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反思社会学之现状：问题意识、跨国经验与分析工具

【编者按】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世界。在社会科学界，我们观察到问题意识似乎悄然发生着转变，过去流行的分析工具开始被更多地批评和反省。在具体的知识生产中，跨国的经验和理论对话正在遭遇新的阻力，年轻学人的成长和实践面临着新一轮的迷惘和挣扎。几个月前，随着香港大学刘思达教授在北大社会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二十年目睹北美社会学之怪现状》一文，这些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争辩。城识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的赵益民教授、北京大学的程莹教授、同济大学的唐敏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的战洋教授，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博士候选人刘烨、荷兰莱顿大学在读博士生杨一萌围绕这些议题展开讨论。本文为城识编辑部与澎湃新闻合作刊发的文字稿。

1. 现代性还是不平等？反思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

一种批评声音是，70年代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核心关切逐渐从“现代性”滑向了“不平等”问题。（西方学界）在“政治正确”的笼罩下，更多人只讨论具体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而放弃了社会学传统中对现代性的理论追寻。

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学术脉络的变迁是怎样的、有何不同？针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应该是什么？中国的问题可以和更广泛的西方学术脉络产生对话吗？

刘烨：在社会学界，“不平等”的问题其实是多年来美国社会学界早已形成的、高度规范化的核心议题。一个是不平等，一个是社会运动，以及相应产生的大量相关的量化研究。所以我觉得，这和他后面所谓的左倾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新学院（New School）的社会学在北美是非常非主流的。它延续了欧陆的传统，基本上是在社会理论——而非社会学理论——的框架下讨论，而不怎么触碰经验研究，更不必说量化研究了。

而且，一个学者研究不平等，并不表示他有多么强烈的支持所谓社会平等。像社会分层这样的研究可能是一个描述性的研究，也可以是去政治化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具体来看，直接把不平等研究和所谓的左派声音的扩大划上等号毫无必要。

刘烨：进一步看，今天所谓西方的“政治正确”或所谓左派，其实是保守人群首先喊出来的。在真正的政治光谱上，这群人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左派，但是被右翼定义为左派，并和右翼形成了镜像关系，右翼也是通过定义对方而被定义的。所以这些概念成为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变成一个扁平的、同质化的东西。两拨人越来越两极化，越来越成为一种自我认同的建构。

唐敏：我比较好奇，在北美社科的圈子里，其他的中国学者对这篇文章是什么反应？

杨一萌：就我的观察而言，确实大部分持反对态度。但我觉得关键点是从现代性向不平等的转变，以及针对这个转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发问？可能不同立场有不同的观点。

比如像刘思达老师提供的是一个保守的立场。我觉得特别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左派是什么？实际上他讨论的是60~70年代后进入学界、致力于推动社会改变的他所谓“革命小将”的这样一批人。他把这批人叫做左派。

刘烨：从现代性到不平等的主题转变，是不是确实发生了？我不认为是这样。

美国社会学曾经对所谓现代性有过核心关切吗？真的没有。甚至可以说，美国社会学就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学的拆解上的。现代性从欧洲社会理论起源，之后流向美国，然后不断适应美国，适应了一个工业民族的社会语境，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大量的理论被扁平化处理了。北美社会学总体来说不是不够理论，而是在根本上反理论。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现代性”是不入其法眼的，尽管它还是会讨论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成为了一个近乎是人类历史上最纯粹的工业化社会。它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农业时代。它是一个如此单调，但又如此奇迹般地在现代工商业规则上展开的一种社会生活。美国人对他们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欧洲偏向人文化、理论化的路径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是在今天把美国归结为是现代性工业社会，但在当时，这不是他们的自觉。

战洋：这个观察我是同意的。我和赵老师应该是同一代人。我们2000年初期在北京的时候，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讲是个核心议题。我们当时读理论，很多时候是从后现代理论进入，但在我们脑子里始终有一个现代性问题作为核心参照系。从这一点来看，反而欧洲跟中国有很多可以衔接的地方。我猜测当年可能一代年轻学生都是受相关议题影响。他们现在30到40来岁，但问题意识是在当时中国脉络下形成的，而不是受美国训练的结果。

