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与中共合作的成果──台湾共产党员如何运作二二八事件之3（吴昆财、钟孝莹）

知名台共分子谢雪红被发布通缉为二二八黑名单，并注记有额头、牙齿突出的辨识特征。（照片／洪敏麟提供）

王添灯除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台北分团主任，前也已提王添灯专程派车带钟逸人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而钟逸人更不负王添灯厚望，除努力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台中分团和嘉义分团，更将嘉义分团搭配《和平日报》嘉义分社运用发展，如同王添灯主持《人民导报》和创办周刊《自由报》。也因此嘉义二二八事件的激烈，钟逸人所占分量应亦颇巨大。

1.钟逸人主持《和平日报》嘉义分社

钟逸人记「1946年4月中旬，和平日报台湾版在台中创刊」：

社长李上根，是一位操着浓重宁波腔调的30岁左右青年。他是一位充满着理想和热情，对国家前途抱着无限希望，嫉恶如仇，不畏权势的人。秘书韦佩弦，经理楼宪；主笔王思翔口吃很重，但笔锋锐利，为人忠诚明辨是非不畏权势，虽仅26岁，却使陈仪与警总大伤脑筋，不得不施加压力，另派游峰敏（警总政治部的人）前来接替王思翔。总编辑陈洗，26、7岁，浙江人。编辑周梦江，日文版总编辑施英梧（鹿港人），编译杨克煌，发行部经理林西陆，台中潭子人，广告课长薛维城，东北人能说日语。采访主任丁文治，都是一时之选。而林献堂、张信义、杨逵、谢雪红、叶荣钟等都被聘为特约撰述。

从在《和平日报》的组成，除林献堂有德高望重的名望，其他也就可以看到一片红色。「5月底一个下午，杨逵和林西陆、王思翔等人」来嘉义找钟逸人兼办嘉南地区，因此回台中「发现蔡金城（即蔡铁城）已在该报担任采访记者，陈银汉和陈春来二兄也已赴台南市筹备台南分社，而廖朝锵则负责高雄分社」，于是钟逸人表明「仅愿负责浊水溪以南至新营为界的区域的采访与业务」

我回嘉义后随即在嘉义市政府斜对面中山路，日据时代原「藤田电器店」旧址，现为嘉义市农会的地方正式成立和平日报嘉义分社，并在新营、朴子、北港、虎尾、斗六、竹山等地设分局，并于「三青团」分队所在地设通讯处或分销处，分局长多由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区队长兼任，通讯处与分销处则由各地分队长兼任。惟斗六与竹山两地环境特殊，特委由斗六名眼科医师陈篡地指派刘占显担任该地分局长。

不到一个月，嘉义分社阵容已渐臻完备，采访组长由总社派来蔡铁城，外勤记者有：张岳扬、李岳勋、林郁美、总务组长则由嘉义分团总务股长李瑞成兼任，业务组长为潘鸿泉、并由罗金城、玉扃两人协助。

不到半年工夫，和平日报在嘉义分社及所辖6个分局27个分销处的固定订阅户，已由零增加到几近800户。约占台湾版总发行数的五分之一强。在嘉南地区遥遥领先于新生报、中华日报、国声日报、民报、东南日报、和鲲鯓报的订户。一时使总社及各地分社同仁刮目相看。

钟逸人在《和平日报》嘉义分社的显著业绩，应有承继战前为日军以较高价向农户收购生产品的余荫，也预示嘉义二二八的前景或阴影。

2.《和平日报》嘉义分社的笔祸

钟逸人还书记接近二二八事件时的同年2月初，嘉义地检处的谢仲棠首席因《和平日报》有一则新闻涉及他的名誉，故未经传票等正常程序即开庭讯问钟逸人，结果此事《和平日报》因总编辑群已被警备总部变动，故未发布自家记者受辱新闻，为此事钟逸人再度到台北找王添灯，且去看从文山茶行外放的老朋友:

……王添灯先生除了担任茶业公会理事长外，省参议会和「青年自由报」、「人民导报」都占去他的大部份时间，周井田整天为光复出版社 忙碌，苏新在陈逸松那里忙「政经报」的编务、萧福来则与蔡庆荣（二林人，早大出身，投共后改名为蔡孑（子）民）陈新兴3人包办「青年自由报」，连温卿则早已到新竹投靠刘启光，担任建设局长，林日高也为农民组织和省参议会的事忙得团团转，王万得则坐镇「人民导报」。

……他们都一致鼓励我，劝我不可失志。青年团的关系要保持，山地学校的工作也不可放弃。「青年自由报」目前虽然是一份小报，但它却深具将来性。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政治诉求要透过「青年自由报」播送到台湾全岛的每个乡镇、每一个人的心理。

