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赛先生”
邹卫国/文 中国人相信真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那么容易回答。
科学活动中不时发生的造假表明，即使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其对科学精神的不屑，也已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遑论在商业文化和俗文化中，科学精神经常为拜金、官本位和迷信所击败。
很多时候，人们不求诸科学真理，而是求于信仰，或奉于权威，此情此景下，“人类高级智慧之花”何以盛开？
在走过百年屈辱、蹚过历史的三峡，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正在进行时。我们惊叹于西方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的底座正是科学革命。回顾历史的发现是：欧洲人实际是从相当愚昧的蛮族，走向全球最先进的族群的。对于这个历程，我们当如何认知？
长期专注于科学史、科学技术探索相关研究的袁江洋教授，其领衔的《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一书，可以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
正如《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所言，欧洲历史展示了这样一条路径：当科学精神的旗帜被高举之后，人类社会生活就开始了系统性重建。人的自由、民主和理性，取代了以各种面目出现的、以神为核心的价值系统。新的认识论体系和价值论体系，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那么，起于蛮荒之中的欧洲，其科学精神的旗帜自何处来？《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剖析了欧洲人对于伊斯兰黄金时代文明遗产的继承，而伊斯兰黄金时代的辉煌，又源自以古希腊文化为代表的文明要素，甚至包括印度、中国文化在内的文化汇聚。古希腊思想、伊奥尼亚的自然论、雅典哲学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科学，都可以找到来自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波斯的源头。
回顾人类历史，文明的理性之光，总是在外部侵伐之下不时中断，被历史之手不时遮蔽，但长时期全人类不断积累的文明成果，使得现代科学的曙光终于最早在欧洲亮起。《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论证了一个问题：科学的进步史，是一部文化的汇聚、整合和创新史，这不能归因于单个民族的单独努力，而只能归因于所有民族的共同努力。
某种意义上，中国如何开启新的科学大发展的进程，这也是《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试图讨论的主题之一。这本书的主要作者袁江洋说，如何理解历史与现实，如何突破本土文化的窠臼、站上世界文化汇聚的顶峰，重新评估本土的和世界的文化资源，构筑伟大的科学传统，理解科学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创造力和塑形力，构想并开拓开放的、赋予创造活力的新文化，将成为一代思想者思索的主题。
回到当下，在中国“五四运动”105周年之际，再次回顾“赛先生”的问题具有特殊意义。对理性、求真的价值追求，将引领人们击破偏狭的威权，从而获得自由。
希腊溯源：从东方化时代、智者崛起到希腊哲学
现代科学精神，一个重要的源头来自古希腊。关键问题在于：为何惟有古希腊人能够到达这种自然哲学之境？
我们自然需要把镜头直接聚焦到公元前7世纪前后。科学史家萨顿（GeorgeAlfredLeonSarton）曾言，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那么，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文明，到底给古希腊科学的诞生，提供了怎样的基础？
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一个世纪，古希腊文明经历了一个被称为“东方化”的时代。随着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亚述帝国的崛起和扩张，近东地区与希腊间的贸易兴盛，同时，战乱频仍。此背景下，东方的工匠成批进入希腊，为希腊带来了无数的东方产品。
希腊语的词汇中，很多是源于闪米特人（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至两河流域区域的群体）；古希腊神话的神祗，许多都可以在周边文明的神话传说中找到原形。
比如，毕达哥拉斯教派源头在埃及的神学。埃及神学之永生教义，认为灵魂不死；要达到永生，需要灵魂的回归，灵魂回归的条件就是身体。这一信仰诞生了金字塔和木乃伊身体洁净技术。这些教义传至毕达哥拉斯教派，上升为素食与灵魂洁净，而数学是灵魂洁净之手段。正是在这类思考之中，“数”在毕达哥拉斯教派那里上升为世界的本源。后来，柏拉图创建学园，受毕达哥拉斯教派数学实在论影响，他在门口立了一块木牌，上书“不懂数学者禁止入内”。