赵益民：刘思达老师比战老师和我要年长一些，但大体也是在相似的脉络里面。当时一个大背景是，在80年代后，我们整个国家都处在所谓“再启蒙”的语境里，我们试图重启对现代的追寻。所以现代性的问题意识，确实植根在之后跨越了数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里。对于很多人来说，现代化及其理论已经不再是冷战下美国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是大家的切身体会和期望，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刘思达老师在文中强调需要回归现代性的问题，大概也意味着，他的核心关切依然受制于上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问题意识。

程莹：我想先插入一点直观感受。我个人感觉到文章里一些让我觉得矛盾的地方。 这篇文章用中文写作、言说的对象是中国学界，似乎是在试图告诉中国读者或青年学生不要“跟风”做某些研究。但问题是，比如种族、性别等议题，在中国当下的研究中实际上很少真正作为主流议题被关注（尤其是种族议题讨论得更少）。

我还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说在20多年前，（在中国）大家关心的是现代性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些核心议题？这些议题是什么？

赵益民：我觉得社会科学界可能有一个倾向是，越来越保守，开始回到传统里面。

战洋：现在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似乎也跟大的政治格局变化有关，比如在全球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比如新自由主义的衰落，比如主张回归“地方传统”，再比如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和对美式政治正确的厌倦。

所以现在一些在思想成熟期的学者，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愿望，就是从自身经验出发，或是从所谓的“传统”，或是某种新的立足点出发，来建立自己的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甚至希望这种知识体系可以投射到其它地方。

赵益民：但在我看来，现在对本土化的讨论和30年前对现代性的追寻其实是一体两面。我们始终是在把中国拎出来单独看，进行特异化处理。30年前，中国是要赶上所谓前沿的知识体系。而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在某些方面开始取得优势，所以需要把它理论化让其他人来学习我们。但共同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真的把自己视作学术共同体中的组成部分。

程莹：本质化的“特异性”是不是一个伪命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找到、又或者如何面对一个中国“本土化”的知识体系？

刘烨：重视自己的经验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很有价值的。

但问题恰恰在于，所谓的自主知识和本土化，要怎样才能真正反映自身经验，而不是沦为一个立场先行、然后往里面选择性填塞经验材料的一桩事儿。如果我们从固定身份出发去对抗从海外学到的知识，那么我们的经验很有可能成为既有理论的点缀。

如何真正地研究一个直接经验到的现象、而不需要某种理论来中介？不仅在中国，对于全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所有人都需要这样来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中西二分，反而很容易。

战洋：在北美我们常常会体会到一种厌倦。研究议题在一个非常同质化的学术生产过程中被复制。当你看到论文的几句话，你就已经知道它论述的走向了。所以，我会觉得，从经验直接出发进行有解释力的分析，确实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我们不需要通过挪用其他理论为中介，而是有直接的沟通效果，这样其实是让人羡慕的。

但是问题就变成，我们处理的是谁的经验？我们现在所谓的“地方经验”并不涵盖所有人的经验，这就涉及到知识体系生产的权力结构。比如说对于我来讲，女性经验就十分缺少直接且准确的讲述，而不是已经被研究得太多了。

程莹：同意这一点。如果说阶层、种族、性别这些议题在中国的讨论过多了，我觉得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这样说也许会给正在选题的青年学者造成误解。

唐敏：我很好奇的是，对于一些在海外做中国研究的学者，难道他们在美国社会里找不到一个可以更深层次比较和对话的对象？比如说社会分层、女性议题、或其他的不平等问题，本质都是根植在每一个社会里的，但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不同。那么，中国和北美就完全没办法对话吗？或者说，在这些不同现象之下，是否存在本质的东西？