而到阿里山任教不能放弃，且《青年自由报》就是王添灯主持的周刊，所以上这段话应也是王添灯所言。王添灯三民主义青年团……祇要这个组织存在一天，我们就有一天的希望」 ，此意应即是无论如何以青年团为根据地，

这更是青年团带头老大的口吻。王添灯一边组训三青团，一边办报纸。在王添灯的文山茶行的一群人，都各有角色和任务，而且「我们的政治诉求」要「播送到台湾全岛的每个乡镇、每一个人的心理」，那个时代除了共产党？谁还有「普遍性的政治诉求」？且钟逸人也记述了王添灯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坚持和全面关照，钟逸人更是听从并效法，这应是包含钟逸人在内，以王添灯为首的一群人在二二八事件前的运作。

张炎宪书王添灯「活跃于政界与新闻界」，有「1945年9月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1946年4月担任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理事，更当选台北市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1946年5月担任台湾区台北分团主任」，「1946年6月出任『人民导报』社长，8月创办周刊『自由报』，担任社长」， 都和钟逸人所记相同，但更多了「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理事」、「台北市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和两个媒体的社长，故而「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部分成员于万里红酒家二楼开会决议发动台北二二八事件的游行时，廖进平的儿子廖德雄口述有「民国36年（1947）2月27日傍晚，家父（廖进平）与白成枝、黄朝生、张晴川、吕伯雄、王万得等人正在天马茶房的隔壁万里红酒家二楼开会……决定隔天举行抗议活动。」 ，其中就有「白成枝、王万得」钟逸人书为王添灯「文山茶行」的座上客，更何况王添灯也是「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重要成员。

王添灯虽「2月27日傍晚」可能尚未参与，但文山茶行也距离颇近，故隔天应也参加发动游行，或是指挥卢伯毅占领台北新公园的广播电台，但更重要的是应是王添灯联络全台各地发动二二八事件，而杨逵、谢雪红和钟逸人应是被分派发动台中到嘉义的二二八事件，而张志忠和简吉范围可能扩及台南，甚至高雄，蔡孝干则应是隐身于全台幕后，或有更大的首脑在主导？此小段落资料尚不足，只能约略推测至此。

钟逸人等与王添灯在二二八事件的相同工作

（一）「民意」、「舆论」和「下乡组训」

民国36年（1947）《台湾新生报》3月3日号外和及4日边栏，四栏题都有：「关于此案，代表发表意见如下，王添灯：希望陈长官尽量采纳民意，如现设于中山堂之民意箱内之民意书，必要重视」 ，王添灯「中山堂之民意箱」之「民意书」，和杨逵在台中「舆论调查所」的「舆论调查卡」 极相似。前已有钟逸人记杨逵二二八事件中有下乡组训，以开拓武装行动之兵源，而王添灯也有：「林日高则不同，他事件中确曾配合王添灯下乡组训青年学生」 。王添灯和杨逵在二二八事件中至少有两项重大行为相同。

前已有苏新〈台共纲领〉：「1928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集会，成立台湾共产党」 ，林日高是台共创党元老。钟逸人记林日高的看法有：「像他前有参加『台共』案底，今有下乡组训工农群众的纪录，在省议会又是与王添灯、郭国基、林连宗同是猛攻猛打、手下不留情的族类，陈仪和柯远芬正恨不得剥他的皮，啃他的骨，无论如何他已经死定了。」和「我与林日高的认识是经文山茶行王添灯的介绍（1943年）。战后我们也在『三青团』台北分团见过几次面。那时台北分团主任是王添灯，林日高则为分团干事，潘钦信为分团总务股长」 。二二八事件中王添灯和台共林日高一同下乡组训，也更证明王添灯也应是台共。而杨逵及其老婆叶陶也于二二八事件中下乡组训，为二七部队开发兵员。

（二）「解除武装」和「接管」诉求

1.王添灯在台北的诉求

民国36年（1947）3月4日台北发行之号外，及5日1版《台湾新生报》，头条，四栏题：「王添灯报告：据〔据〕台中来电话，一切机关，〔X〕业已接管完竣，已组织处理委员会处理一切，维持治安，请本会向当局劝阻出动军队，以免发生意外事件」 。证实王添灯和台中二二八事件武装行动的民军联系密切，并要求台北处委会「向当局劝阻出动军队」，企图保有台中民变成果。但这也意味王添灯知道民军实力不足吗？

王添灯于台北二二八事件最要紧的事，莫过于担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宣传部组长，草拟32条处理大纲，分为「对目前的处理」7条，及「根本处理」25条（其中军事方面5条，政治方面，20条），要求当局付诸实施，后来在大会中又追加10条。此42条处理大纲向陈仪提出后，遭陈仪严词拒绝，此也应是王添灯遇害的主因。王添灯此42条有「一，政府在各地之武装部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由各地处理委员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以免继续发生流血冲突事件」和「二，政府武装部队武装解除后地方之治安由宪兵与非武装之警察及民众组织共同负担」（笔者删去校对）涉及「武装解除」。

