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鲁人使用英军的枪炮仍不敌英军，因为这是不同的战斗系统｜文史宴
文/维克托·汉森
祖鲁人与其他亚非拉土著一样，其战争系统与英军极为不同，祖鲁人偶然的胜利只不过是系统间偶尔的错位。英国人的持续作战能力、纪律性、整体战术都不是祖鲁人可以想象的，祖鲁人拿着来复枪也没有战术可言，这还不包括战前巫术对战斗力的削弱，和被祖鲁屠戮的其他土著对英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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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鲁战争专题：
祖鲁战争的复杂起因
大多数的国家冲突，看似由边界争端而起，却又并非如此简单。1879年的英国-祖鲁战争也是如此。
这场战争表面上是由祖鲁兰和欧洲人控制的纳塔尔、德兰士瓦之间对于确切边界的分歧引发，但事实上，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更多是因为殖民者们对更多土地、劳动力和更好的安全状况的渴求。
除了以遭到悍然攻击为借口，英国没有其他明显的理由来入侵祖鲁兰。甚至伦敦的大多数国务大臣们都不想在这个时候在南非进行一场战争，因为此时帝国更为关键的利益所在地是印度、阿富汗和埃及，这些地方都需要大英帝国资源的全力投入。
交战双方的观察者都发现，并不存在一支进入纳塔尔或德兰士瓦，挑起争端的祖鲁军队。事实上，开芝瓦约国王曾多次下令，要求他的军队避免穿过祖鲁兰边境进入他国。
从17世纪到19世纪，当渴求土地的荷兰和英国牧场主和农场主们最初定居于南非部分地区时，该地区的其他部分相对而言尚且人烟稀少。祖鲁兰是许多部落世代居住之地，比较之下，欧洲人忽视了对此地的开发。
然而，到1879年战事爆发时，非洲西南的土地大体上被列强瓜分殆尽，与开芝瓦约国王控制下自治且人口稠密的祖鲁王国，形成了明确的边界。
在1879年1月初，切姆斯福德勋爵就已经率领一支超过17000人的混合部队渡过布法罗-图格拉河，在南非高级长官巴托·弗里尔爵士的指令下入侵祖鲁。
切姆斯福德表面上是“保卫”纳塔尔，实际任务则是寻找祖鲁军队，在战斗中摧毁他们，俘虏开芝瓦约，从而瓦解独立的祖鲁国家。
英国-祖鲁战争的目的在于，永久性地消除庞大的土著部队集结起来并穿越人口相对稀疏的英国和布尔定居区边界所带来的威胁。德兰士瓦行政官员谢普斯通直言英国人对祖鲁军队的担忧：
“假如开芝瓦约的三万勇士及时转变为雇用劳动力，祖鲁兰将成为富饶和平之地，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形——这个国家对其自身和近邻，都是长期性威胁的源头。”（J.盖伊，《祖鲁王国的毁灭》，47）
在祖鲁人与邻近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经历了多年的边界争端后，祖鲁兰的边界完整性问题早已被交给英国赞助的边界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迅速向弗里尔报告称，争议中的土地可能是属于祖鲁人的！
委员们发现，是英国人默许的布尔人入侵，而不是祖鲁帝国的扩张激化了边界危机。
由于欧洲人尤其是布尔人的特点——他们采用大牧场经营的方法，每个独立的家族差不多都需要数千亩的土地来进行生产——这带来了一种荒谬矛盾的本地景象：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原属于土著部落的土地，但是又缺乏密集的人口来防御其征用的大范围区域。
和祖鲁兰接壤的纳塔尔省中，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大约1000万英亩——归属于仅仅两万名欧洲人，只剩下200万英亩价值最低的农村土地被丢给30万非洲本地居民去争夺。欧洲殖民者自身缺乏必要的力量来保护他们原来大胆夺取的东西。