赵益民：美国学界可能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他们不是那么关心别的地方。

唐敏：我觉得很多全球南方的经验其实有助于反思欧洲的境况，虽然语境不一样，很多看上去完全不同语境下的问题都是可以被联系起来。

比如我之前城识分享的“占领巴黎”的难民营地，和很多亚非的边缘社区有一定的共性，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流动的实践和一种不平等的机制。它们可能都被掩盖在“住房问题”的外衣下。再比如刘思达老师在文中提到“素质”这个概念的独特性，以及与布迪厄理论的区别。它们当然有不同的语境，但不同概念的外表背后依然应该有很多本质上相通且可以对话的东西。

2. 为什么是中国？一个理论对话的难题

如何真正做到将中国的经验带入更广泛的理论对话？实际存在的问题其实镶嵌在具体的知识劳动，以及期刊、编辑、审稿人组成的学术体制中。

作为研究者，如何回答“为什么研究中国”？如何为自己的经验议题做辩护？如何说服学术生产的守门人，撬动既有学术体制的偏见？更根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困境是什么？

程莹：我确实有被问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非洲？一开始去英国读书的时候，被英国的同学和老师们问。可能在当时2012年，中非关系还没有现在这么“热”。但现在做中非关系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近年在国际学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这样的问题就比较少了。

我还想补充的是，非洲学者的知识生产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的知识生产中，非洲经验作为数据（“data”）而不是作为理论（“theory”）存在。这是非洲研究“去殖民”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在这一问题上，非洲和亚洲有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唐敏：我也有相似的经验。我最开始在欧洲选这个博士论文议题（孟买贫民窟）的时候，别人会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你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做这个？可是同样的问题不会问欧洲的博士候选人。但现在，如果写英语的文章，是不会有人来问这个问题的。深度的经验研究就是对知识生产有价值。但现在我遇到的更多的挑战反而是在中文的语境里，写中文文章的时候会被问类似的问题——海外经验到底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对中国什么用。

刘烨：在北美社会科学里写文章，你要解释为什么研究中国。这其实是跟美国对自我经验的无限放大是有关系的。它确实认为，美国和其他地方是一个范本和摹本的关系，它的问题意识不言而喻地应是所有人的问题意识。如果你要研究其他地方，你需要告诉评审人为什么，其本质是在问：你的研究如何强化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理解？

这个问题可能在所有英文期刊，甚至其他语种（比如法文）期刊中也会出现，但在美国更为显著。这些美国期刊无法处理美国和其他地方经验不同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讲清楚，你谈的经验如何能够放到他们既有的框架里。我不太同意所谓“generalization”（一般化）的概念，我实际上对于整个北美主流社科范式都有很大的疑问。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一般是被视作社会学的鼻祖之一。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完全反对一般化的理解方式的。那样非常典型的形式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中，其意义是非常局限的。

比如你射一个靶，第一箭往左边偏了5米，第二箭往右边偏了5米，但是在“一般化”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会被理解为你其实射中了，因为左右正好中和了。这其实是基于一种均质化运算的理解——哪怕它不是量化研究，这是一种“形式逻辑”。

但在辩证的语境中，你谈的其实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普遍”和“一般”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具体的经验都摧毁了，然后创造一个所谓的“一般化”的东西。所谓的“普遍”其实必须从“特殊”中才能得出来。这是最根本的一个矛盾。

赵益民：这种对普世性的追求背后潜藏的认识论，是不是也呼应了逻辑实证主义？

刘烨：对，它和实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战洋：方法论上，这是一种统计再现（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是要通过统计逻辑来验证的。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是经验和理论的关系。理论范式的存在，意味着往往已经存在一个主流理论，然后其他研究是对这个理论的校准，从经验出发的研究也是努力去实现这种校准功能。于是就会复制核心理论和地方经验之间的秩序。这样的工作，应该不算是直接从经验出发的理论工作，因为它产生不了理论效果。

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学者似乎面临一个困境，就是如何把经验问题化和理论化。相比之下，在太平洋群岛是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人类学研究的，但在中国经验比较少进入到人类学理论核心。所以一个核心的工作是，要思考我们的这些经验到底对特定学科来讲意味着什么？

