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邦人是人类同胞”：通向跨文化平等

跨文化思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域，因为文化差异是一种非常灵活多变的现象，它回避了实证枚举和定量测量的简单现实主义。诚然，世上很多东西都需要列举与测量，但是文化的存在现实、它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人们对熟悉的“本土”生活方式的依恋，以及与陌生的“他者”的生活方式打交道的不情愿等，都不是可测量的对象，而是在时间的流动中形成的一种辩证关系。文化身份不是一种原始的假定事实，也不是自我的内在本质，而是一系列被创造出来的、时而一致时而冲突的历史结果。哲学家称之为反本质主义的认同理论。

我们用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青蛙和粥这两个事物在物质上的以及可以通过经验证实的差异，都不属于文化差异。但是，当英国人用一种不赞成吃青蛙的批判性语气和言辞将法国人称为“食蛙族”时，文化差异就产生了。当有人对这种看似顽固的偏见提出质疑时，文化差异的辩证本质就显现出来。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但当受到批判时，它要么瓦解，要么固化成一种教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其不证自明的自然属性都消失了。文化差异的构成是真实而寻常的，但整体上，X 文化或 Y 文化是很难确切说明的。这并不是登记在册的事实和观点，而是一种感性的理性（Raison sentimentale），以“我们”和“他们”的情感语义对经验进行加工。如此这般，文化认同的新现实就形成了。我们不能将这种现实定义为个人的心理或精神状态，因为它只存在于社会互动中。只有当人们一起共事，或拒绝一起共事，又或思考能否一起共事，文化才得以存在。属于某种文化意味着参与其中，“知道”其他参与者的期望，以及该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思想在任何文化认同中都属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真正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运用思想，以及我们如何在多重历史背景下理解这些行为。

共同人类这个概念是怎么出现的呢？在这儿，我打算换一个角度来看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祭司和利未人所看到的是一个他们不想费心去帮助的陌生人，而撒玛利亚人看到的却是一个遇难的人类同胞。决定结果的并不是“存在”着什么，而是撒玛利亚人眼里“看到”了什么。“这里躺着一个陌生人”和“这里躺着一个人类同胞”，这两种看法都是对的。凭经验而论，人类同胞并不比陌生人有更深层的现实。同理心和冷漠只是代表了对“同一”事态的两种看法。对一个躺在路边的受伤男子，敌意和恐惧也是可能会出现的反应。因此，文化差异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现实”：有时你觉察得到，有时又觉察不到。这个寓言告诉我们，文化差异的情感语义并不是一个不可逃脱的牢笼（尽管这可能并不是福音传道者的本意）。人们可能会发现，很难界定熟悉的日常惯例，但他们可以想象去这样做，事实上他们也经常这样做——跨越文化边界进行思考，并对冷漠和排斥的语义提出质疑。

质疑文化认同的监狱模式的另一个原因与个体的本质有关。人类的思维很少会具有文化上的同质性。在所有有着文字记载和城市中心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商人、朝圣者以及其他从远方来的旅行者。当波斯的苏菲派诗人阿塔尔谈到琐罗亚斯德教徒时，他不仅将他们视作异教徒，还将他们视作在市场上可能遇到的市民。这种平常的经历使人们意识到文化差异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但凡人们对自己思维方式的来源进行一番思考，都会发现它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即便是在那些很少进行反思的人身上，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也能发现其思维中的文化成分具有混杂性。混杂程度必然会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即使是在偏远的小村庄也偶尔会有外邦人出没，或至少流传着一些外来者的故事。世界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中肯地指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跨文化交际的强度与日俱增，虽然并不均衡，时断时续。由此可见，文化上完全同质的人格——纯粹的汉人或真正的美国人——只是文化纯粹主义者的幻想。

自古以来，迁徙、征服、旅行和思想交流一直是历史的特征。诚然，每个人受其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但几乎没有人能够丝毫不受其影响。一般来说，人们能够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来满足他们所要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要求。为了将这种混杂性纳入稳定而连贯的学说体系中并赋予其秩序，宗教和哲学领域的精英们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这证明了多元性和异见的持久显著性。简单来说，大多数人都比他们自身所想的要更为“文化多元”。文化认同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它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无法消除商业交易、朝圣、好奇心，以及信息和思想的交流。

本书试图表明质疑文化差异的方式有两种——共同人类和人类学转向。前者将外邦人转化为人类同胞，后者则对“熟悉”与“陌生”的语义进行了解构。在许多方面，这两种方式可以看作互相补充。两者在希伯来《圣经》中都有所体现。当中说道，人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也提醒以色列人不可欺压生活在他们之中的外邦人。因为他们自身就曾是埃及的奴仆，所以他们明白被当作可鄙的外人是怎样的滋味。但对于外来人“也一样是人”的抽象的肯定并不总是能够刺穿民族主义的硬壳。

