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在《范用存牍》中见斯人

范用（右一）和多位文化人在一起。靠扶手一排，从前至后依次是吴祖光、丁聪、杨宪益、黄苗子、郁风。资料图片

编者按

9月14日，正值我国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为书籍的一生――范用逝世十周年纪念展”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出。开展当天，四卷本《范用存牍》同时发布。书中收录了范用生前1800余封与胡绳、施蛰存、唐�|、叶圣陶等近400位作者、出版人、编辑和热心读者之间的往来信函。这些在新中国出版史上极为重要的资料，彰显了那个时代独特的人文精神。其中探讨书稿问题的多封来信，更反映出范用作为文化寻矿者、发现者的执着和赤诚，以及他作为出版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关注与思考。本期光明悦读邀请四卷本《范用存牍》的编者、著名出版人汪家明先生，带领大家重温那一代文化大家尘封在档案中的往事。

今年的秋天，似乎来得早。刚进9月，天就有些凉了，疫情的焦灼也趋平缓。9月14日，上海小雨淅沥，空气格外清新，上海韬奋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联合举办的“为书籍的一生――范用逝世十周年纪念展”开幕了，四卷本、120多万字的新书《范用存牍》同时发布――这天，是范用先生的忌辰。

范用原名鹤镛，曾名大用，笔名叶雨。祖籍宁波镇海，1923年生于江苏镇江。他穆源小学毕业，1937年夏考入镇江中学，但为躲避日寇，只身去汉口投靠舅公。不久舅父病故，舅母把他托付给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先生，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进入出版行业。抗战时期，曾在桂林、重庆任读书出版社分社经理，1946年秋调上海读书出版社工作，后转入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出版印刷机构的调查以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8月调入北平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人民出版社工作，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等职。他倡议并参与创办《新华文摘》和《读书》杂志，同时主持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传记译著，以及有关编辑出版史、图书史等方面有影响的著作。他热心促进港台作家和外籍华人著作在大陆出版以及向海外介绍大陆作品，成绩斐然。他还精于书籍设计艺术，有作品集《叶雨书衣》行世。

范用是当代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奇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平生编书的传奇中，其中一奇，就是保存了2000多封作者、朋友的来信，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初李公朴、黄洛峰等的信，一直到21世纪初黄裳、董桥的信――不是一般地保存，而是像整理档案那样，一封封贴在自制的16开牛皮纸本上，连信封也保存完好，整整56本；每本封面编号，并在正中贴一张没用过的邮票，作为装饰；封二写有本册所存通信之人名录，是范先生一笔不苟、秀气的钢笔字（王元化先生曾在信中由衷赞扬过范用的字）；封底也有同样手写的名录，许多人名边上画了红圈或打了红钩，表示其人已经去世。同一人的信尽量贴在一起，同一类作者的信尽量贴在同一本之中。

这不是一般泛泛的书函，而是经过挑选保存下来的（不是每信都存），信的内容主要与书有关。有的信很长，有的通信频率密集，有的延续时间久远（比如杜渐，通信长达一二十年）；通信人有的在内地，有的在海外；有的是小学生，有的已是耄耋老人。从这些信件中可看出，许多老一辈文化人，是如何在范用这里找回他们的第二次文化生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与三联书店有着亲密的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书很不容易之时，是范用热情、主动地寻找他们、帮助他们，甚至鼓励和催促他们写作。这些文化人在信中表现出的感激和谦卑都是真诚的，这些感激和谦卑也反射出范先生作为文化寻矿者、发现者的执着和热心，反射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范用。那种人与书的难以割舍，编者与作者之间的相濡以沫，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书写者展开在纸上的丝弦一样颤抖的情愫和思绪，让人感动而又感慨。这不仅是一封封信函，分明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是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一个侧面之缩影。陈白尘在信中说：“作家获得出版家的爱护和支援，可算一大乐事！兄可谓作家的知己！”

在这些信件里还可以看到《傅雷家书》《随想录》《懒寻旧梦录》《晦庵书话》《郑超麟回忆录》《一氓题跋》……一本本好书背后的故事。比如《傅雷家书》最初想分成六部分出版，即学习、社会政治、音乐艺术、文学艺术、人生哲学、翻译，而最后成书是按时间顺序一气到底的；关于《随想录》，巴金在信中说：“希望能早出。我不要稿酬，按规矩办事，送我若干册样书就行了”；“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