知识的汇聚，在希腊引发了一种不同于神话的、新的理解自然的方式。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发问，让希腊思想家逐渐摆脱神话，走上了哲学之路。埃及的水生万物说在泰勒斯那里，上升为水为世界本源之论。
随着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和城邦政治兴起，一群被称为“智者”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古希腊思想史的舞台。
随着古代希腊和波斯帝国之间战争的结束，希腊获得胜利。雅典作为希腊自由城市同盟的首领，地位节节攀升，散落在希腊世界各地的思想家，也因此向希腊汇聚。
这个雅典民主政治兴起的时机，使得不同的地方文化开始直接碰撞。不同思想当面对峙，促进了语言学和逻辑学的产生，引发希腊思想家对认识论的思考。各地学者汇聚一堂，启动了希腊认识论理性化进程。
希腊哲人并没有止步于认识论的理性化，他们将哲学思考进一步推到了伦理学领域。当智者运动结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占据希腊文化的思想高地，知识希腊人获得了一套内在统一的、以宣扬理性为根本特征的、完整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体系，哲学成了古希腊古典时代最辉煌的思想成果。
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翻转了柏拉图理念世界本体说，还将自泰勒斯那里开始兴起但至苏格拉底又被淡忘的自然论，上升为其知识体系的基础板块，上升为自然哲学。
希腊文化的扩散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的失败，预示着雅典哲学的辉煌时代随同希腊的衰弱和希腊民主时代的结束而结束。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再一次凝聚了地中海世界诸文明乃至印度文明的思想成果，为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的形成补足了思想资源。自此以后，独具特色的希腊文化，开始向外部扩散。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旗下大将托勒密夺取了埃及的统治权。托勒密将自己化身为埃及的神，成为埃及合法性和最高宗教权威；他通过建立一套官僚体系，实现中央集权；另外，他又资助了大量学者进行文学艺术研究和科学研究。
托勒密王国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和政治政策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对埃及自身文化和宗教的尊重，使得科学家们得以获取埃及原有的科学文献和研究成果。国家对科学的资助以及大型科研机构对科学文献的收集和保存，也使得他们更加便利获得大量资源。
另一方面，研究机构的官方背景和专制主义控制，使得雅典那种自由辩论的研究风气衰落。科学家不再在形而上学上继续争论不休，大多在各自的领域深耕。科学研究的分科化、专业化程度因此在加深。
可惜，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成为希腊知识界的主导知识范型。唯一的例外是，公元前3世纪的100年里，由亚里士多德弟子主导建立的缪斯学园，使得希腊科学在亚历山大里亚获得了空前繁荣，多个领域内都出现了非凡的科学大师。
希腊化时代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公元前3世纪到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科学的基本面貌。无论是早期罗马还是拜占庭，都是在柏拉图版本的希腊科学的框架之内进行探索。
随着托勒密王朝的衰落和罗马的征服，希腊科学的学术共同体逐渐消亡。阿基米德著作中所表现出的浓厚学术研究氛围和热衷于发表作品的风气，到托勒密时，已变成尊崇古人、充满宗教神学色彩的陈腐。雅典的自然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科学家的地位，在踏入中世纪之前的罗马时代，几乎完全被诗人、政治家和演说家所取代了。
伊斯兰的黄金时代
尽管距离人类最早的文明摇篮——两河流域的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很近，但7世纪初之前，阿拉伯半岛的绝大部分——北起叙利亚沙漠，南至哈利沙漠的广大地区——都尚处于原始的部落阶段。
这里的自然条件无法支撑大规模农业。定居在高原的闪米特人，在绿洲间勉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样的经济基础，无法自发孕育出拥有复杂社会结构的文明国家。当然，对于外界而言，这里也缺乏殖民和侵略的价值。
这里人流的方向是发散性的。自苏美尔和古埃及时代以来，一批接一批的闪米特部落从半岛出发，他们或以阿卡德人的名字或以阿摩利人的名字或以迦勒底人的名字，涌向文明地区，乃至于后世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重复上述过程。
