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齐邦媛教授

齐邦媛教授不仅关心台湾文学，服务于国立编译馆时期，也对教科书的革新贡献良多。（本报资料照片）

吴宏一教授曾撰文提出《巨流河》中的部分错误，刊于《盐分地带文学》第三十九期。（吴宏一提供）

张亨教授与齐先生皆曾为国立编译馆的编辑委员。（吴宏一提供）

四月一日，我从网路上看到《巨流河》著者齐邦媛教授去世的一则短讯，悚然一惊！白发多时故人少，想不到短短一年之间，丁邦新、林文月、胡耀恒和齐教授都已先后去了另一个世界。我起先以为齐教授死后，报刊会有很多后续的报导和纪念文字，政府官方和民间社团也会有褒扬或追悼的活动，就像《巨流河》当年刚出版时那样的热烈轰动，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后来的几天，一切显得平静而寻常，好像什么事都未曾发生一样。这使我怅惘若有所失，因而有人来邀稿时，我立刻答应写这篇文章。

我第一次听到齐教授的名字，是民国五十六年（一九六七）间。那时候，我在台大中文研究所读硕士班，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朱廷献，受聘国立中兴大学中文系，担任李涤生主任的助教，李主任希望我提前毕业去该校担任讲师，约我见面。我到台中去拜访李主任时，他提到同校外文系主任齐教授和教法文的顾保鹄神父（台中光启出版社主编，刚为我出版《微波集》），问我认不认识齐主任，并且说出她的名字就出自《诗经》的「邦之媛兮」那句诗。当时我表示不认识，也不明白李主任提起她有何用意，但基于对《诗经》的爱好，齐教授的名字从此牢记在心。

共事于国立编译馆

第一次和齐教授正式见面交谈，则是民国六十二年（一九七三）的秋天。那时候，我刚从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毕业，获得国家文学博士，留系担任副教授，同时在国立编译馆参与「国中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那时候，齐教授经已经离开中兴大学，出任国立编译馆的编纂，兼人文社会组主任，又兼教科书组主任，同时在台大外文系兼课，讲授「高级英文」。她从民国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到馆任职之后，由于思想开放，勇于任事，开始对部定中小学教科书多所革新。对于「国中国文」教科书，她不但请了屈万里老师担任编审会的主任委员，而且也请了张亨（台大）、戴琏璋（师大）、应裕康（政大）三位资深教授负责编辑小组的工作。在我博士班毕业的前一年，主编张亨教授已经邀我为新编课本第一、二册的若干选文，作注解，写课文分析、他们对我的表现似乎都还满意，所以我博士班毕业时，恰巧应裕康教授应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辞去编辑小组一职，于是在张教授的推荐下，得到屈万里老师的首肯，我递补了这个职位。也因此，张教授陪我去编译馆见「齐先生」。

第一次到国立编译馆见齐教授，我不觉哑然失笑。原来我在台大文学院回廊不知已经见过她多少次，只是彼此不认识，没有正式打招呼。她也说好像见过我，有些「面善」。张教授在旁见了，始则诧异，后亦释然而笑。彼此都不陌生，自然没说什么客套话。我跟着张教授称她「齐先生」。齐先生只说代表馆方欢迎我加入编辑小组的行列，希望大家以后同心协力，把教科书编好，然就转移话题，说她知道我也爱好写作，常发表散文和诗作，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起她正在进行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计划。那时候，她正与余光中、吴奚真、何欣、李达三合作，编选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二十五年间台湾现代诗、散文、短篇小说的一些名篇佳作，译成英文，想推介给国际文坛。她说得兴高采烈，我则洗耳恭听，不插半句话，但内心着实佩服她对台湾文学的关心与推动工作的热忱。

从此，我和齐先生常常见面。我参与「国中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是从新编课本第三册开始，可能受了齐先生等人重视台湾现代文艺创作的影响，编辑小组张亨、戴琏璋和我三人编选课文时，除了朱自清、徐志摩等等三十年代的名家作品之外，也常常推荐台湾当代作家的诗文创作。从第三册到第六册，记得我们推荐的，包含余光中的〈乡愁四韵〉、黄春明的〈鱼〉、潘琦君的〈下雨天，真好〉、杨逵的〈春光关不住〉（由我建议改题为〈压不扁的玫瑰花〉），以及蓉子、吴晟的新诗……等等。这跟以往旧版的课本，真有显著的不同。齐先生也显得很高兴，还曾经特选张大千的一幅画做为第三册初版的封面。不过，也因此遇到了一些挫折。

因为我们编辑小组推荐的文章，必需通过审议委员会的认可，才可以正式成为课文。当时国中国文的审议委员，除了主任屈万里老师、齐先生以及教育机关遴选的中学任课教师之外，还包括教育部次长朱汇森、老教育家孙邦正、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卢元骏、叶庆炳、罗联添、杨承祖和馆内资深编纂洪为溥、韩道诚等十多人。个个学养俱丰，经验老到，每人考虑的因素和方向都不一样。因此我们推荐的文章常常过不了关。