唐敏：战老师，你刚才所说的“核心”，指的是国际人类学界的核心吗？

战洋：我说到的理论“核心”，是问题意识的来源，尤其是问题意识的经验来源。理论的核心，倒不一定指的是理论的具体形态，而是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让理论产生意义，产生重量，产生相关性的那些东西。

赵益民：在城市研究领域，我很少遇到评审人会问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但我不知道，如果回到十多年之前，情况会是什么样。比如，现在读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中国城市研究论文，文献综述一定会用相当多（几乎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说明讨论的这个问题在英美的理论和经验语境里有什么样的相关性，然后再把来自中国的案例镶嵌进去。

但从2000年代中期以后，有一批从事后殖民研究的学者改变了这种状况，比如Jennifer Robinson，比如Ananya Roy。所以现在不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地方，不管你的案例地点具体是在哪里。

程莹：我觉得这和学术生产主要的对话对象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比如，如果我给非洲研究领域的期刊投稿，那自然就不会有人问“为什么研究非洲”。

但同样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不管关注哪个特定地区，也总是会被要求要跟一些特定的相对“经典”的研究框架对话。我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发现，这的确是会给个体研究者带来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在个体研究者所关注的特定区域或者案例中，这个被要求拿来对话的“经典”概念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相关性。

唐敏：说到对话对象，其实审稿人也是潜在的对话对象，也会有一定的先入为主的判断。比如，我遇到过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投稿城市研究领域的英语期刊，如果我写的是印度的案例，我的评审里面一定会有印度审稿人。他们可能会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形成一定的范式，然后把这些范式带到审稿意见中。或者说，他们能够感受出来，这不是一个本土学者写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文章。同样的，如果是中国的研究，其实中国的审稿人也很容易分辨出来这是一个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写的中国研究。

程莹：就我的经验而言，匿名评审一般不会先入为主地默认你是“外来者”。

相反我有遇到过一种情况是，当我在一篇非洲文化研究的论文里提到中国的时候，匿名评审特别希望我回答，作为一个中国研究者进入到非洲研究领域，或针对当代某一个文化现象进行观察时，我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对我的问题意识、观察和分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评审要求我把这种自觉（self-awareness）写出来，作为论点的一部分。

唐敏：这就跟美国有点像，比如说美国研究可能一定会提到种族问题。如果写印度的研究，他们可能也会要我提到种姓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话题。我觉得本土学者他会非常强调这些，如果你没有对这个话题涉入太深，他会要求你从这方面展开。

程莹：但如果评审人提出某个在本土语境下或者本土知识传统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没有涉及，我可能的确应该关注且回应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个我研究的区域的本土学者，指出我文章的一个缺失，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因为这恰恰意味着我的确忽视了一些本土语境下的迫切问题或视角。但你所说的问题可能涉及另一层面，比如，你把一个写印度的文章投到中国的期刊，中国编辑会要你回答这项关于印度的研究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唐敏：我觉得刘思达老师如果写中国的经验，但要发到美国的期刊里，可能也会被这样问，但可能他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赵益民：所以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你所研究的地方的本土学者提出的批评性建议，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比如，如果一个美国学者讨论中国的人口流动，却坚决不提户口，这肯定会是一个问题。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如果你做中国人口流动，结果一个美国的审稿人基于美国的经验来审视，然后问你怎么不提种族、原住民或者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那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刘思达老师的愤怒。

杨一萌：这里其实还涉及到经验的尺度的问题。我们现在大体上谈的还是民族国家，美国、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但进入下一层，比如说具体到中国的城市，我们有时候还是不得不去回答，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城市或地方来研究，尤其是，为什么不选择常见的广州、上海或北京等等。

这时候回过头，可能再度涉及到所谓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问题，比如你要说明为什么做某个城市的研究，可能必须要回答，这个城市如何有助于提供一种理论化中国的新的可能性。这样马上就又开始拔高了，开始涉及到在中国研究里的一些一般性的理论。这个和之前我们回答，如何把中国的经验拿来和一些更大的理论对话，可能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尺度上有差异。