伊斯兰奇迹般的领土扩张，主要发生于四大哈里发时期以及帝国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兼并波斯和夺取东罗马的叙利亚、埃及等，一系列的胜利让从荒漠中走出来的部落联盟一跃成为巨无霸帝国。（阿拉伯帝国总共经历了四大哈里发时期、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最终在公元13世纪中叶灭亡）
这一新兴政权，整合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等世界上文明最悠久的地区，也将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亚伯拉罕文化，在新帝国的领土融为一体。
穆罕默德的宗教、政治、军事、社团，在组织形态和文化上，是非常原始朴素的。正因其原始，方能如白纸般不带成见地吸收异文明的文化成果，为己所用。
早期的伊斯兰领袖对自己在文化上的落后颇有自知，故十分鼓励向被征服者学习。穆罕默德本人就对门徒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社会治理方面，四大哈里发时代与倭马亚王朝早期，基本沿用了被征服地区原有的机构与制度，在波斯地区仍然是波斯的，在原东罗马行省依然是东罗马的，在工艺、农业、文艺、行政管理等专业技术领域，更主要依赖包括战俘在内的被占领区域人才。
除了在阿拉伯半岛实行严厉的全面伊斯兰化改革以外，在其他新征服的领土上，哈里发政权并不过多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
按照穆罕默德留下的传统，穆斯林军队每占领一地，当地民众若要维持原有信仰，就要缴一笔钱，作为接受穆斯林保护的代价，而一旦皈依改教就无需缴纳了。在此规则下，皈依者越多，对财政反而有害。当地统治者并不热衷于当地居民的皈依改教。
对刚从基督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区来说，新统治者的到来，终止了宗教迫害、恢复了学术自由，甚至对于当地的基督教徒也是如此——在穆斯林到来前，基督教内部的教派倾轧已持续多年。
理解以上背景，就不会对阿拉伯帝国所取得的科技与文明成就感到匪夷所思了，其成为继古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之后，第三个达成统一的政治实体。
阿拉伯文明继承并汇聚了几乎所有古代文明思想成果的精华。除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波斯文化、罗马正统基督教文化、叙利亚和埃及的基督教异端文化、犹太教文化等，经波斯、埃及、西西里岛与东罗马间接传入的古希腊文化，以及作为古希腊文化升级版的亚历山大里亚文化，都在阿拉伯帝国的旗帜下被融为一体。
这一文化汇聚过程，并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帝国领土内，由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中国的技术和印度的文化，也成了伊斯兰学术茁壮成长的饵料。
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阿拉伯语也成了阿拉伯帝国境内的一种通用性语言。自古以来，从未有人能够把这样一片广大的领土，统一在一种语言之下。波斯学者、希腊学者、埃及学者、犹太学者、基督教学者，第一次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辩论和写作，加速了学术思想的碰撞与汇聚。
这是一段繁荣而充满创新的时期，伊斯兰文明成为全球知识中心，迎来了“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人类科学知识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涌现出一批深邃的伊斯兰哲人，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在许多方面，伊斯兰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为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的科学和哲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伊斯兰版“李约瑟难题”
伊斯兰黄金时代取得的成功，也带来了一个历史问题：拥有如此之多的便利条件，并且几乎已经为科学革命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哲学和方法论元素的文明，为什么没能实现科学革命的突破？
这个版本的“李约瑟难题”，可能比中国版本的“李约瑟难题”更有价值。
伊斯兰学术从未摆脱古代学术的普遍顽疾：他们单一地以贵族集团尤其是王室为支点，因此，一旦政治方向有变，局面的逆转也在瞬息之间。
开明的哈里发们对学术的支持不宜高估。王室并不是在奖赏学者们对真理的探索，其成果必须符合哈里发的政治需要。当信奉理性高于信仰的穆尔太齐赖派遭到镇压时，他们不是因为探索真理而受到惩罚，而是因为他们妨害了哈里发的帝王之业。
伊斯兰理性主义运动也是不彻底的，对伊斯兰教朴素信仰的动摇，既有科学思维的渗透，又有非科学思维的影响。很多的新发现，与其说是理性主义萌芽、自由思想的结果，毋宁说是由虔诚之心所产生的。