2.嘉义的诉求

此应也是带动钟逸人等控制的嘉义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会众人纷纷向驻军提出：「陈学生总队队附：……武装解除（即刻）」，此疑为陈显富；「卢委员：1.在嘉义交战武装军，要武装解除2.飞机场之21团（师）兵士即刻停止战斗」，此疑为卢鈵钦；「卢：1.武器由处理委员会保管之意思，和平复再还」，此应仍为卢鈵钦；「刘处理委员：引台北之例作参考1.……由此观之，委员会之要解除武装是正当。本人南下途中，实有各地国军已给参议会管理，治安由青年担任，不是单嘉义要求……」，此疑为刘传能；「刘参议：……3. 武装解除不好听，那么武装管理」，此应仍为刘传能；「黄如冈：作战目的为有自治，上峰不能信任，易顺者怕被欺，武装解除不是要毁其名誉，要管理其不再动、本军不动是待和平解决之一表示，但彼方无诚意」，黄如冈身分待查；「卢：……要保管其弹药……」，此应仍为卢鈵钦；「刘委员：……1.现在飞机场所有之弹药由两方（国军与处理处委会）共同保管，听候警备总司令部处理」，此应仍为刘传能。以上种种等，可资印证 缴械要求的谈判内容。这里只能怀疑嘉义市处委会多数人，或是被和王添灯同一路人的人士所引导。

（三）其他王添灯二二八事件带头大哥的证言

1.蔡孑民

民国36年光复未久，王添灯中文文笔应无法如此洗炼畅达，故推敲应有人主笔。蔡孑民（1920-2003）原名蔡庆荣，彰化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毕业，任东京《华侨日报》总编辑，民国35年（1946）8月回台创办《自由报》并任总编辑。他口述：「事件中，朋友们分头都参加了斗争，《自由报》也停了，剩下我们几个人集中在《中外日报》，坚持每日出刊，同时也帮助王添灯（灯），准备每天在中山堂处委会的发言提案」，及「3月5日，王添灯（灯）回来说要拟一个具体的处理大纲，苏新、潘钦信、我和另一位年轻的同事，一共5个人就留下来讨论，而后由潘钦信起草，在6日写成，这就是3月7日王添灯（灯）在处委会上提出的32条处理大纲」 ，这也代表王添灯之下有一群主笔者。

2.苏新

苏新〈台共纲领〉：「1928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集会，成立台湾共产党」， 潘钦信也是台共创党元老。苏新〈王添灯先生事略〉：「潘钦信、萧友山、蔡庆荣、苏新，这些《自由报》的同仁自然地就成为王添灯的『参谋』。他在会上的发言、提案、广播稿都是这些人为他起草的，王添灯的客厅成了『参谋部』」，还有：

……我们遇到重大问题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都一一请示地下党负责人。我们起草《处理大纲》32条时，萧就联系了好几次，最后，据说「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讨论，就这样提出去」。所以可以肯定32条是经过地下党同意的，事实也证明，这个《处理大纲》也符合同年3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支持台湾人民的地方自治运动》的精神的。

苏新或许补写了蔡孑民「年轻的同事」「萧友山」。

而王添灯主持的42条处理大纲应是都联络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成果，或隐隐然有更高阶的指导者在幕后发号施令，而这需要继续追寻了。

结语

原本在二战后钟逸人执行集中在王添灯「文山茶行」的人所交付的任务，主要是在大台中地区，而之后在嘉义地区。然而若有意外时，钟逸人也从台湾头串连到台湾尾，而全台湾不少地方，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区分团等及相应单位，应都统辖于王添灯的「文山茶行」，直至二二八事件时更是。

王添灯的儿子王政统口述：

我从来不曾向人说过「我父亲是冤枉的」，我相信如果说这句话，父亲会骂我不孝。因为他是依照他的想法，坚持作到底的。但是你别误会他是独立党或是共产党。他只是企图为台湾人找一条生路，好好过幸福日子，如此而已。终究没找到而已。不是吗？

我不存报仇的心。50年前，或50年后的今天，岂有真正的公义可言？台湾人的性格向来如此，热闹的时候很热闹，退的时候也退的很快。

证明王添灯应是共产党，并非是污蔑，而是呈现当时台湾的共产党员们及左派份子们，如何运作与发起台中和嘉义，甚至是全台湾的武装行动的二二八事件。

（作者吴昆财为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教授、钟孝莹为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硕士）

【原题〈二二八事件中王添灯和钟逸人关系的探讨〉，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