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当精神病患杀人...台湾能借镜德国的「安全管束」吗？
●刘威良／德国台湾协会前会长，台湾护理师、德国护理师及精神病患专业照护人，德国失智者专业照护人、从事动物辅助活动、教育及辅助治疗的研究与资料搜集 。
杀死小灯泡的凶手被判无期徒刑，且刑后须接受强制监护五年。强制监护的用意，是担心他刑期服满以后，病情仍没有好转，有再犯危险性，因此需要强制监护。德国早已废除死刑，但对于案情重大，且因精神疾病，可能出狱再危害大家的罪犯，德国社会也曾剧烈讨论过；数年前德国改了法律，让惯犯或精神疾患者的重大案件罪犯在服完刑期后，还必须做安全管束（Sicherheitsverwahrung），且依病患的病情，德国的安全管束可达终生无限期之久。
安全管束并非服刑，但限制其自由。犯人在服完刑后就不是「犯人」，管束期间接受治疗，可以拥有穿自己衣服及使用个人被褥等权利，住处可以用自己喜欢的品味设置，最重要的是被管束者有一个协助他的人，并且必须有专人定期评估他的危险性，如果病情稳定评估没有危害大众的危险，即可以不须再接受管束。
德国迄今被安全管束最久的罪犯，因杀害一对年轻夫妻，自1962年关到现在，服完刑期仍未被释放，已经被限制自由超过五十五年。目前德国还有超过五百名罪犯要被安全管束，一个被安全管束的罪犯，一天要花比一般罪犯服刑还要多三倍的费用照护，一天约三百欧元是最少的照护费用。
这个改变，其实是因应大众害怕重刑犯出狱再度危害社会而设的条款，并没有太大复仇的意味。但是无限期的安全管束，如果深入研究，它其实比死刑更折磨人，试想，超过五十年的安全管束，虽然不是犯人，但是和犯人一样失去自由，如果以吓阻的效果来看，一个终生监禁并强制治疗的刑期，不会比死刑骇人吗？
台湾的精神病患治疗与照护严重被忽略
狠杀一个无辜女童没有被判死，这结果对于一般民众是无法接受的，而身为精神科护理师的我必须说，我佩服谢审判长，她能在抵抗舆论高压下，做出这个不判死的决定。「思觉失调症」的病名原来叫做「精神分裂症」，因为名称污名化，所以这个病名改成思觉失调症。如今换个不污名化的名称，也让人似乎感受不到这个病真正的病状，反而让一般人容易淡化他们的疾病。
客观来说，在医学上，这疾病遗传或因药物引起的机会大，它是脑部的化学物质不正常造成的。既是脑部化学物质的不正常，就多可以用精神科药物调整，有些可以恢复，有些只能暂缓病情。根据统计，有百分之二十的病人可以恢复到很好。如果用疾病比较来说，我会告诉病人，此病就如同糖尿病，都是身体体内化学物的不正常造成的，糖尿病是胰岛素不足，血糖升高要控制所以要吃药，思觉失调症也是脑部化学物质不正常，所以要吃药。
「思觉失调症」在一千个人口中，约有三到七个罹患者，目前全世界有超过两千万人罹患此病。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他不会得病，或他家人亲友都不会。就算自己家人亲友都没有，我们社会仍要面对这群被社会遗忘的超过十万以上病人，因为他们就都在我们身边生活着，也需要我们关照。对于这庞大的数字，我们社会必须规范面对，而不是用死刑来根除他们。
在台湾充满了暴力与复仇的所谓正义，但是有谁知道一个病患的处境？当然没有一个无辜的人该死，判刑处罚是一定要的，可是在这个案件中，一个失序已久的病患，对自己没有病识感、没有服药、没有医疗社会救助体系介入所造成的严重伤害，我们社会不用正视、不用改善救援体系的不足吗？在这之前都没有人要负责吗？家庭因为穷苦无知而失去了辨识能力，一个精障失能的人用死刑处理掉，能帮助我们解决台湾超过十万人被漠视、被排除在长照之外的问题吗？
死，有时候其实也是奢侈的享受，例如今年六月才到瑞士来安乐死的傅达仁先生，死亡就是他最后奢侈的追求。多少台湾医疗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患者，他们都奢求一个方便的死亡，法律却不允许。而死刑的枪决的死，就是个方便死，就像中国人说得吃方便面（泡面）一样的方便，枪响后就结束一切痛苦。
郑捷至今成名了，有没有人想过，他生前活着的时候是想要自杀的，而他没有勇气自杀，就随机杀人要向台湾社会讨个死刑，结束自己的性命。最后，真如他计划想要的，台湾社会给了他死，他在全台的挞伐中死了，并且透过犯重大罪状与死亡而成名了。这些都是他要的，他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我们社会这样赐给胆小到连自杀都不敢的人死刑，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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