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事关青年未来的大讨论, 点明青年“出海”更真实的面向

✪ 刘晗

清华大学法学院

【导读】在“内卷”和“就业难”的舆论环境下，青年出海成为热议话题，一时众说纷纭。本文结合全球经济政治变局，分析青年就业选择问题，揭示出海道路的真实面向。

作者指出：顶尖高校学子出海工作，已非个例。客观而言，当前中国青年一代的这一选择，是在内卷大环境下的一种无奈选择。这些年轻人受到良好教育，具备国际视野，他们早早地认识到，时势巨变之下，不仅国内缺少足够机会，以往的出海热门地——欧美国家也是机会不足。但换个角度看，青年出海不仅是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也是为中国和更多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道路”，他们很可能为世界开拓一片新“大海”。

作者认为，在出海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所有关心青年成长的个人和组织，都应改变定式思维，把目光投向远方，思考青年的实际需求，为其提供支持帮助。而这条道路究竟通向何方，答案就在青年自己脚下。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原题为《“上岸”非洲？——新全球化下的青年“出海”》，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上岸”非洲？——新全球化下的青年“出海”

▍一

1719年问世的《鲁滨逊漂流记》的开头，其实是个青年不听父母劝告、立志出海的故事。鲁滨逊生于体面人家。患有痛风的父亲一直让他接受良好教育，计划让他当律师：“依仗亲友的引荐……依靠自己努力和勤勉，挣一份家财，过一辈子安适而快乐的日子”，成为中产，即父母看来“世界上最好的阶层”。 然而，鲁滨逊说道：“我却一心一意要到海外去，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满意。”最终，鲁滨逊出海了。

三个世纪之后，一批来自清华大学的中国青年学生，告别常被称为“宇宙中心”的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出海远赴遥远的非洲大陆，在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些青年人中不仅包括通过“种太阳”普及供电的工程博士，更有矢志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理想主义者。

▍二‍‍

清华学生出海非洲并非孤例。

近几年来，很多中国青年在经济形势变化和社会日趋“内卷”的严峻背景下，开始认识到赴海外工作，特别是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非洲）工作这一出路。众所周知，以往并非如此：出于安全因素、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乃至刻板印象等原因，除相关语言专业毕业生或有组织化的“援建”或“外派”之外，到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作，基本不是青年学生的考虑方向。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青年学生在非洲“上岸”不但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更是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2023年7月，“年薪20万你会考虑外派非洲吗”的话题一度占据热搜榜第一，文章阅读量上亿。在青年人喜爱的种种互联网平台上，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网站bilibili、知识问答平台知乎和社交平台小红书等，也有很多人分享非洲工作经历，吸引了海量留言评论。这种种讨论甚至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青年该向何处去”的讨论：在“内卷”和“躺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出海就是一种在“润”（主要指的是去往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新选项。正如一位高校辅导员所言：“去非洲找工作好像是同学们在挤过求职独木桥时，忽然发现有人游泳也能过河上岸，想着自己也跳下去试一试。”与之前业已存在的种种有组织化的外派项目相比，新一轮去非洲工作的浪潮更多呈现出自发性的特征。

毫无疑问，仅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自发去非洲工作，是青年的一种被迫选择，甚至是发展预期受挫之下的无奈之举。当“内卷”这个本是经济史研究的术语被当代青年用来描述生存发展处境，并进而被一般化为社会流行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时代在发生重大变化。例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创下历史新高，增幅达到21％。而浙江丽水市《2022年遂昌县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引进优秀毕业生入围体检人员公告》显示，有4名博士、19名硕士、1名本科，均来自浙大、复旦等知名大学，对应岗位除了专业技能类，还有7个乡镇、街道的基层工作岗。与此同时，互联网“大厂”纷纷开始进行人力“优化”，本是一大出路的互联网行业现在也逐渐向青年关闭了大门。网络上青年人开始热议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的“梗”，也代表了青年学生围绕就业乃至自身发展的集体焦虑。

青年出海去非洲会成为新闻，是长久以来的就业观所导致。大学生就业问题，既有疫情冲击、经济状况等宏观背景下企业招聘需求走弱等客观因素，也与多数青年仍抱有传统就业观有关：以考公、考编和进“大厂”作为主要选择，甚至在就业预期受阻的背景下出现“躺平”现象乃至“尼特族”。共青团中央2021年的一项调研发现，近2/3的受访学生倾向于到一线或新一线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近3/4的受访学生倾向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岗位。高等教育普及化造就了有史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高校毕业生群体，当市场和体制都无法完全容纳的时候，青年就业的适度分流势在必行：要么换赛道（如方兴未艾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发展路径），要么换地方（如出海）。

在更大意义上，青年出海非洲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变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国内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和调整期，还是社会阶层流动开始出现挑战，都使得新一代青年无法再享受父辈们曾经享受过且津津乐道的时代红利。父辈们自我成就的故事给青年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发展预期，甚至是像父辈一样超越父辈的发展压力，现实情况却让青年感到一定的艰难。近年来出现的以“躺平”消极抗拒“内卷”的现象，本质上反映的是青年内心的深深迷茫。正如有论者所言，青年一代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以被称为“丰裕一代”；在他们成长后，又遇到了一个相对于劳动力市场表现优劣，资产多寡的重要性在逐渐提高的“资产社会”。

