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遍地开花的城市化是一种浪费，中国要发展超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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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国忠（独立经济学家、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研究部董事总经理）
谢国忠
消费不足是中国20多年的长期问题，但情况应该说越来越严重，消费占经济总额的比例继续下滑。
政府现在提的数据是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5%。但其实家庭消费只占GDP的39%，这在全世界来说是非常低的，几乎是正常水平的一半。尤其里面包括的一些数据还不能算成家庭消费：比如企业请客吃饭、企业买车或家庭装修等都是投资型消费。
当前，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仍是投资，投资的背后需要融资，寻找融资的渠道越来越多。导致税费过高，可支配收入下滑；二是房价过高、房地产泡沫，家庭的钱都向房地产倾斜。这样一来投资的盘子越来越大，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是政府的倾向性和权力引起的。
中国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将经济发展起来了，中国文化中的思维方式也觉得这是一种积累，生产能力总有一天会用到，但居民消费，吃掉了就没有了。
这种经济模式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引起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为什么走了那么多年到今天呢？是全球化引来的。
我认为当前经济模式能走到今天得益于全球化：中国开工厂了，其它国家就把工厂关了，所以国内的的产能过剩变成了对外出口，大家觉得这个问题迎刃而解；然后再建工厂或者再造空楼，不用担心明天是否有生意，生意会来的，因为产能过剩，需要想办法怎么把产品卖出去。这个出口的模式，使价格越来越低，各种各样的优惠越来越多。
世界经济的增长越来越慢，所以这是一个蛋糕重新分配的问题。比如今年全世界的经济都在萧条，中国的出口还在增加。
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中国的发展模式
WTO最近陷入了一种瘫痪状态，未来WTO存在崩溃的可能。现在很多国家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经济的核心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我20年前就提出世界经济是围绕着中国在重组。当时因为中国的规模比较小，世界可能不觉得中国重要。现在很多国家都意识到这件事。
经济平衡的核心是劳动越多，消费越高。但中国核心的力量是9亿劳动者在勤劳地工作，勤劳产生的效果推动投资增加，而不是说劳动越多消费越高。
中国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扮演一个取代的角色。中国的取代，第一步取代的是东南亚的工业化，东南亚工业化一直到1997年之前都是发展比较快的，后来这些国家都是去工业化，变成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第二步是中东等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出现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牺牲了家庭收入
但我觉得这不是最佳的发展道路。因为中国发展40年，人均产值是1万美元，是发达国家的20%左右；日本发展了40年，它的经济水平和发达国家基本类似；韩国等都到了发达国家人均产值的一半。所以从一点来看，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大，但是人均和其它东亚的国家在类似时间段里的发展相比，表现差了50%。
差了50%的人均产值是因为这个模式存在效益问题。因为工厂先生产得到补贴、再出口把工厂充分利用，这样资本回报率比较低。这种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需要有牺牲，中国牺牲的是家庭收入。
去年中国的可支配收入为人均30733元人民币（4400美元），占人均GDP的43％。在如此低的收入水平上，消费拖累了经济，使出口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政府将找到更多补贴出口的方法，这导致可支配收入下降。这种负面螺旋不太可能改变。
如果从发展角度定义这一模式，它确实推动经济发展，这是成功的；但这条路能走多远？是不是一直能走下去？确实有待商榷。
中国这条路能走到今天，主要原因是全球化推动世界资本游走，可以形成成本最低化。所以政府提供补贴会吸引国际资本。问题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世界工厂搬到中国必然导致国内劳动者的收入受到压力。以美国为例，因为资本家的目的是降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基础设施的成本低，才能吸引他们建厂。这种追求低成本的倾向性就导致居民的收入受压力。这就是为什么这40年美国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增加，但经济又增长了，因为出现了收入越来越不平等的现象。
中国靠出口发展经济的模式不可持续
这种发展模式能走到今天是全球金融化引起的。即把工厂搬到中国来，产品生产后再到美国去卖，居民因为收入被挤压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产品，就出现了金融化。金融化即央行发钱，给居民借钱去买东西。所以美国人民的债务涨到了14万亿美元的规模，可以说中国的外贸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国人借钱引起的。