实际上，英国政府对吞并祖鲁兰没什么兴趣——那里的天然财富稀少，疾病蔓延，本地人自尊心强，难以控制——由于缺乏证据证明祖鲁人有入侵纳塔尔或者德兰士瓦的意图，英国军队1879年进犯的真正理由也成了一个谜。
直接的动机很可能源自地方长官被赋予的行动自由，毕竟弗里尔是个行事方式难以预测的人。
弗里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开战，他相信，历史大势毫无疑问地对祖鲁奇特的军国主义模式不利，而且随着祖鲁兰被征服，人们也许会认为，是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庞大的南非联邦，并成为殖民地的总督。
弗里尔和他的参谋始终对大约拥有4万武士的祖鲁军队心存疑虑，一个不到25万人口的国家却能动员集结出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令英国人难以安眠。
按照弗里尔的想法，在欧洲殖民地的边界，如此强大的土著军力的存在，早晚会酿成灾难，尤其是在考虑到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祖鲁人这个好战民族的征服史，以及白人殖民者对牧区的不断需求，战争就更加不可避免了。
弗里尔明显掩盖了一个事实，祖鲁军队始终处于动员的状态，但还是与英国保持了大概37年的和平，长期的稳定状态是由欧洲人打破的。
头脑更为清醒的纳塔尔总督亨利·布尔沃爵士认为，英国应当尊重己方调查委员会的成果，但他的观点被好战分子们忽略了。
弗里尔相信，应该将大英帝国政府的保护范围延伸到富有侵略性的布尔定居者头上，后者渴望英帝国军队去打败自己的老对手祖鲁人。
弗里尔急于挑起敌意，他抓住三桩事件大做文章，声称战争不可避免。
西哈约，一名祖鲁酋长，从受英国保护的纳塔尔逮回他两名不贞的妻子，然后在祖鲁兰将她们处刑——这触动了弗里尔意识里大英帝国领土不可侵犯的理念，以及19世纪的英式道德准则。
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开芝瓦约国王拒绝交出西哈约。英方的反应正如因拐骗事件而誓师航向特洛伊的希腊诸邦国王们一样，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关乎荣誉，必须立即做出反击。
接下来发生的另一事件，则是沿祖鲁兰与纳塔尔之间图格拉河行动的一支英帝国考察队被扣押。这些考察队员未受伤害，但扣押他们的祖鲁狩猎队肯定会怀疑，绘图考察就是正式吞并某些边界地区的前奏。
最后，更令弗里尔恼火的是，很多传教士最近逃离祖鲁兰，他们称皈依基督教的祖鲁人受到虐待，甚至有时会被开芝瓦约处死。
弗里尔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基于此类二手信息，以及祖鲁人明显不会在自己的国度里如英国绅士般行事的看法。
他确信，自己已经得到了向祖鲁兰君主国的合法开战理由。他向开芝瓦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放弃强力的军事组织系统，解散庞大的军队。
祖鲁国王的回应有着多种版本的翻译，在不少资料中还被曲解，但事实上开芝瓦约的话极其坦率而骄傲：
我以前告知过谢普斯通（英国驻祖鲁兰代表），我不会进行杀戮吗？他跟白人提过我有做出如此约定么？假如他是这么做的，那他误导了他们，我确实会杀人；但不要认为我会用杀戮的方法来处置任何事。白人为什么会做出无端的指控呢？我还没有开始杀戮；至于我的行为，那完全由我国的习俗决定，我不该背离。为什么纳塔尔的总督要干涉我的法律？我曾跑到纳塔尔去指摘他的法律吗？……（D.莫里斯，《血洗长矛》，280）
布尔和英国殖民者都渴望得到廉价劳动力，用于拓展农场，并建设德兰士瓦和纳塔尔殖民地，然而，南非的奴隶制度数十年前便已失去合法地位。
他们显然痛恨四万祖鲁成年男子成为军人的事实，农场主们希望这些非洲人毫无武装地通过边界，作为贫穷的廉价移民劳动力替他们卖命。
