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我在农村的日子
农村移动通信网络不仅給农民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有力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文 | 王建宙
浙江省桐庐县合村乡是我的第二故乡。1969年1月，我与杭州一中的同学们一起来到当时的合村公社插队落户，我被分配到大琅大队第四生产队。1972年1月，我离开了生活三年的合村。
回忆在合村插队的日子，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强体力劳动的磨炼。先前，同学和家长都以为去黑龙江农村才叫艰苦，在江南农村插队会比较轻松，事实上，从下乡开始劳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深切体验到在南方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辛。
处于丘陵地带的合村，开门见山，耕地很少，人均不到1亩。那时候，合村的主要作物是粮食，一年种两季水稻，再加一季小麦或油菜。这些水稻田分布在各个山坞，山坞是指山与山之间的狭窄平地。也有少量梯田分布在山坡上。
那时，村子里没有大路，生产队里也没有手拉车，几乎所有的运输都是靠人用肩膀挑出来的。在农业生产中，从水稻的育苗、拔秧、插秧、施肥、收割、晒谷直到送至碾米站加工，没有一个环节能离开扁担。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一天都离不开扁担，例如每天都要去河里挑水。
挑担成为农业劳动要过的第一关。我下乡之前，印象中的扁担都是杭嘉湖水网地区用的竹扁担。竹扁担弹性十足，挑担时会有节奏地晃动，具有明显的韵律感。但是在合村一带，人们很少用竹扁担，他们用的是木头做的扁担。木制扁担缺乏弹性，但比竹扁担更结实，承重量更大。通常用右肩挑担，但左手会拿一支被称为“搭柱”的木棍，架在左肩上，插到扁担下面，分摊双肩的力量，这里的人挑担是不需要换肩的。
我们合村的农民是以挑担能负荷的重量论英雄的。在评价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时，一般不会说他一天能插秧几亩几分，也不会说他割稻有多快，而总是会说他能挑多少斤重的担子。大琅三队有一个叫郑恒年的人可以轻松地挑起250斤重的担子，我们都羡慕不已。
运输不同的物品会用不同的容器，如竹条制的簸箕、木制的水桶和粪桶，还有竹篾制的装稻谷的箩筐。用得最多的是竹条簸箕，运送秧苗、猪栏肥、红薯、石头等等，都是用竹簸箕来装的。簸箕的两边有竹条做的把，把的上面有一个环，挑担时将扁担插进环里。簸箕的把都很短，这样可以在挑担时抬高簸箕的底面，避免与地上的物体碰擦，方便地行走在山间小路或是狭窄的田埂上。
对于我这样一个瘦高个子来说，这很要命。要蹲下来把装满重物的两个竹簸箕挑离地面，是很费劲的事。这个挑担起身的动作很像中学体育课做过的杠铃深蹲练习中的蹲起动作，需要腿部和腰部有很大的力量。我感觉蹲起甚至比挑担行走还困难。此时，我恨不得自己长得矮一点。
合村乡位于桐庐县西北山区，与淳安、临安交界，距桐庐县城60公里，于2004年由原合村、岭源两乡撤并而成，全乡总面积122.24平方公里，下辖6个行政村，总人口10100余人，党员589人。（图片来源：桐庐县人民政府网）
挑担走长路时，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不时地停下来歇力。歇力时，用搭柱顶着扁担的三分之一处，后面的那只簸箕搁在地上，前面的簸箕翘起来。由于搭柱差不多与人肩同高，这样，继续行走时就不需要再做蹲起的动作了。
挑担时，要尽可能减少歇力的次数，每到想歇力的时候，就咬咬牙再坚持多走一点。如果是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一起挑担，要排队行进。只有第一个人停下歇力，后面的人才能一起停下来。如果前面的人不停下，你再累也得坚持。在烈日之下，大汗淋漓地排着长队挑担，看着前面每一个人都迈着碎步，有节奏地向前行走，此时，我最盼望的事，就是走在最前面的人快点停下来歇力。
挑担上山是最困难的，空手走山路都不容易，何况还要压这么重的担子。每登高一步，都是一种坚持。这个时候，搭柱就不插在肩上了，而是拿在手里，成为一根登山杖。这样可以提高挑担的稳定性，减轻腿部的负担。
挑担既是对体力的考验，更是对意志的考验。有人说，一头挑着气喘吁吁的身体，另一头挑着坚忍不拔的意志。这话说得很确切。
我的第一条木扁担是房东姚贤明大叔送给我的，这条扁担特别结实，挑300斤的担子都不会压断。整条扁担的各个部位的厚度都超过3厘米，无论挑多重，扁担两头都不会抖动，简直像一根木棍。我在扁担上写了“百炼成钢”四个字，勉励自己早日过关，成为干农活的行家里手。
农业劳动的艰苦是我们以前不曾想到的。夏天的抢收抢种，又称“双抢”，指的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为了确保早稻和晚稻都有足够的生长期，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插秧。这是水稻种植中最艰难的时节，我们每天起早摸黑，劳动在田间。在赤日炎炎的日子里，我们光着膀子，割稻子、打稻谷、拔秧、插秧，挑着担子来回奔跑。皮肤晒脱了，又长出来。那时，我们不知道暴晒对皮肤不利，我们只知道一身黝黑的皮肤是健康，是力量，是无比的骄傲。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挑担能承担的负荷也越来越重。有一天，当我发现右肩上长起了坚硬的老茧，感到非常高兴，这表明我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时候，我们把肩上的老茧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资本。