赵益民：这和我们最近办的“被忽略的城市系列研讨会（overlooked cities seminar series）”是相关的。确实在城市研究领域里，我们对城市的关注是不均衡的。北上广深吸睛度是最高的，所谓的三线、四线、五线的城市肯定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且确实很容易被质疑，就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城市？这很常见。

程莹：但这也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赵益民：这关系到方法论，也关系到整个分析框架的搭建。选择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原因的，但这个原因在理论上能不能被读者接受，可能需要你做一番努力来说明。

现在中国流行用几线城市的概念。除了所谓的一线城市外，其他很多城市我觉得都是被标签化了的。这些城市基本上不会出现在英文期刊里，他们被统一叫做三线或四线城市。这些其实就都成为了“被忽略的城市”。

程莹：但这些看似被边缘化的城市，代表的可能反而是多数人的经验，是一种普遍性的境况。

赵益民：对，这其实就是“被忽略的城市”这个概念的价值所在，他打破了既有的层级（hierarchy），为所有的城市赋予了进入对话的可能性，虽然你还是需要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来说服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城市。

刘烨：大家遭遇到的这些困难，某种意义上也和评审制度有关系。因为目前的评审制度中，完全是一个幕后的人在问你这些问题。

对于被询问者来讲，你必须事先就找到一个方法能证明你的东西能“卖得出去”，别人愿意给你买单，这样的话你的东西才能发出来。但这会造成的状况是，能够通过评审的文章可能不得不磨平自己的很多棱角。或者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来辩护，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辩护本身其实是迫使你把一些问题讲清楚，但实际上，你也不得不浪费更多精力、时间和篇幅去讨论。本来你可以用这个篇幅把某个问题讲得更深入，但是最终效果却打了折扣。所以这个困境关系到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但可能也和学术体制本身有关。

程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按照一种特定的模式去写论文，按照一些期刊或者学术出版的模式和规范，于是我们会感觉不少某一领域的学术论文大都“长得像”。这也造成了某些概念和范式不断地被引用、复制和强化。

刘烨：如果要把一些问题讲清楚的话，肯定会涉及到很多要求和规范，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但过犹不及。这就像是以前的唱歌比赛，评委打完分之后，会首先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这看似是为了保证所谓的公平，但是很多时候排除了真正有创造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很可能就是在最高分或最低分里面。所以比较遗憾的是，这导致不仅论文长得一样，而且观点可能都在某个标准线附近徘徊。

程莹：我们现在对话的对象还是一些处于特定位置的那么一小拨人，或者他们提出和创造的一些“概念”与“框架”。

战洋：对，在学术界，掌握核心话语权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在对话的时候，经常是以他们听得懂为准，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语言来说。

除了评审制度，还有一点是涉及我们的工作和整个学术环境。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往往是要重新组织问题化的方式，也就是说你要重新去看待经验、事件，然后提出新的问题。但这种文章往往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去看，而且也不一定能够立刻看懂。而那些长得很像的、能够让你一眼识别的，反而是很多的人能够看懂的。

就好比我们看电视剧，那些比较能共情的、能看得开心的，都是有特定叙事模式的，你看起来不会太费力。这些特别容易流行，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引用。但是如果你写一个非常原创的东西，可能根本没有人去关注和引用你，然后这个学者在现有的制度内，也就被淘汰了。

所以，学术界生产不少文章，不一定产生思想。思想性的来源跟现在这个学术制度甚至可能是有点冲突的。

唐敏：至少在中国的期刊里，凡是国外案例的文章好像就应该告诉读者，这个经验或理论如何可以直接用于中国的语境。但是作为作者，难道不应该是抛出这个议题和经验，然后由读者自己去解读，去和自己的经历关联到一起吗？

