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一件事检验谁才是孙中山继承者──未酬邦国中兴之72（朱伟岳）

一张孙中山、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合成照片。（黄哲民摄）

前文述及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曾毁神像，遭族人批评；后来较洪秀全更进一步，受洗加入了基督教，但看孙氏事后的作为，并不极端。尤其同盟会的政纲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其中「驱除鞑虏」一说，实似脱胎自太平天国「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

孙氏在民国肇建后，立即把「驱除鞑虏」改为「五族共和」，深深表现了孙中山的灵活与睿智。孙中山的灵活与睿知不仅表现在这一点上，孙氏深具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否则他不会到处给人题「天下为公」，但他没有主张立即行公有制，他对苏联的制度说：「师其意则可，师其法不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很明显的是，他在檀香山及香港成长，有足够的英文能力阅读当时欧美重要思潮的原籍，又在英国及美国、日本各地旅居观察，对各地的政治、经济体制及人民生活有切肤的了解。

他山寨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概念，建立他的三民主义论说。我们必需要知道的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概念，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西方世界在我国约略为13～14世纪的宋、元、明三朝好几百年以来，西方各国商业社会实际形塑的历史，其知识界对一场大致发生在14世纪至17世纪欧洲的文化运动亦即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天主教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教派分裂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和一场在17世纪及18世纪于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民有、民治、民享之说是上述西方诸历史事件的总浓缩，而后由欧洲各国的移民带往美洲这片新土地，要在这片新土地之上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作为这新国家民有、民治、民享的愿景。

但孙先生不是盲目的山寨这愿景，首先他就说明他的学说，是建立在华夏自文王、周公、孔子以降的道统上，规抚欧美新说而成。如民族主义，主张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除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外，增加华夏固有的考试权及监察权；民生主义，公有制或私有制是视情况需求的选择，不是强行的规定。

以上是中山先生的建国概论，建国的实行重点原则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行的纲目就是他的实业计划，公路、铁路、港口等公共建设，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涨价归公等主张了。据刘成禺先生回忆，公元1904（光绪30）年，孙中山在旧金山「曾论及设会（指1905年成立之同盟会）必先有主义」。

当时，民族、民权主义之名已经确定，孙中山苦苦思索第三主义的名称，刘成禺「进曰：『中国俗语，事不过三，所谓智仁勇，所谓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变，正德利用厚生。』」言及于此时，「先生推案而起曰：『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义，本汝言厚生意也。意义包括宏大，俄之虚无共产，德之国家社会政策，英、美、法之社会主义，皆在民生主义涵盖之下，推广之，将成世界主义矣。』」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此确定。三民主义就像一张网，把全世界的政治思想精华，就由这位孙先生，张网纳入其中了；他自信将成为世界主义，这位先生，当时年38岁，难怪当时许多反对他的人，称他为「孙大砲」。

1905（光绪31）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在发刊词中，孙中山认为欧陆列强的发达，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而中国要跟进，则需吸收宣扬最进步理想的知识于人心并且实行，这就是民报的职责。同年12月香港《民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该报社社长、革命党员冯自由，认为「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冗长不便，首以「三民主义」代称。

1906（光绪32）年12月2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为题的演讲，内容是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雏形。孙氏在一百多年前提出这种说法和主张，正可说明他理解到过于急切实行共产公有制，或过于放任偏向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都可能带来的弊害，孙中山乃折而中之，像是一位走在中庸道路上的人，或和他幼年时曾读过《中庸》有些关系。

孙氏的机要秘书戴传贤，就是一位服膺中庸之道的粉丝，他就认为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蒋纬国的生父就是戴传贤，由蒋介石抚养长大；有一次蒋纬国将军邀集的午餐聚会，他认真地签名送了一册他着的书给我，书名就是《弘中道》，真是「克绍箕裘」了。事实上中庸之道，就是劝人不要走极端，而要和谐折中之意。人类社会，是变动不居的，任何事情，都有正面或反面，亦即阴阳关系。