印象最深刻的是黄春明的〈鱼〉，写一个山中贫苦人家的小孩，骑脚踏车买鱼，因掉了鱼而和祖父引起误会的一篇短篇小说。审议委员的意见分成两派，有人斥其内容无聊，有人则说贴近现实；有人对文中写小孩子骑大车「屁股一上一下」引为笑谈，有人则说这反映人小车大，描写非常生动。争论非常激烈，前后开了两三次会，才勉强过关。张亨教授气得因此辞聘不干了。齐先生因为是馆方承办业务的主管，会中不便发言，但听说在会后作了一些协调的工作，对于张教授的辞职，更是多方劝慰，力加挽留，但最后仍然没有成功。

从第四册到第六册，这套新版的「国中国文」教科书，在张亨教授辞职离开之后，是由戴琏璋教授和我两个人勉力完成编辑工作的。齐先生和后来接替她职务的韩道诚先生，一路从旁协助，未曾干预。齐先生在这套新版教科书编完后不久，也离开了国立编译馆，先是出国访问研究，后来回到台大外文系专任教授。我因为叶庆炳教授的推荐，也在外文系教「中国文学史」，同时负责《中外文学》有关中国文学的编审工作，所以和齐先生仍然常常见面。

因为常常见面，很多事情习以为常，认为不足为奇，所以和齐先生那段期间见面、谈话、交往的一些陈年往事，在记忆中多已一片模糊。只记得有两三次在《中外文学》社的晚宴中，看到她和余光中、颜元叔意见不同时，她并不争辩，但反应明快、语气坚定，真的「不让须眉」；只记得她有几次谈起她与林海音、林文月的交往，令人听了，觉得无限温馨；只记得她有一次和她丈夫罗先生来我家，和我太太闲话家常，言语呕呕，非常亲切。另外，我还记得有一次曾和她、王德威、王建元当台大医学院「枫城文学奖」的评审，发现她对学生创作的鼓励和指导真的充满热情……，我为此特地翻检日记旧资料，终于找到了，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往事，评审纪录全在《青杏》杂志第六十期。

退而不休 关心台湾文学

民国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夏，齐先生在台大办理退休手续。不过，在写作和研究上，她是退而不休，或者应该说是另一新阶段的开始。据我所知，她在退休后第一年，就由九歌出版社出版她所主编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小说卷》一至五册，第二年就由尔雅出版社出版她的文学评论集《千年之泪》。该书她曾经亲笔题署，送我一册。那时候，行政院文建会正筹设国立台湾文学馆暨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请林今悔先生担任筹备处主任。齐先生和我曾经应邀到台南、高雄等地勘查馆址。齐先生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与信心。那时候我也正应吴大猷院长之命，在中央研究院筹设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记得有一个研究人员申请案，申请者是台大外文系的年轻博士，研究现代文学，请齐先生和侯健教授（时任台大文学院长）审查。我亲自送申请资料到他们家里。审查结果，她的意见和侯教授很不一样。她说她投反对票。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赞同齐先生的，觉得她的观察深刻细腻，而且客观公正。但是筹备处的其他咨询委员，却求才若渴，认为年轻博士是有缺点，但还可以改进，多数赞同侯教授的意见。我也不反对。齐先生似乎为此很不高兴，从此不再主动与我连系。

后来，我因眼疾开刀，辞去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的工作，离开台大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和齐先生自然少有联络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齐先生似乎曾应金圣华教授之请，来校参加「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的评审，在校园里与我不期而遇，虽然仍然亲切交谈，但我总觉得少了以前曾经拥有的从容自在。说来也是我不对，当时因为养病和工作忙，竟然忘了请齐先生吃顿饭或喝个茶。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到二○○三年，届龄退休，又转往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六年。这段期间偶尔从报刊杂志看到有关台湾文坛学界的消息。知道齐先生参加了「笔会」，和殷张兰熙、王德威做了很多中文英译、推介台湾文学的工作，而且对「台湾文学研究」也发表了一些看法。虽然和她难得一见，但我仍然为她高兴，觉得她宝刀未老，壮心不已。

二○○九年七月初，我自香港城市大学退休，返台定居，决定此后专心著述，不再教书。七月十八日看《联合报》，看到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一天为齐先生《巨流河》举行新书发表会的一篇报导。文中说齐先生对出席的作家黄春明和读者公开说，当年要不是她主编「国中国文」教科书，选用了黄春明的〈鱼〉，如何如何游说编审委员，「费尽心思」，「一一说服」，「甚至为此拜票」，那篇被斥为「无聊」的小说，是无法进入教科书的。还说她为此「随时可能坐文字狱」……。我看了非常诧异，也有点生气，觉得齐先生大言欺人，所言不但有违事实，而且太「政治化」了。我认为我应该出面纠正。不过继而一想，这只是记者的报导，未必齐先生现场真的如是说。因而颇为犹豫。

八月九日。我到华山创意园区参加高信疆去世的追思会，顺道去书店买《巨流河》。看了其中「文学播种－国中教科书改革」一节，觉得文笔非常优美，但所言有些的确不合事实。猜测可能她是记忆有误，或是帮她整理资料的人搞错了。不过可以确定上述记者的采访报导，应无错误。