当然，这可能是特定学科期刊希望以解决问题作为导向。但是，我也遇到过社会学期刊认为其他社会的个体经验的价值没有那么大， 要求一定要点明如何关联上更宏大的社会学理论，比如说像现代性这样的问题。在这个维度，我觉得刘思达老师所说的美国的问题，在中国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赵益民：每个国家的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或体制，然后这个体制也和意识形态和所谓主流的研究方法相互纠缠在一起。

3.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一个分析社会的好工具吗？

面对复杂的社会，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一个常用的、研究多变量（如性别、种族、阶级等）叠加影响下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分析架构，但也被批评让更多研究陷入了身份政治的泥潭。

交叉性是个有问题的概念工具吗？问题出在哪里？今天的我们应该使用怎样的概念工具才能更好地理解周遭社会？

刘烨：我本人并没有用过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而且我确实在这一点上跟朋友有过争论。真正的问题在于，比如说阶级，种族，性别，包括宗教等各种维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能用交叉性来理解，对此我是存疑的。

从一个描述性概念来说，我对交叉性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把它作为理论，我是觉得有问题的。比如说在法兰克福学派中，20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再分配”和“承认”之间到底是一元还是二元的关系，主要是南茜·弗雷泽和霍奈特之间在争辩。这个争辩其实跟交叉性有一些相关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阶级是一个最根本的视角，是一元化的建构，其他的一切都是这个视角内部的不同维度。阶级视角不会和任何其他视角形成并置关系，或者说是交叉关系。那么世界的理解到底是一元的，还是二、三元，乃至多元的？这是在理解交叉性上一个非常根本的分歧。

我自己是从马克思的研究出发，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采用交叉性，因为我处理的还是一个“一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持续自我分裂的、竞争的、矛盾的整体性关系。

就像一个建筑物，它肯定是由多面墙共同合围而成，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建筑物。如果我们把东墙、西墙、北墙、南墙全部单独拆开来放在桌上，那他们就变成一个扁平的并置的关系，这座建筑就不存在了。

Crenshaw在一篇访谈里面提到，她在1989年把交叉性概念化的时候，针对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法庭记录。1976年，有黑人女工起诉通用汽车，指控他们的用工歧视是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但法院驳回了起诉，称指控依据只能从二者中选一个，不能同时用。但之后这个概念很沉默，也很小众，直到2015年前后突然火起来了。所以她本人也表示，这个议题已经不在她原先所预设的范围内了。

现在，所谓赞成或反对交叉性也落入了意识形态的拉锯。一方不断把它妖魔化，另一方不断保卫它。最后它越来越变成一个符号，一个政治立场的判别准则。所以即使到现在，交叉性都是一个没有办法真正具体讨论事情的概念。这样的概念不仅没有为我们打开新的讨论空间，反而是把空间压缩得更小了。

程莹：交叉性可能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用的概念，尤其是在写论文的时候，比较好套用到不同文本中。但这不是一种对待理论的理想态度，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种好用的“工具”去使用。这个概念的一个比较大的启发，或许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最初进入一个研究时看到问题的复杂性，揭开那些看似平滑的研究结构和研究结论中的“褶皱”。

比如我想到这个概念与女性主义的关联。在女性主义的脉络上，这个概念被认为有助于注意到黑人女性或第三世界女性的经验，弥补了之前性别讨论中缺失的部分。

尤其是随着大家对于种族、性别、阶层、宗教这些议题的交叉性的关注，更多人注意到比如在非洲语境下，本土的性别理论和性别政治脉络究竟是什么样的？它真的符合西方进步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吗？这一概念可以驱使我们去梳理和讨论本土语境下的性别政治的知识谱系。

刘烨：程老师刚才提到，学生可能会觉得这个概念很好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概念其实是被简单化了。一方面，大家可以比较轻易的用这个概念工具来对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描述。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太好用了，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大批量复制。但这个概念本身它能够带来启发，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这个概念的使用限度也是个很具体的问题，是在具体语境当中发生的，而不是一个本质化的东西。

程莹：我觉得不光是交叉性，可能很多概念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好用的工具，因而会有过度使用而丧失批判力的问题。