接替切姆斯福德担任英军总指挥结束战争的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在他的日志中提到了英国视角中战后理想状态下的祖鲁兰：
与残酷对待人民的罪犯开芝瓦约相比，我们和他的区别在于：他不经审判就会处决他人，在他的统治下，生命与财富皆岌岌可危。凭借一直维持的军事系统，他阻挠人们成家和正常工作，使得他们贫穷不堪……在未来（大英帝国治下），所有人都能自由婚娶，随意来去，并选择雇主，他们会如我们期望般变得富裕，这个民族也会兴旺起来。（A.普雷斯顿，《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的南非日志，1879-1880》，59）
另外，当地业主们很乐于有一支规模可观的英国军队来保护殖民地——祖鲁战争期间，大英帝国实际上耗费了大约525万英镑的军费，以尽力满足军队的补给需求。
马匹和牲畜所有者，车辆制造者，纳塔尔的牧民都很欢迎战争，因为这意味着大幅哄抬价格良机的到来。那些试图增加对南非资金和人力投入的殖民地居民们也有着类似的看法。
切姆斯福德和纳塔尔的英国军官们也期待一场轻松、迅速和光荣的胜利，这能帮助他们在军队里的晋升。
军官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他们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入侵行动中有所作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时间很短、相对安全而且充满机遇的军事冒险，大英帝国的军人能够轻松击败虽然勇敢但在技术上极度落后的敌人。
用战争强制文明化
在人们更为广泛的观念中，对待本地土著居民的、典型欧洲人的英国式的奸诈态度才是战争的导火索，这种态度奇怪地混合了沙文主义、崇尚暴力的帝国主义和常受误导的善意。
对不列颠而言，开芝瓦约的军队是其人民“文明化”机会的障碍，因此后者理应欣然接受一个“优等”种族的宗教与文化。
基督教的到来，能终结祖鲁人的一夫多妻制度，阻止任意谋杀和处刑的恶习，消除一系列可怕的风俗——同类相食、毁损尸体、缺乏羞耻感地赤身裸体、鸡奸，并禁止与勇士净礼密切相关的、在传教士们看来很离奇的一系列仪式化生殖习惯——“乌库-赫洛邦哈”（uku-hlobonga），或者叫“股间（大腿之间）性交”，是指未婚勇士不用生殖器插入，还有“苏拉-伊曾贝”（sula izembe），是指已婚武士在“擦拭斧头”战斗后的完整性交。
祖鲁人的习俗非常野蛮嗜血
英国法律还禁止开芝瓦约国王臣民的随意相残，带来了安定团结而不是四处流浪的人民，因为尊重私人财富和促进更高的生存标准才能够为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必要基础。
1856年，英国人指出，在一场邪恶的内战中，开芝瓦约屠杀了他兄弟麾下超过7000名武士，及其所部族群另外的两万人口，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图格拉河畔那片杀戮之地后来以“马塔姆博”（Mathambo）亦即“白骨之地”著称。
更早在位的恰卡曾经屠戮的人数，更是在开芝瓦约手中牺牲者的十倍之多。与阿兹特克统治者一样，祖鲁国王在部落战争中和任意妄为的谋杀乐趣中屠戮的土著居民人数，远多于欧洲人在征服战场上杀死的数量。
即位前夕，开芝瓦约便已杀害了每一个嫡亲兄弟、庶兄弟、堂表兄弟，以及祖鲁兰内部任何能威胁到他王位继承权的远亲。
英国军队的强大，似乎足以证明欧洲模式的优越性——这或许也是弗里尔和切姆斯福德在准备进行他们所一厢情愿的快速征服前夕心中所期望的情况。
不管怎样，1879年1月11日，英军还是跨过了边界，弗里尔骄傲地写道，“愿上帝保佑，让我们数周之内便摆脱长期困扰着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噩梦”（C.古德费罗，《大不列颠与南非联邦，1870-1881》，165）。
和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以及美国人西部扩张的经历一样，英国对祖鲁兰的征服，产生了一系列可预测的事件，这些事件在过去四个世纪里，代表了欧洲人进入亚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时的基本模式。
