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晚年的遗憾──躲过文革的张大千之1（王亚法）
张大千（中时资料照）
立法院珍贵动产，张大千字画「泼墨荷花」。（杜宜谙摄）
每当我看到张大千先生晚年在海外的精美画作时，脑子常会闪过一丝念头，好险啦，幸亏他没有留下，否则世界上哪会有这些精美作品呀！
张大千的山水画，走出青城山后，画风大为丕变；他的人物画，从敦煌回来后，画风也大为丕变；而他的整个绘画思想，自从去国后，更是进行了一次巨大的丕变，可以说没有张大千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就没有他后期的艺术造诣。他独创的「大泼彩」，把西方绘画的大块色彩，和中国画的意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是中国绘画史上取得成功的巨擘。
张大千1949年去国后，从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台湾，尤其在1955年，他去巴黎和西方画魁毕卡索会面，成功地进行了东西方艺术的交流，把中国绘画推向世界，居功至伟。
张大千的伟大成就除了绘画之外，与他的博学多才，聪颖参悟，以及先天的慧根所分不开的。
1949年后，周恩来曾几次叫于非暗、叶浅予写信给张大千，请他回来，还通过廖承志影响他，可是张大千毕竟是张大千，他独具慧眼，审度时世，独有定力，最终作出正确的选择。
我曾听叶浅予先生说过，幸亏大千没有回来，否则他逃得过镇反也逃不过反右，就算他挨到文化大革命，也是必死无疑；我也听谢稚柳先生说过，凭张大千口无遮拦的脾气，和他的生活方式，他花钱的阔绰，解放后是无法活的。
我听我姨妈说过，解放军进成都前夕，地下党通过各方面关系，给他宣传共产党的所谓知识份子政策，劝他留下，并许诺新中国成立后，给他当什么画会的主席，我姨父张心铭的同学是地下党，特地挑了两担米到张家说，政权交替时，社会秩序混乱，以备过渡时期时用，聊表我党之诚意。
张大千临离开成都之前，开了次家庭会议，指着大米说：「要吃米的留下，不吃的设法跟政府撤退！」
但是由于当时成都的各界都准备撤退，机票一票难求，在张群的帮助下，张大千才拿到3张机票，匆忙中带着徐雯波和女儿张心沛走了。
前总统府资政张群（左二）、国画大师张大千（右二）、前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左）与前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赵聚钰（右）等。（中央社陈永魁摄）
最令张大千晚年遗憾的，是没有把长子张心智带走。
张大千的子侄中，他最中意的是彼得、心铭和心智。彼得是四哥张文修的儿子。他脾气温和，酷爱绘画，自幼在大千身边，耳闻目染，颇得真传，可惜他先天体弱，在阿根廷时不幸得白喉早逝，此事让大千颇为伤心。
张心铭是张大千三哥张丽诚的次子，当今荷花摄影家张之先的父亲。他在张家子侄中排行老三，人呼三哥，晚辈喊三老子。他画的荷花，几可与大千的荷花乱真，之先表哥曾送我一幅。80年代出国前，谢稚柳先生曾在那张画上题跋：「张心铭为吾友张大千之侄，此为其遗作，亚法宝之，壮暮翁稚柳。」
此画我带出国后，曾打算托香港《大成》杂志沈惠窗先生转交给台湾「摩耶精舍纪念馆」收藏，我先写信询问，结果沈惠窗先生回信说纪念馆不收。嗣后我为《大成》写了《墨荷泣诉》一文，拟将此画做插图。我先寄照片给沈先生，沈先生说照片制版不清，要求将原画寄去，说用毕即奉还，孰料画寄出后黄鹤一去不复返，不久沈惠窗先生也突然归西，此事就成了绝响。
张心铭因与八叔张大千有信件来往，文革时以里通外国罪惨遭迫害，造反派强迫他在烈日下把砖块从东搬到西，然后再强迫他从西搬到东，如此反复的劳累，使她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最终医生告诉造反派，张心铭心肌已严重劳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造反派因此将其释放，不幸在释放的几天后，就客死在长江边的一家小客栈里，享年58岁。
张彼得的传世作品不多，我仅见过三幅，一幅是山水，一幅是仕女，另一幅是今次将在美国矽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的《大风堂三代画展》中的《双虎图》，前两幅看到的是真迹，后面看到的一幅仅是照片而已。
张心智是大千的长子，在子侄中他排行老十，人呼十哥，晚辈叫他十老子。他是跟随张大千去敦煌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敦煌时，张大千把他安排跟西藏喇嘛学习制作矿石颜料。张心智也善画，我曾收藏过他一幅山水，后赠送给大风堂再传弟子黄岳峰兄收藏。
张大千没有把心智带在身边，是他晚年最遗憾的一件事。
源起于「一怒之下」：前不久张大千远游，临走前把心爱的宠物──白长臂猿（取名「白宝宝」）交给心智饲养。可是这白宝宝被大千娇宠惯了，不服心智管教，心智年轻气盛，不懂哄骗，「一怒之下」搧了它一记耳光，孰知白宝宝受了刺激，「一怒之下」，就此绝食，忧郁得病，不久死了。
大千回家，见到此事，「一怒之下」，也回敬了心智一记耳光。这时的心智毕竟已是独立的成人了，受此家教，也就「一怒之下」，带着弟弟心玨，远走高飞，到兰州寻找岳父鲁大昌去了，就此心玨在兰州定居，在兰州音乐学院任职，文革遭批斗时，因他是反动黑画家张大千的孝子贤孙，批斗时造反派勒令他当众喝下一碗墨汁……
张心智因镇反时岳父鲁大昌遭逮捕，在兰州待不下去，转展往离兰州不远的银川谋生，后因统战需要，被落实政策，做了半辈子的宁夏博物馆的馆长，当然他文革中也受尽屈辱，苦头不少于乃弟，可谓兄也难为其兄。弟兄俩「一怒之下」，走错了方向，以致命蹇多舛，一生困苦。
我们后人聚在一起议论此事时，假设昆仲二人如果当年朝南往广东走，说不定和日后的保萝、心澄兄弟一样，围绕父亲膝下，过上和保萝一样的幸福生活。
（作者为旅澳华人作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