有一次，我与生产队长王云进一起干活，那天下着雨，田埂很滑，要光着脚挑着很重的猪栏肥料，走过泥泞的田埂，送到水稻田里施肥。中间要上几个很高的台阶，实在不容易。我咬着牙，一担又一担地把肥料送过去，顺利完成了任务。收工的时候，王云进队长说，个子矮的人根本无法做这样的事。他说，这样难度的活儿，我们大琅四队没几个人能完成。他的话可把我给乐坏了。
王建宙表示，在人的职业生涯中，不会有轻轻松松的成功，每个人总会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且，往往越成功压力越大。我们时刻都在负重前行，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压力，都要顶着压力，挺起胸，从容不迫地往前走。
我仔细观察别人的扁担，发现有的人用的木制扁担也可以在负重时让扁担两头灵活晃动的。制作这样的扁担，需要把扁担的两头削得很薄，使用一般的木材是无法做成这样的扁担的。于是，每次上山砍柴，我都会特别留意，希望能找到像碗口那样粗，但木质特别坚硬的树。但谈何容易，我们能够在附近的山上砍到手指头粗的茅柴，就已经很不错了，只有去很远很高的山上才有可能找到好的木材。
后来，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年轻人送给我一根很好的硬木，正适合做扁担。有了好木头，还需要好木匠。祝庆师傅是我们合村最好的木匠，他答应给我做扁担。祝庆师傅的工场就在他家里，记得就在离大琅大队碾米站很近的地方。祝庆师傅很忙，我把木头交给他以后，不好意思去催他，只是每天故意走过碾米站，远远地朝祝庆师傅的家张望，看看扁担加工的进度。但扁担太小，根本看不见有什么动静。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下午，很多人都转告我，扁担做好了，可以去拿了，感觉是整个生产队的人都知道祝庆师傅给我做扁担的事了。我高兴地去祝庆师傅家拿来了新做的扁担。这根扁担很结实，中间厚，两头薄，挑起担子时，扁担两头上下晃动，觉得格外轻松。祝庆师傅把剩余的一小段木头还给我，说可以拿回去当柴烧，我真的把这段木头拿回去了。后来有人跟我说，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说我无论如何不该拿回这小段木头。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为这件事后悔。我特别喜欢这支新扁担，在上面写了“重任在肩”四个字。这支扁担伴随着我，一直到我离开合村。
离开合村以后，就再也没有用过扁担，但是扁担情节还在。每当回忆在农村生活和劳动的那些日子，眼前总会出现挑着担子走过田埂的画面，一个负重前行的画面。在人的职业生涯中，不会有轻轻松松的成功，每个人总会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且，往往越成功压力越大。我们时刻都在负重前行，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压力，都要顶着压力，挺起胸，从容不迫地往前走。
知青的生活既艰苦也充满着乐趣。我们大琅大队共有17个知识青年，都是杭州一中的同学。我和胡文超、王沪东共住在一个知青屋里。知青屋的墙是用泥土垒砌的，这种房子在北方被称作干打垒。屋子内的墙上贴了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地图的左边写上“身居茅屋，眼看全球”，右边是“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是当时知青中很流行的话。地图上面是：“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这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一句唱词。有线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播放《智取威虎山》，王沪东同学可以把全本《智取威虎山》包括伴奏音乐都背下来。
为了能听到更多的音乐，我们到合村小学去借来了一只陈旧的唱机和一批旧唱片。这种唱机没有电源，是用手摇的。操作不方便，音质不好，而且还经常中断。但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有空的时候就聚集起来听唱片，直到这只唱机彻底坏了。
大琅的知青们也会有一些集体活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春节前去处在深山的大溪村慰问农民。合村人总说大溪的风景很美，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心想，这里再美也无法与西湖相比。那次，我们一行十几个人，从大琅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缓慢行走。