所谓折中，原则上左或右两端要先固定了，然后才可以折中。问题在两端也都在变动不居之中，故折其中，也是一个动态的中。因之要折中有意义，两边要考究当时双方的立场，从当时双方的立场寻求折中，才是中庸的真意义，否则中庸会变成没有立场的讨好。

中山先生是一位历史人物，假如把孙中山当作一位历史上走中庸路线的人，那追随过孙中山先生的豪杰志士很多，试以曾主持或主建过国家的中央政府，以他们的影响或号召力，有大批政、军、学人士曾追随过他们，各有建设国家不同的主张和路线，若依此标准扼要选取的话，中山先生的3位著名弟子应是汪精卫、蒋介石和毛泽东。

他们走得如何？若把这3位弟子或粉丝们的作为排比一下，似可说蒋介石走在右边，在耕者有其田及振兴实业方面，蒋氏在台湾有初步的成绩，或也影响了邓小平先生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毛泽东则走在左边，他很诚实地试行了公有制，并把原来孙中山指称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组织成一个强固的战斗体；爱国心是急了些，人民公社终于歇下来了，但继承毛氏的邓小平先生，接续了这强固的组织体，容许私有经济的存在，大力推动和蒋记国民党在台湾极为相似的改革开放事业。尤其在实施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方面，邓记伙伴们的成就辉煌，并能推陈出新；民权及民生方面，当然还有可改进的地方，有待继续努力，事属当然。汪精卫呢，在反欧美殖民主义及发扬传统文化方面，对蒋、毛、邓诸派似都留有深刻影响。

孙中山山寨了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张，他还有一点和林肯也很相似；我们知道美国惨烈的南北战争，林肯是坚持维护国家统一的人，以至于赔上了他自己的生命。孙中山呢，他也坚持以武力维护中国的统一，他借助苏联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他态度的表白。但是他也尽可能掌握任何可能的和平机会。他冒病赴北京和北洋政府谈统一大业，不光未现而逝，也是赔上了老命，留下了如花美眷宋庆龄小姐。

故要检验是不是孙中山的信徙，我认为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看他是不是赞成统一，在这前提之下，谁比较更像是孙中山的继承者，也才比较有其意义。孙中山先生自小受私塾教育及自修儒家经典，初高中至大学则受英、美教育熏陶，加上他有不短时间基层的打工生活，以及在英国、美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地的旅居观察，故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接近于世界公民的先行者，看他动不动就说「世界大同」，到处给人提「天下为公」4个大字，若不是他心中念兹在兹于此，何以会唠叨再三。

清末民初，民意鼎沸，群贤并起，早之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兴、蔡元培、丘逢甲、汪精卫、胡汉民、廖仲凯、宋教仁、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等思想界前躯，及军政界袁世凯、黎元洪、蔡锷、唐绍仪、段祺瑞、冯玉祥、阎锡山等等，在民国初立，推举临时大总统时，中山先生是众望所归之人。这些清末民初的硕彦豪雄，无一不是人中俊杰，但我们若细心考究，中山先生确是一位中外文明合璧，不偏不倚的君子人物。难怪今之海峡两岸，还要争论谁是正宗继承者了。或者，要把汪蒋毛邓多把粉丝们纽在一起以后，才是力主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孙中山先生主张的王道之路。

孙先生逝于他追求统一的途中，他辞世时最后的叮咛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就是当年对各股粉丝们的呼吁；因为那时主要几股不同股束的粉丝们，其时是会自相残杀的。今天，不幸的残杀已经过去，争论的因果渐明，而华夏中国商业化最后一段途程，行九十里者半仍待完成。

全球各地的炎黄子孙们，当大家面对着21世纪的大国博弈的时候，这博弈已不像是党派之争，倒像是王道文明和霸道文明的对决；要借用民国13（公元1924）年11月间，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户曾对日本政府及国民提出诤言，更动其诤言对象，与海内外华夏子民共勉：「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华夏子孙们去详审慎择。」

（作者为前中科院第二所资深研究员）

【未完待续，朱伟岳专栏每周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