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社论》警察滥权民主退步 反抗是义务
政府节制权力的足迹印证民主进步的历史，然而台湾在民主进步党执政后，警察却沦为当权者的工具，滥权违法，入民于罪。人民应作反抗者的后盾，否则明天被政府羞辱的，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
1998年是台湾民主化黄金时代，当时一位精障患者遭警方要求出示身分证件，男子拒绝并与警方发生冲突，被判决有罪后，其弟遍访法律咨询服务，一路上诉，乃至释宪，终于催生画时代的释字535号，规定警方临检盘查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看一下身分证会怎么样？这就好像「打开一下后车厢会怎么样？」，「搜索一下你家会怎么样？」，都是对人民行动自由、财产权及隐私权的侵犯。民主化后的台湾，是否应该收回威权时代警察肆无忌惮盘查民众的权力？大法官会议给出明确的答案！
警方是公权力的象征，公权力是法律的赋予，两者环环相扣。警察自己不知法、依法，有什么资格要求民众遵法、守法？再者，一旦警方可以肆意盘查，社会上的弱势将因刻板印象而经常遭到警察刁难骚扰，形成对族群的歧视。
在释字535号要求下，立法院制定《警察职权行使法》，第6条第1到5项规定，警察必须对犯罪嫌疑有「合理怀疑」，方能查证民众身分；但留了一项例外条款「行经指定公共场所、路段及管制站者」，警方有权盘查。
日前中坜分局员警临检詹姓女老师，事后中坜分局就是以此例外条款主张「警察机关指定了这个路段，就有权盘查民众」，却忽略了法律也同时要求，「前项第6款之指定，以防止犯罪，或处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为限。」詹姓女子是「陌生脸孔」，这跟「防止犯罪」有什么连结？何况员警告知詹姓女老师「这是公共场所，我本来就可以盘查」，这个事由明显错误，依据《警察职权行使法》第4条，詹姓女老师自有拒绝的权力。
法界早有共识，类似情节明确违法，更糟糕的事，詹姓女老师的遭遇不是个案。民进党上台后，警方滥权违法已成为「现象」。彰化员警为了避免陈抗人鸣喇叭，故作「摔倒」诬蔑陈抗人妨碍公务，入民于罪。警方不断在上级要求下，动辄以《社维法》干涉言论自由，但移送后法院裁定不罚的比例超过8成。更可议的是，苏贞昌院长跟前红人丁怡铭，散播牛肉面冠军店使用莱克多巴胺美牛的假新闻，警方却采两套标准。
「滥权」背后是「不中立」，就像彰化对陈抗人假摔的员警，难道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吗？但员警的长官是局长，局长的长官是警政署长，警政署长的长官是内政部长，最终就是蔡英文总统，压力一层转嫁一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警察滥权、政府纵容，代表的是台湾的民主倒退、法治沉沦。如何制衡政府滥权，答案永远是「反抗」！
部分员警还有一个不肖的心态：乱枪打鸟，打中了就有绩效，运气不好打到一个比较有权利意识的，就让当事人去申诉、提告，就算最后法院认定警方违法，那也是民众浪费自己的时间，违法的警察还是不痛不痒。要制衡这个现象，需要当事人出面，反复证明临检是违法的，立法者应让违法的员警担负相对应的法律责任。
中坜员警抢夺詹姓女老师的手机，把她摔倒在地、限制人身自由，很可能触犯强制、伤害罪嫌。我们支持当事人提告，只有每一个权力受到侵犯的人都积极捍卫自己的权益，才能让政府有所忌惮。中坜分局说，「民众只要配合提供资料，不要1分钟即可完成。」，言下之意，好像侵犯一下人民的权益，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事人不愿配合，结果不但遭上铐留置9个小时，事后提告的时间、金钱成本也是难以估计，仿佛错在当事人。中坜分局眼中无民主，应受社会谴责。
援引德国法学名家耶林以《法律的斗争》一文鼓励詹姓女老师：「少数人若有勇气督促法律的实行，借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虽然受到迫害，也无异于信徒为宗教而殉难。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乃任由加害人横行，不敢起来反抗，则法律将为之毁灭。」一人反抗，众人得益，不只是对基层的员警，对掌权的高层，更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