。华东剩下青岛、徐州孤点。交通隔绝，除港口外，进退不得，困守挨打，终被歼灭。兹举两例如下：

例一，为东北撤退问题，1948年1月，卫立煌接任东北勦总总司令后，以粮弹两缺，运输补给困难。蒋于2月间，决定将东北国军主力撤至锦州集中，以保存此仅有之兵力。即手书令卫立煌实施，但卫以沈阳以南已经解冻，为滥泥季节，道路田野，均没膝难行，大军行动，异常困难，蒋只得放弃此一撤退计划。

而林彪之共军，不因解冻问题而进攻不已。至3月中，国军在东北地区之长春、沈阳、锦州，乃益陷于孤危中矣。

例二，淮海、平津战役之前，蒋介石于1948年11月4日晚召集会议，商讨战守问题，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国防部傍晚会议，议定三计，供蒋裁决。其中咸主上计，撤青岛与徐州，联合攻击陈毅股，中计撤海州以助徐战，下计放弃平津，西撤与南下。会中华北勦总总司令傅作义问参谋次长刘斐意见，刘谓如能以天津作根据，南下过黄河，与徐州、青岛合击陈毅，亦为胜图。

蒋问徐永昌意见，徐以为敌人作战，不需后路，我则无此素养，必须保有可恃的后路，官兵心情方安。至由津指挥，固为胜着；但敌今时交通，实较我为便利，如为黄河所限，又有大敌据守，后路未见固也。这是说地利不如共军，虽有胜图，亦难实施也。蒋氏亦以黄河阻碍太大，决令傅固守华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此办法最惨，结果全军覆没。

就人和言，中共的统战机构，即为专做人和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皆为统战的高手。统计重庆会谈期间，毛氏自1945年8月28日至10月7日，在重庆会晤的人士，除国民党的要人不计外，民主人士约60人次之多，其中著名者有张澜、宋庆龄、柳亚子、沈钧儒、侯外庐、黄炎培、章伯钧等。张澜为民主同盟主席，毛尊之为朱德的老师，以拉拢关系。张亦向毛「交心」，要毛不要相信蒋介石。重庆会谈中，中共提出三大原则中的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作（后改合法），均为拉拢民主人士，人和的工作也。

张学良与蒋中正。（中时报系档案照片）

周恩来的人和工作，最为杰出。西安事变时，曾把蒋的亲信张学良统战过去。国共和战时期，国方的杂牌高级将领如孙良诚、张克侠等，都曾请周派人去做他们的工作。更为重要的，周在1947年2月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报告，首次把这一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称作「第二战场」，同「第一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相配合。其所造成全国性的澎湃汹涌之学潮，对国方之威胁，不下于军事攻势之严重。蒋记其所感云：

共匪在我后方各大城市，发动其各阶层宣传之威胁攻势，一面扰乱社会秩序，由大学而中学、而工厂，运动全国罢课、罢工、罢市，企图前后方响应，推翻政府，夺取政权。而一般自由知识分子之校长、教授，皆由中立而附和共匪之可能。

蒋之失人和、失人心。以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后之贬值，最为严重。如蒋所记：

自金圆券发行以来，中下级人民，皆以其金银外币依法兑换，以示爱国与拥护政府之真诚。不意竟于数月间，军事节节失败，经济每况愈下，物资枯竭，物价飞腾，金圆因之贬值。人民怨声载道，而政府之信用全失矣。……尤以一般知识阶级，与立法、监察委员，及公教人员等，现为生计所迫，又为匪谣所惑，遂使失败主义，弥漫于全国。其情况实为以前所未有也。

《徐永昌日记》亦记：「街道随便詈总统（蒋）夫妇，警察付以同情之笑。」「一般人民闻蒋先生出国，多有放炮竹以志欣庆者。」一向亲蒋之徐永昌，认为人心已失，蒋应「罪已下野」。

张群向蒋反映，说国民党干部及立法委员中对蒋有不满之表示，且闻已有200余人签名，要求蒋下野之消息。蒋曰：「若辈之意，欲使余心灰气馁。翩然引去，以遂其对匪求和之愿望。可慨也夫！」

所以华中勦总总司令白崇禧要蒋下野之电，说「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等情，亦事实也。

总之，战后国共之战，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国方皆不具备，尤其淮海战役，最为显著，其败固然也，非偶然也。

【本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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