对于伊斯兰版本的“李约瑟难题”，袁江洋说：“在信仰与理性互渗的伊斯兰画卷里，理性哲学和科学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走过的，是一条由高峰通向低谷的下坡路；从帝国扩张和文明整合——重建进程来看，伊斯兰教内部教派对立、宗派林立、教义纷争不已，来自沙漠的统治集群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不止，唯有宗教才能提供对内稳定社会和对外扩张所需要的文化凝聚力，最终促使马蒙之后的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在思想上回归并信守逊尼派版本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是造成伊斯兰科学发展此起彼伏却难以迈出最后一步的思想症结和价值论症结。”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伊斯兰学者虽然开创了实验方法，继承了希腊的理性、有思辨的传统，但最终没有能够整理出一套系统的、以理性探究真理、用实践检验真理的认识论方法，更未能使实验和理性超脱于信仰之上。
类似于伊斯兰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进程，东方社会也有。中国古代即有一个持续存在、并一直主宰着知识分子心灵的官学体系。
这个官学体系可称为儒学体系，分别有经学、天文、农科工乃至医科的科目。初看起来，这些像是科学的内容。比如技术类知识，均置于工部之下，这些科目的知识生产规模都不算大，主要存于中央一级的体制之内，均以儒学的编码方式融汇于其中。
这种官学体系受制于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体制。其并不以追求新的知识作为直接目标，而是以服务王朝统治、致用为宗旨。简而言之，他是以皇权而非真理，作为最高准则。
中国最早在南北朝时，祖冲之已将圆周率的精确值锁定小数点后第七位，但是中国数学家并没有由此贡献出无理数概念。由于实际应用并不需要很高的精度，中国的木匠在2000年中一直使用周三径一的算法。
欧洲的科学革命：蛮族为何崛起？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这是西方先行现代化的路径，也是全世界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的直接原因。
走出这个路径的欧洲人，在罗马时期，被认为是处于蛮荒状态的原始人。很容易得出结论：科学革命之前多元人类文化的互动和成就，才是现代科学和现代世界产生的根本原因。
早期的日耳曼民族，被罗马人认为是没有开化的蛮族。他们生活在寒冷潮湿的北欧，以打猎为生。他们的文化演进路线类似于阿拉伯人，从发源地往欧洲四处扩张。日耳曼人各族群最终统治了整个欧洲。他们往南驱逐了凯尔特人，从而与罗马人接壤；往西占领了不列颠岛。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人在其废墟上建立了多个国家。这个过程中，继承了源自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自然科学知识与经验，以及经过改造的基督教，他们最终在十三世纪迅速崛起。
在论述科学精神时，袁江洋说：“在13世纪的欧洲，接受了海什木光学和实验物理学方法、阿维森纳医学、阿威罗伊双重真理论、由阿拉伯人首先复兴的希腊原子论思想和炼金术思想的欧洲人，由谴责亚里士多德而走向以亚里士多德自然体系为参照构建经院哲学知识体系的精神，后来又通过大翻译以及再一次的人类思想汇聚与整合而突破经院哲学框架，于十六、十七世纪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归纳法及经验科学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
自十三世纪起，希腊的启蒙、伊斯兰的汇聚和融合，最终汇流到了欧洲，为现代科学的创生提供了基础。科学金字塔，是人类自50万年前发明了语言之后，在这么多代智者努力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人类思想和物质成就的汇聚、整合与创新，形成了现代科学。
对于中国而言，因地理的隔绝，科学是被强加于本土文化之上、外来的东西。在科学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科学的进步不能归因于单个民族的单独努力，而只能归因于所有民族的共同努力。
正如作者袁江洋所言，文明的交流与借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国虽然是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被动开启了近现代化的进程，但也由此获得了与世界文化发生全方位文化互动的契机。
理解这个大历史进程，对于如何突破本土文化的窠臼，站上世界文化汇聚的顶峰，无疑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邹卫国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
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兼管理与创新案例研究院院长以“价值”度量，以内部控制的“底层设计”思想观照，聚焦中国商业领域的公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