先是经过支援和金星这两个村，这里的景色已经与大琅不同了，只见路两边群山起伏，林海莽莽。正像合村的乡亲们所说，越往里走，景色越美丽。转眼进入牛水坞村，开始出现潺潺的溪流，那清澈的溪水顺着山势在路边流淌，我们赤脚跳入小溪，快乐地嬉水。过了牛水坞，就进入大溪村了，我们看到镶嵌在天边的连绵起伏的山峦，还有透明清澈的溪水，感觉真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有一位同学说，把这里的风景拍成照片，每一张都可以印在挂历上。还有一位同学说，如果让城里人也来这里玩，那该多好啊！我们这些来自美丽西子湖畔的人都被这里的景色折服了。
我们向大溪的乡亲们表示了问候，还表演了一些小节目。有人唱《红灯记》选段，也有人唱了《沙家浜》选段。我以前曾在杭州一中民乐队学吹唢呐，那天我表演了唢呐独奏。我记得我吹奏了一首歌《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唢呐声声，回荡在山间，虽然演技很一般，但表达了一片真情。
我还干过一次很惊险的让木头溪中漂流的活。生产队的用材林都在高高的山上，运输木材下山是个难题。在木材被砍伐后，先把一条一条的木头放到小溪的旁边，等待雨后涨水，让这些木头随水流往下游漂流，木头在水面开阔的地方汇集，然后扎成木排，再将木排沿着河水运送到外地。那天是大雨以后，原先缓缓而流的小溪变得水流湍急，先前放在溪边的木头都冲入了水流中，但由于溪中间有许多岩石，很多木头都夹在岩石之间。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夹在岩石中的木头拉出来，使木头可以继续往下漂流。我们每个人拿着一根竹竿，竹竿头上安上一个铁钩，将铁钩扎进木头，用力往外拖。我们在岩石之间跳来跳去，将木头一条一条地拖出来。这活很累也有点危险，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激流之中。不过，每当我们拖出一条木头，看到木头随着湍急的溪水顺流而下的时候，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几十年以后，合村成为漂流胜地，我虽然没有机会去尝试漂流，但我可以想象得出漂流者那种惊险、刺激、搏斗的感受。
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我很珍惜我在合村务农的经历。三年的农村生活和劳动的经历，使我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最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一直影响了我此后的职业生涯。
我长期在电信企业工作，我在农村插队的经历使我特别关注农村的通信设施建设。
2005年，当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移动决定全面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的时候，遭到了来自国际投资银行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建设农村移动网络投资太大，会影响公司的财务业绩。我用我在农村生活的实际经历说服他们，我告诉他们农村迫切需要改善通信设施，在农村地区建设移动通信网络是我们的责任。最后，我们用事实证明了农村移动通信网络不仅給农民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有力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多年前，有同学给我寄来一张照片，那是建在合村的一个移动通信基站的铁塔，他告诉我，移动通信已经覆盖合村。看到熟悉的土地上高耸的移动铁塔，我兴奋不已。要知道，当年我曾经在合村邮电所给我在杭州的父母打一个长途电话，整整等了3个小时。
2016年我在南非开普敦参加非洲移动通信论坛，我演讲的题目是“农村地区的移动宽带”。我在演讲时显示了一张我在桐庐合村从事农业劳动的照片。当我演讲完毕，很多参会者与我交流，他们认为，我对农村移动宽带的关切一定与我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有关。
五十年过去了，农村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不仅实现了机械化，而且正在实现网络化和智能化。今天的合村，不仅发展农业，还成为一个新兴的旅游风景区，开创了漂流活动项目，并建起了现代化的滑雪场。合村的农民告别了扁担，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他们也告别了锄头、铁耙、镰刀等伴随了他们几千年的农具，取代这些农具的是各种机械设备。这一切，都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初所有的设想，我为我曾生活过的合村的这种跨越式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心中的合村情结依然存在。这种情结包含着青春的回忆，包含着意志锤炼的过程。
附：王建宙，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原会长。1969年1月至1971年12月，到浙江省桐庐县合村公社大琅大队做插队知青。
（注：本文原发2021年4月14日中国网，原标题《我的合村回忆》）
编辑：胡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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