当然，青年出海的动机也并非整齐划一：有人当作逃避，有人当作机会，有人当作理想。逃避，是因为想要摆脱在国内无法摆脱的“内卷”，甚至是与父母一辈难以沟通的种种代沟，以至于其他种种不甚如意的处境。机会，是因为想要获得国内获得不了的薪酬待遇和发展机遇，乃至于种种新奇的体验或者未曾设想的收获，如跨文化跨族群的接触交流或是对于异域好奇心的满足，甚至是“援助”其他国家的自我成就感。理想，是因为想要参与到全球经济秩序调整和重新建构之中。

▍三

青年出海并非新事。毕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国热”“留学热”也是一种出海，一如《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区别在于，那时的青年想去欧美，现在的青年则开始把目光投向非洲。

在国际联动日益加深的时代，青年出海现象也反映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局。我教过的一位“90后”学生（目前在美国当律师）曾跟我说：“全球化教育下的一代，毕业时发现全球化浪潮已经告一段落。”事实的确如此。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国内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和社会的阶层流动，除了中国自身的因素之外，也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秩序和国际产业分工有着密切联系。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典型的标志。回头看，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20年不仅是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年代，也是中国日益走向市场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20年——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再回首，那时的中国青年坐上了时代飞轮，不断上升转动。

彼时，伴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趋势，出口型导向的经济模式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也造就了至少两代人的教育、就业和发展模式。世纪初，在考生及其父母的心中，经济、管理、金融、国际贸易和法律等学科成为热门。在高校里，各个学科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不断进行国际化提升，侧重教授适用于全球经济分工的专业知识技能，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基本的导向是如何让青年学生融入既有的全球体系之中。走出校园，高校毕业生（尤其名校毕业生）以出国（主要是去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好出路，以进入国际投行、跨国企业、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为荣耀，以去往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或“北上广深”为首选。

彼时，各国精英多认为世界变小的趋势势不可当，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逐渐增强且不可逆。2005年，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全球化进程的美好想象。在弗里德曼看来，从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到生产制造环节的外包和离岸经营，21世纪的种种发明在一步一步地将世界碾平。在某种意义上，过去三十年的确是全球生产价值链和供应链不断一体化的过程，也是各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整体进程的过程。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再说“世界是平的”，应该说“不平”了。远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近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经济全球化的道路就变得不那么平坦。此外，新技术革命在经历几次突飞猛进之后，对全球经济的推动效应也开始逐渐放缓；甚至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而降低发达国家本地劳动成本，造成制造业从发展中国家回流的趋势。‍‍‍

世界政治的变化也加剧了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无论是英国脱欧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于全球粮食、能源和供应链的冲击，还是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全球贸易的冲击，地缘政治事件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欧美国家内部民粹主义/本土主义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排外情绪，也使得种种保护主义愈发盛行。新冠疫情以及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则进一步影响了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于是，全球化已经“达峰”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同国家和文明已经不再相信全球化能带来普遍的经济社会改善，转而更加关注本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例如，很多国家目前推行的数据本地化法律和政策就是鲜明的体现）。

因为与升学就业等切身利益相关，新一代青年对全球变局的影响相对来说更加敏感。自媒体的发达使得青年能够看到来自全球一线的消息，并由此思考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与自身发展命运的关系。可以说，新一代的青年逐渐认识到，不但中国市场和社会容纳不了那么多大学生，欧美市场也未必能够容纳。于是，曾经明确的道路开始变得晦暗不明，曾经坚固的模式开始变得烟消云散。尤其是，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而言，继续憧憬获得编制或在国贸、陆家嘴找到一份白领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安定富足的路线越来越窄。他们或许要被迫出海成为“鲁滨逊”。

▍四

当然，与鲁滨逊无依无靠漂流荒岛不同，当代的中国青年出海背靠祖国。

因此，如今青年出海也不仅只是一种“出路”，更有可能是一条“道路”——不仅是一条青年职业发展的道路，更关乎中国在全球变局中的未来道路。笛福写《鲁滨逊漂流记》的时代，正是英国海外扩张的年代。其在荒岛上的垦殖，隐喻的是海洋性资本主义帝国的建构进程，乃至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与之不同的是，无论是中国企业出海，还是随之而来的青年出海，当然并非“新殖民主义”，而是蕴含了某种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格局，蕴含着挑战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反思和超越种种不公正安排的潜能。一句话，青年的自发出海，具有参与“一带一路”事业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潜在意义。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永不干涸”。如今危机重重的世界，呼唤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这种新的秩序或许才是青年未来出路的根本依归。青年出海的未来，是要塑造一片新的“大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曾经力图使学生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政经体系的教育和就业发展路径，进而能够另辟蹊径。毕竟，对当代中国青年而言，融入西方主宰的全球经济体系已经是“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必须寻找新的空间，才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这个意义上，“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并非意味着只去国内需要的地方。

国家和社会是青年出海的后盾。青年去非洲“上岸”值得认真对待。目前，中国青年去非洲工作的人数和区域分布仍无可靠的统计，也缺乏系统性的就业信息和引导措施。青年学生主要依靠网络自媒体上的信息进行判断，常常失之片面和零散。青年赴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业后，也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保障。长远来看，甚至高等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重构（例如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也需要考虑青年出海的实际需求，从而为青年出海提供更为专业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支持。

当然，出海并非坦途，必定机遇和挑战并存：既有星辰大海的畅望，也有荆棘密布的崎岖。“远方”虽然并非诗人海子所说的“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但有的必定也不仅是“诗”。对于所有关心青年发展的人来说，无论是长辈还是高校，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都需要超越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地方。远方从未如此与年轻人的命运——进而与长辈的命运——密切相关。中国青年能否在非洲或其他地方成功“上岸”，仍然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原题为《“上岸”非洲？——新全球化下的青年“出海”》。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