赵益民：在城市研究领域，Christian Schmid和合作者曾经写了一篇30页的论文，里面就重点批判了三个概念，郊区化（suburbanization）、非正规（informality） 和士绅化（ gentrification）。他们的核心观点其实也是延续了普世性和特殊性之争，认为如果一个理论过于好用，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分析力度的消失。交叉性可能也面临这样的挑战。

战洋：对我来讲，交叉性太像一个PowerPoint了。当它把很多概念扁平化、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社会中非常多的冲突和交织的关系就没有办法被分析了。

刚才刘老师和程老师其实讨论了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流通。在美国语境下，这个概念在政治讨论中被强化，但是恰恰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语境中，有些学者会将其视作声明自身立场的工具。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需要考虑到它的流动、以及在不同语境下的作用。

唐敏：很多概念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说现在国内很火的“生活圈”。这个概念是在日本的三四十年代被提出，然后发展了近100年，但现在日本已经不太会去强调这个词。相反，在中国做实践的人一下子觉得这个概念很好用，然后还会在前面套上一个“15分钟”，比如巴黎15分钟城市，这些新发明的概念一下子就风靡了。所以这些概念在传播的时候，会有一个在地化的过程。在地化的推手可能并不一定是学者，有时候也是政策制定者。

刚才赵老师提到的Schmid对非正规（informality）等概念的反对，但我觉得，他自己的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的概念其实也是在试图普世化城市和乡村关系。但你在分析具体经验的时候，你还得深挖下去。所以像非正规这样的概念的最大价值是带入了一种动态的冲突。

当我们谈非正规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讲到正规。所以本质上，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这个叙事不会那么扁平和线性化，而是突出了不同的行动者和丰富的实践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力量。例如，有一些实践（比如规划或者自建）看似分别属于正规或者非正规框架，但因为相互冲突和非线性的过程，使得叙事具有力量，可以打破各自所属的概念或类别的禁锢，从而发展出新的理论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星球城市化这个概念很扁平。

赵益民：关于星球城市化，我觉得在Neil Brenner和Christian Schmid的之间是有一个分野的。Neil Brenner更追求这种宏大的、普世化的理论框架，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就是很结构的。但Christian Schmid追求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框架，他更多开始用后殖民的和比较的视角去重新思考星球城市化的理论潜力。

我们回到刘思达老师文章里提到的交叉性，他认为的交叉性就是一个“立方体”，没有产生新的理论意涵，只是职业化的一环。刘思达老师对交叉性的这种批评，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杨一萌：刘思达老师在文章中也提到交叉性和方法论之间的一个关系，尤其是多变量的回归。在量化实证领域，一个大的数据包里面可以划分出很多变量，包括种族也好，性别也好，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几十个这样的变量，然后特定的量化技术工具可以实现多变量的叠加和交叉，然后生产出看似新的论点。一篇文章问什么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数据包。

所以说，所谓交叉性的浮现，本质上是不是要链接到这些量化实证工具、以及相关方法论的崛起？也就是说，最后可能是研究工具在反过来建构我们的问题意识，而不是针对经验世界来发问。这可能是其失去理论生产力的原因之一。

刘烨：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一元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事物本身的发展和变化的动力、以及它自己的矛盾是它唯一的根据。就像刚才唐敏说到非正规和正规之间张力。如果你要研究非正规，那你肯定要谈它跟正规之间的紧张关系。

你不可能把这两者甚至再加上第三个、第四个概念并列在一起。因为真正让非正规这个词有意义的，就是它跟正规之间的关系。在这组关系中，整个世界就是分成非正规和正规两端。除此之外，其他的维度则没有必要再往里边塞。其他维度应该在其他的话题当中来讨论。

所以，如果说要替换交叉性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寻找社会结构中的矛盾，把一组根本的矛盾作为理解社会演变的动力。其他的替代方式也没有什么意义。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成了一个保守与自由双方拉锯、或者说互相讨厌的一个出口，很多时候就得越来越不讲道理。这个概念就成了一种宣判，而不是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