话虽如此，我们不应该夸大抽象概念的脆弱性。“人类”这个抽象概念虽脆弱，但既不是无意义的，也不是无效力的。正是它的抽象性为人们的想象开辟了空间。

从轴心时代到现在，在所有关于共同人类的宗教和哲学论述中都存在着一条互惠的黄金法则，即承认外邦人是人类同胞。同样，认为人人都有着共同的特性或能力，是所有共同人类话语的特征。人类的本质属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足以相似到将这些变化视作基于一个基本主题的变体。除此之外，人类的本质属性包括基本的生理需求和机能、语言、对工具的使用、自由意志、理性和思考、道德感以及神圣感。

“人类”的抽象概念代表了一个关于人的普遍概念。诚然，这个概念有应用到一切地方的潜力，但只有当哲学家、神职人员、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大众能够不局限于其起源地对它进行归纳时（但并不需要将其推及世界的每一寸土地），这种潜力才能实现。例如，希罗多德把识别本土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并将之与其他民族的行为方式进行比较的能力，视为人之为人的核心要素。但他认为已知的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种能力：斯基泰人有这种能力，但生活在北极地区最外层的民族却没有。在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爱斯基摩人仍被描述为“野蛮人中的野蛮人”，但半个世纪后，法国学者杜佩隆坚持认为生活在北极地区的民族也拥有完整的人性。

由此可见，像“自然平等”这样的普遍概念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普遍化。我们至少应该区分帝国主义的和反帝国主义的普遍化方式。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对两者做了一个区分，据此我们可以把帝国主义的运用定义为一种泛化的普遍性，而把反帝国主义的运用定义为一种相对化的普遍性，因为后者在人类的整体统一中给不同文化留下了发展自主性的空间。当然，除此之外，一些混合形式的普遍性也是存在的，新教反奴隶制话语中，自然平等和得到上帝认可的共同人类在转喻中的结合就属于其中一种。这种转喻的混杂在政治用语中可能比在哲学著作中更为常见。纵观历史长河，我们似乎可以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帝国扩张之后，概念的普遍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伴随着宗教和哲学论述实质上的传播。

人性是可塑的，但它所属的文化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尽管文化具有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多元性，但其中还存在着一个共同人性。神职人员、哲学家和政治领袖提出过各种不同的关于人性的论述，从“共同人性”这个模糊而缺乏说服力的概念到坚定的平等主义教条，不一而足。本书谈到了《奥德赛》中一些主人公提出的原始哲学观点——每个人都需要神，也谈到了强有力的普世平等主张，比如基督教的废奴主义和《世界人权宣言》。这个范围虽广，但不能将其无限延展。任何关于共同人类的理念，无论其多么缺乏说服力，都不符合伦理相对主义。在面对各种形式的人类学转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过许多支持这种或那种文化相对主义的作者，但没有一个人支持全盘的伦理道德相对主义。

在历史等式的不平等一边，人们在讨论文化差异时用的是明确的、往往是本质主义的术语。我们可以发现，对共同人类与平等的论述通常是作为对既有的不平等论述的批判而出现的，这些论述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和反驳，共同人类、平等与不平等的概念在其中得到了定期重塑。对平等的确信总会遭遇对不平等之笃信的对抗。虔诚的神职人员教导他们的信徒，他们有神圣的责任与不信教者进行战斗，并且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们可以对后者进行杀戮。其他人同样确信，人种学、自然历史或实证心理学已经证明，非洲黑人的智力发展无法超越“幼儿”水平，因此他们需要白人的领导。然而，让某些人心满意足的是，他们证明了欧洲人的教化使命基于人类历史的发展逻辑。孟子认为，“蛮夷”汉化是符合宇宙秩序的。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哲学证据，证明所有的宗教都是落后的迷信观念，而信教者在智力上具有缺陷。19 世纪末，不少大学教授用科学方法论证从事学术研究将会使女性的思想和身体发生畸变。

所有这些确信出现后都风靡一时，但它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纵观历史长河，不平等话语比共同人类与平等的话语更缺乏一致性。它们将各个时期不同的思想、风俗和人群归为劣等。它们设定的界线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受制于历史的偶然性。不平等话语看起来可能很具现实性，因为它们所谈及的是以事实为依据、可通过经验证实的人类特征和差异，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所谓的“事实”批判性审视下不堪一击。

平等话语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学转向，其发展历史进一步削弱了不平等话语的“现实性”。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极度不平等的情况下，比如在 16 世纪欧洲人征服美国时，不平等的教义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除了对共同人类的引用，凝视的反转也带来了一种强大的平等效果。西班牙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让他的听众认识到，印第安人对他们的神的信仰和基督徒对三位一体的信仰一样深刻和真诚。法国作家蒙田劝告欧洲人在得意地庆祝自己征服了落后愚昧的食人族之前，先好好地审视一番他们自己发动的宗教战争。希罗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写道，埃及人把所有说外国语言的人都称为“蛮族”。几个世纪后，司马迁指出，在华夏民族谴责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的同时，后者也对前者的生活习惯持同等的批判态度。由于每个边境都是双向的，所有的文化等级体系都很容易发生颠倒。鉴于在不平等思想的历史中，文化边界和人类群体划分在不断变化，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的等级判断总是具有历史偶然性。归根结底，共同人类代表着人类道德史上的阿基米德点。

（本文摘自[荷]西佩·斯图尔曼《发明人类》，有删节）

发明人类

作者：[荷]西佩·斯图尔曼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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