所以当下全球化循环的模式是，中国投资出口产品，西方金融化把钱借给收入受压的人民，让他们借钱买东西，导致了公司盈利大幅上升，股价大幅上升，一小部分人变得很有钱。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有很多发明诞生，在蛋糕大幅变大时，老板们就多拿了一点，就出现了像福特、卡内基这样的有钱人，但人民的收入水平也是快速上升的；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有钱但对人民没有贡献，只是扣成本或是钻空子，比如说一些搞重新分配的互联网平台或利用全球化压低成本赚取暴利的高科技公司。
世界上出现这种情况就带来了不稳定。在国外有两个因素可能引起这种不稳定。一个是人民是否愿意继续借钱，信贷体系会担心贷款的人不还钱。最终，大家意识到借钱过日子不可能永远维持，所以金融化的可持续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收入不平等引起的社会动荡。可以看到欧洲、美国和中东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很大的动荡。一部分人变得有钱，但大部分人过日子都需要两份工作或者三份工作才能够维持，这些居民会找一些觉得能够为他伸张正义的人。所以，在欧洲出现很多右翼分子，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国外政治不稳定会越来越严重。
国外的稳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国外不稳定，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中国的这一模式就不可持续。
当前全球疫情情况不好，中国的贸易顺差还能一直扩大是因为国内有生产能力，外部有需求，因为疫情影响，世界很多地方的物流和工厂运行都受到了影响，所以中国面临的竞争是下降的。另外，从需求上说，现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发疫情期间的紧急补贴钱，比如，美国第二季度政府借了3万亿美元去补贴经济，而美国一个季度的GDP是5.4万亿美元。所以外部需求是维持着的，出现了全世界在疫情期间坐在家里有钱花的情况。
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外部需求扩大，中国出口不断增加，这是不可持续的。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疫情结束全球生产将正常化，出口的竞争会随之而来；第二种是国外政府给居民的紧急补贴钱变少，外部需求将被抑制会下降。
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是对美顺差得来的。所以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宏观影响很大。中美贸易战的阻力随着疫情恢复，这些都可能导致中国的出口下降。
中国内部需要刺激内需，根本上是一个国内经济平衡的问题，经济稳定的核心就是平衡。平衡问题需要两点，一是给人民多花钱，二是政府少花钱。
中国消费券的规模是很少的。美国第二季度给居民发的钱快接近一季度60%的GDP。日本给居民发的钱也接近三季度10%的GDP。中国的消费券只是起到一个宣传的意义，主要还是调节居民的心态问题。
第一点，给人民多花钱是收入重新分配的问题。比如说五险一金降低一半，因为中国的五险一金还是用于投资，但是已经产能过剩了，就不该继续扩大投资，所以我认为应该降低五险一金的比例。
第二点，政府少花钱体现在开支节流方面。遍地开花的城市化是一种浪费，中国要发展超大城市。
第一，不要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小城市。中国的城市化遍地开花，大部分城市都不可持续。从节流方面做一定选择，中国城市化不能遍地开花，这是一种浪费。小城市可能20年都发展不起来，那就不该朝着这个方向走，小城市最后肯定要死的，行政力量只能延迟它的死亡。
全世界都是这个趋势，全球化引起的城市的规模效应越来越明显。小城市靠的是一个两个企业，在全球化的情况下，这一两个企业很容易被淘汰或是搬到其它地方去，小城市因为没有规模效应是不可持续的。
不是小城市不能存在，是不要去发展。让它存在，如果经济上有生存的空间，就让它存在，该做大就做大，不要用其他力量去发展。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本来是没有效益的，就是靠投资来提高GDP，但都是无效的GDP，需要不断输血。现在的状况是小城市的失败促使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占用更多资源。
第二，中国要发展超大城市。因为中国人多，好处即形成规模效应。居民都想住到一线城市，那为什么不多盖一些一线城市？而且超大城市在现在新的技术出现之后，更容易做，成本更低。
所以中国能朝前走的路，从重新分配和节约开支这两个方面都有路走。
我觉得现在大城市发展的压力大是因为没规划好。东京4000万人，我并不认为东京拥挤。如果规划了一个2000万人的城市，来了4000万人，就有问题；如果规划了4000万人的城市，来了4000万人，那就没有问题。
在城市化中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运用，比如模块化、3D效应、市中心搞二层楼的走道和地下走道等，可以推广整个城市都这样做，利用规模效应，可以降低成本。现在世界上繁华的城市如东京、首尔等市中心的地方，地下、地上的走道将空间扩大了两倍，土地的占用就非常低。
而中国的城市发展基本在搞开发区，占用很多土地。其实超大城市用3D思维去规划，人均土地的使用面积是很少的，这样也解决了环保的问题，能源的消耗低、对保护世界和地球也是贡献。
所以，超大城市化对中国来说是一条人民需要、成本很低且环保的道路。这条路是一条好走、中国能走、且中国的体制也能够发挥优势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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