从这些信中，还可以看到一个总在穿针引线的高级缝纫师一样的范用，以不露痕迹的手法和为人作嫁衣的精神，把本来不相干的作家、出版人、媒体和书店经营者衔接起来，借力借势造就一个个文化果实，而他乐在其中。比如在顾军的二三十封信中，透露了范用帮助刚工作的“小朋友”、文汇报少儿版“星星岛”的编辑顾军办专栏的故事。专栏名为“逝去的童年”，范用发动自己所有的老朋友为这个小栏目写稿，亲手为顾军起草约稿信。其作者阵容堪称豪华：王元化、杨绛、吴冠中、丁聪、方成、于光远、吴祖光、新凤霞、贺友直、牛汉……顾军在一封信里写道：“手书奉悉，还有吴祖光夫妇寄达的三篇稿子。吴先生说：‘范用老人实在可敬可爱，不但为你选稿，而且为你抄稿。’我还注意到，吴冠中、吴祖光先生寄来的每封信，信封都是您写的。真可谓‘无微不至’！我不想再用自己的拙笔言谢了――大恩不言谢。我一个小小的编者何德何能呢？我只是替《星星岛》的读者们高兴与骄傲。希望我能有机会来京，到府上看您，好好跟您聊聊。”瞧，范用先生就是借这样一个儿童专栏，做了一件二三十个文化大家共同参与的好事、趣事，同时帮助了一个小编辑，最后专栏文章还出了一本文集。

通信人中有许多老三联的同事。范用那一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三联书店工作的人，三联情结是很深的。他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有的同志牺牲了。为什么范先生那么热心出版朱枫烈士的事迹？为什么王仿子、曹健飞、仲秋元在修改《三联书店大事记》时，要下力气查找一些烈士的名字和事迹？都是因为此。他们是真正要继承三联书店传统的，要把三四十年代的三联和八九十年代的三联连接起来。在这方面做着实际工作的，主要是范用，因为1949年后，这些老同志中只有范用一直在三联书店工作。综合三联书店90年历史来看，前期三联的代表人物是邹韬奋，后期三联的代表人物就是范用。范用在三联书店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也是三联书店在新时期兴起的领导者和灵魂人物。

其实早在范先生在世时，就在整理这些书信了，而且打算编一本书――《存牍辑览》。封面设计好了，选定的封面画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书名起好了，请老友黄苗子写就。可是书稿正文却编了五年，直到去世也没编完。做了一辈子编辑，范先生却用了最笨的办法编这部书稿：五年的时间里，他亲笔一封一封抄写选出的300多封书信。信抄在三联书店编稿废弃的校样背面。不知为何，有的信重复抄了两遍、三遍；总计所抄不啻20万字，摞起来半尺高。既然是为了发稿，所以抄写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抄写这些信函之时，范先生80多岁了，七八年间，朋友书友文友一个一个离世，一次一次的噩耗让重感情的他心酸心伤。我还记得陪他去协和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楼适夷和韦君宜的情景，其时楼先生已不省人事，韦先生虽然认得范先生，却动不了，说不出话来。探视出来，在医院门口，范先生停下脚步，拄着拐杖，泪如雨下，满头白发微微颤着、颤着……越到晚年，范先生的痼疾慢阻肺越厉害，身骨日渐虚弱；延续多年的、每月第一个星期二与三联书店老同事的聚会，随着许觉民先生去世、众友老迈而停止了；喜欢吃的东西，吃不下了；喜欢喝点洋酒的习惯放弃了；唯一余下的，就是对书的爱好。抄这些信函，也是对自己经手的书，因书交往的人、发生的事的一种怀恋和思念吧！抑或是对自己为书籍的一生的回顾。

201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这本范先生一字一字抄出来的书。

范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将父亲的文化遗物全部捐给当时的上海出版博物馆收藏，这56本书信也在其中。一次偶然机会，我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老领导刘杲先生谈到这批书信，他很惊讶，认为是绝无仅有的出版史料，应该全部出版。出版博物馆和三联书店的领导得知后非常赞同这个意见。于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由我先对2000多封信做一初步甄选后，请博物馆安排录入和毛校，录入稿分阶段发给我，我对录入稿进行初审。初审后的稿件再退回博物馆编研部进行初校，然后再发还给我；我核对后交给三联书店，进行编辑加工和设计排版。其间，有怎么也认不出某些字句的苦恼，也有发现新大陆的兴奋（比如星星岛的故事）。三联书店打破常规流程，克服了疫情期间的种种困难。如此，前后近三年，这部具有文化史、出版史意义的《范用存牍》终于在9月14日与读者见面了。回头想一想，这样一个大工程，这么多人参与，其和谐、紧张的完美合作几乎是奇迹！是这些带着温度的信件，感动了大家……

依照“除涉及个人隐私、私人恩怨外，其他内容悉数保留”原则，《范用存牍》收录了近400位作家、学者、出版人、编辑、书店人、媒体人、读者的1800余封来信。

范用先生离去十年了。但在这些书信里，我仿佛又看到他快乐、忙碌的身影。

（作者：汪家明，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副总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