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评／当司法变成跳楼大拍卖时...

德国心理学家弗利兹‧史特拉克和汤玛斯‧穆斯费勒在2006年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找来一群非常资深的德国法官，分成两组人模拟同一起性侵案件判刑过程。

结果发现，当研究人员问法官「刑期会高于或低于3年？」时，判决的平均刑期为33个月；但当研究人员问另一组法官「刑期是否会高于一年？」，最后判刑的平均刑期就只剩下25个月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认知心理学实验，其他类似的版本还有像「甘地的年龄」等，目的在证明人类做判断时，非常容易受到偏见、刻板印象和下意识的影响，就算你是资历丰富、法学素养极高的法官亦不能例外，而这也可以说明为何「量刑确定性」(truth in sentencing)如此重要。

在1970年代以前，欧美各国刑案量刑工作通常是司法机关的权责，立法机构原则上只负责制订法律，留下最高和最低刑期，让司法官有自主量刑空间。

但这一种量刑制度却造成了「司法大拍卖」的乱象，法官判决「自由心证」，就好像黄昏市场里卖鱼的老板，他看你爽就卖你便宜点，看你不爽就卖你贵一点，结果造成罪名相同的类似案件，有的判很高，有的判很低，刑度差异太大，瞒天喊价；另外，很多被判重刑的嫌犯，入狱后待了一阵子就获得假释，有判跟没判一样。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其实这就是台湾现在常见的「一审重判、二审减半、三审猪脚面线」，只是老外可能不吃猪脚和面线罢了。直到70年代中期，美国连续出现多名变态恋童癖和杀人狂，重罪轻判或假释出狱再犯的事件频传，「恐龙法官」引起民怨，各地均有要求司法改革的抗议声浪。

为回应人民诉求，美国联邦政府决定推行「量刑指南」制度，由国会设立一个独立的量刑委员会，替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严重性立下「犯罪基准等级」(base offense levels)。尔后，法官判刑不能再全凭自己的主观意见，而是要依照一定的客观标准，这套制度后又被英、澳等国仿傚，让量刑确定性成为今日改革量刑偏差与失衡的显学。

当然，世界上没有一套完美的制度，量刑指南也一样有令人诟病的地方，很多法官觉得自己失去了专业自主权，量刑变成在大卖场工作，刷个条码过去就知道要判多久，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让他们充满无力感，所以有的国家并不强制要求法官必须遵守指南判刑，只是做为一个检验的标准而已。

不过每当我看到台湾法官「袭胸十秒不算性骚扰」、「虐死儿童6小时后再送医良心未泯」，或者是边审案子边打电话给老公问怎么判、用网路资料复制贴上写判决书等光怪陆离的乱象时，我是真心觉得，或许我们应该让法官像小学生一样，乖乖坐在桌子前抄课文就好。

这样子，对渴求司法正义的被害人，对禀公守法的老百姓，甚至对作奸犯科的嫌犯，都不啻是一件好事，因为台湾社会，真的受够那些坐在高堂之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混蛋法官了。

●作者钟祯祥，台北，曾任记者，现为《ETtoday新闻云》编辑。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