不久，台大中文系同事前辈廖蔚卿教授病逝，九月二十三日我去参加追思会时，以前的助教柯庆明公开发言：当年他第一次买温州街房子缺钱，幸亏廖老师、叶庆炳老师和吴宏一学长各借给他五万元才凑足头期款……。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系中同事，听了问我是否真有此事，然后悄悄告诉我：近一两年柯庆明与齐教授走得很近，还和简媜、李惠绵帮齐教授写书……，我听了，不胜讶异，但没有多问。

关于《巨流河》的记忆细节

后来，因为有几位稍知内情的朋友，包含一位当时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几次和我提及此事，并且告诉我一些奇怪的流言，加上我已亲阅《巨流河》一书，也有点怀疑该书可能并非尽出齐先生笔下，实在忍不住，终于在十月十二日写成〈齐邦媛教授与国文教科书〉一文，长四千字，投给「联合副刊」；联合报不登，有人替我联络，经我同意，删节了一大半，才刊登于十月二十日的台湾苹果日报。文章内容要点有三：一是指出该书明显的错误，例如把编辑小组戴、应两位教授的职称写错了，正好颠倒；二是批评该书举例不周全，《巨流河》对教科书六册，只详列引述前二册目录，第三册以后，付之阙如，只谈黄春明的〈鱼〉，而所谈的又与事实颇有出入；三是强调《巨流河》不是小说，是大时代的纪录，不合事实的部分，作者应该及时更正。

拙文刊出后，反应颇热烈，更热烈的是《巨流河》非常畅销，风行海内外，齐先生也被奉为「台湾文学之母」，一两年间，海内外都有大学颁赠她名誉博士学位。而且二○一一年有日文译本。

当时我正忙于写「人生三书」，对于这些事并不关心。想不到二○一二年四月中旬，突然收到一位著名摄影记者的文友，寄来尔雅出版社二○一○年七月出版柯庆明《二○○九年日记》十一月七日八日的二则影本。柯庆明文中说他收到齐先生由「宅急便」寄给他的剪报资料，问他是不是需要回应我的评论。他读后觉得我那篇文章「基本上是误读」，「齐老师写的是自己的回忆录，并非专记该事之本末，因而自可省去与自己不相关的许多细节。」最不能接受的是，说我「以最资浅的编者」，对齐先生不懂得「敬老尊贤」，说他们「对当时的共同记忆无误，《巨流河》文中并无违反事实之处。」建议她不必回应我。

我看了颇为生气，觉得柯庆明既不是编审会成员，更不是编辑小组，对事情经过既不知晓，却又刻意混淆是非，所以就把原稿交给该文友，即时推介发表在四月底出版的《盐分地带文学》第三十九期。事后我在校园里遇见柯庆明，告诉他这件事，还问他对齐先生所说的「共同记忆」是什么？他一直支支吾吾。

从此齐先生未再连络我，我专心著述，深居简出，也没有机会再遇见她。不过有人告诉我，二○一○年以后，修订新版的《巨流河》，有的已经根据我指出的错误更正了。而且，国家教育研究院（原国立编译馆）也有人做「台湾国民中小学教科书发展之口述历史研究」等等的研究计划，曾不止一次就此事来访问我。我每次都实话实说，就事论事，告诉他们馆内应该藏有会议、稿本等等档案资料，我也出示过手边若干有关的真凭实据。但我始终表示齐先生对教科书的革新，贡献良多，值得尊敬。最令我高兴的是二○一六年张亨教授逝世之后，我在彭毅、陈亭佑编辑的纪念文集《往光亮的方向》一书中，读到张亨教授二○一四年一月回应国家教育研究院的征询时，就此事所提的一篇书面意见〈国中国文编选经验及意见〉，文中有这样的话说：

「民国六十一年齐邦媛教授在国立编译馆任职，邀请本人及戴琏璋先生、吴宏一先生新编国中国文教科书。齐教授观念开放、能干热诚、勇于任事，知道我们都曾在初中任教，完全不干涉我们如何编选及选什么文章。……」

「由于齐教授的支持，我们有很大的自由来选文。……黄春明的短篇小说〈鱼〉，是一篇写祖孙之情、又意味隽永的作品，冬烘的委员必去之而后快。这经过齐教授的努力沟通，才暂时保住，后来还是被拿掉了。齐教授似乎不曾建议任何选文，她只是为我们维护、奔波、沟通。如果不是齐教授，这套课本是出不来的。……」

张亨教授是我的师长辈，虽然没教过我课，但他的为人处事，样样值得我尊敬、学习。看了他回应此事的书面意见，说齐先生「完全不干涉我们如何编选及选什么文章」，「只是为我们维护、奔波、沟通」，又说「如果不是齐教授，这套课本是出不来的」，既表明立场，又委婉周到，这使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我评论事情，有时太重细节，没有从大处着眼，因而容易引人误会。像谈齐先生与国文教科书，只执著于齐先生临场说错的几句话，而忽略了她对革新教科书所做的一切努力与贡献，这是我应该好好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