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活】江婉琦／當我也成為記錄移工故事的寫作者──讀簡永達《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当我也成为记录移工故事的写作者──读简永达《移工筑起的地下社会》。图／陈佳蕙

2015年开始，我从台南关庙移动到台北生活，遇上一群关心移工议题的台湾人与印尼移工。那时起，假日跟印尼朋友相聚，是陪伴我得以在异地生活的重要元素。我们一起玩耍、吃饭、讲心事。

也因为当时在移工相关组织服务，在移工议题的小圈子里，或坐在台北车站大厅时，我与朋友经常遇见几种人，他们想探问身旁的印尼朋友一些事：做作业的大学生、找题目的研究生、艺术家、纪录片导演与记者。

永达就是那个经常穿梭在我的议题朋友之间的记者，从〈第一广场──移工筑起的地下社会〉这篇报导开始，我就知道他在写移工相关的故事。后来，我也开始了写作之路。我除了把永达当成学习的对象，他与我似乎也一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我们对彼此都是。

而这次，读完了永达的新书《移工筑起的地下社会》（春山出版），我一直在想，那个距离是什么呢？

较早时，我其实不敢书写这些年在印尼移工朋友圈的生活所见，因为那时在台北车站大厅，每每遇到来找题目的研究生或野心勃勃的创作者，我会有点害怕，或有种矛盾；那种矛盾是，希望对方不以猎奇的心看待我的朋友、不希望朋友被消费。

但同时，这样的心情也困住了我。我陆续在菲律宾移工的选美舞台、印尼移工的Bigo Live睡觉直播画面里，看到一些让我真心感到趣味极了的东西。我真的很想跟朋友们分享，可是，我可以写吗？

在尝试着成为写作者后，我看见了我与永达相像的部分：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维系与移工之间的友谊，同时希望可以获得移工议题工作者的台湾友人的认同，需要时时证明自己；我们会在某场访谈或与报导人的相处中，发现对方终于将你视为好友，或感受到我们关系更近一步，走路回家时，会非常欣喜与感动。我们都成为写作者的时候，不仅开始思考自己在职生涯上的追求与进步，同时批判自己：有没有愧对报导人，自己会不会为求表现或好作品，而没有在这些朋友面前，好好做一个善良的人。

这些挣扎，我想是每个从事报导写作的非虚构写作者没说出口的日常。我也觉得这些心情，就像城市里被隐蔽的第一广场，它们不在视线可及处，对我们来说却很重要。我们是从那些地方找到亮光，开始书写移工──这群大众陌生的脸孔。

我从台北车站开始探索移工的故事，永达的叙述核心则是第一广场。我知道我们的取径不同，我想以人类学的角度，说说我观察到的移工生活特殊现象；永达以社会学观点与新闻的敏锐取材，宏观地看各国东南亚移工在台湾被困住的制度，还有他们的社群生活。但我们都试图以自己能力可及，尽力叙述隐蔽在主流视角以外的移工生命。

阅读永达的新书，原本感觉有距离的永达，竟在书中静静以第一人称出现，描述自己从一开始在报导工作中为求表现与尝试新题目，而逐渐认识移工、寻找受访者的心情。记者在报导中，时时要谨慎使用「我」这个第一人称的观点。阅读永达重新整理过去报导而写成的这本书，很像一个从不跟你说话的人，忽然在书中绵绵地跟你说了很多他其实也经历过的受伤与挣扎，让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么怕他了，他似乎跟我很相像。

让我感到讶异的是，读至一半，才发现永达与我一样，都对「移工来台湾就是单纯为了家庭、为赚钱」这个千篇一律的叙述感到质疑。认识印尼移工友人四年后，好友英塔利对我说，其实她们来台湾多半是为了逃脱；逃脱一段感情的挫折、婚姻的失败，或家中欠债，再也无力偿还等等。他们想从「失败的自己」逃走。永达的书中则提到其他原因：「有时就连形塑出国的决策过程都是半推半就」、「我出国是为了自己」、「我看到很多人来台湾，我就来了。」

在永达的书里，我也看见一些熟悉友人的身影，或是我在采访中没有发现的部分。我在2017年一场台南的菲律宾选美比赛中，第一次认识选美模特儿Roger（即永达书中提到的Jake），后来才在永达的故事理解更多Roger细微的个性、他的过去人生与未来。我也在《移工怎么都在直播》一书中，探索移工在不同年代交朋友的生态与方式，永达也在他的书中点出，他们热衷参与社群活动，是为了交朋友，这样遇到困难时才有朋友圈可以协助。

阅读至最后，当我看见谢志里，永达写着：「我在南投的乡下出生长大……」他说他在城市也是外来者，看见移工生命中的随遇而安，或专注地想靠个人野心翻身，让他感觉自己不孤单。我觉得我好像也终于理解了他。移工给我移居台北的归属感，永达在移工身上看见自己。移工不是他者，而是每个「我」，每个原本让你感觉有距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