到1800年止，欧洲只有1.8亿人口，而全世界有9亿人，但是欧洲人以不同的模式占领或控制着全球几乎百分之八十五的陆地。
1890年时，全球三分之二的远洋船只都属于英国，世界范围内半数海运贸易由英国船队运作——大多数的越洋运输行为要么由英国推动，要么使其帝国受益。
英国工厂的生产能力，外加帝国舰队及商人的运输效能，意味着部队和补给可以在数周之内被投送到全球任何地方——欧洲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具备如此能力，欧洲国家中也只有寥寥数国能与之比肩。
有观点认为，不列颠之所以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都拥有据点，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轻松做到上述这一点的民族。
16世纪的早期欧洲海上探索，首先引发了零散的殖民活动，最终随之而来的则是全面的入侵和征服。
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东南亚的法国人，美洲的西班牙人，中非的德国人，以及无处不在的英国人——通常都会因为直接吞并土地的行为，或是因为进入当地人的狩猎、放牧区域寻找矿藏、黄金、港口或淡水而激起反抗。
殖民者和商人们随着探险队出现，并试图在新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法律文件——不论是西班牙国王的许可，还是英国官僚的冗长公告——很快制定出台，向目不识丁的土著统治者宣读。
弗里尔勋爵和当年的科尔特斯一样，以法律和道义上的权利为公开前提，审慎地宣布他对整个国度的毁灭：他发布了包含13点要求的声明，不识字的开芝瓦约肯定无法读懂；就算把这些理论翻译过去，对方也不能完全领会。
最初的小型远征队伍往往因为欧洲人指挥上的自负，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以及对当地军队巨大的规模的无知而遭到灭顶之灾——“悲伤之夜”（Noche Triste）及在伊桑德尔瓦纳发生的情形，和在印度支那、美洲、中非以及印度的其他无数惨败都存在着共性。
欧洲火器后来在19世纪的扩散，为土著人民带来一定帮助，小巨角（1876年）被屠杀的美国骑兵，阿富汗迈万德（1880年）之战溃败的英军，还有阿杜瓦（1896年）之战被埃塞俄比亚人击败的意大利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19世纪晚期，通过自由贸易获得易操作的步枪和大量弹药的土著人，在取得一点小小的胜利之后，几乎马上就再次遭遇了更为明智、装备更精良、统率更得力的西方军队，后者发动进攻不仅仅是为了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是为了复仇和彻底地征服有时甚至彻底毁灭一个民族。
纵观殖民斗争，在欧洲人看来，土著人对欧洲死者的亵渎——墨西哥城金字塔上被献祭的西班牙人、在伊桑德尔瓦纳被开膛破肚者、在喀士穆被斩首的英国人——为他们消灭土著人提供了充足理由。
根据他们思想中关于交战的公平法则，只要有欧洲人在正面战斗中被杀，就理应加以报复。当欧洲人发现己方被攻破的小要塞充满被斩掉首级、割去头皮或开膛破肚的尸体后，都会无比愤慨。
在他们看来，这种将罪恶加之于死者或者妇女和儿童的行为与交战无关，比他们用加农炮和步枪撕裂土著武士躯体要邪恶得多——这是在战斗中对抗活生生的勇士阶层的行为。
像蒙特苏马、“疯马”和开芝瓦约这样的部落领袖，有时会以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出现在欧洲史料里。除了基督教传教士和探险家通过口头访谈收集的信息，当地没有文字记录。
土著酋长们经常天真地认为欧洲闯入者的败退意味着对抗的结束，而完全意想不到自己对一支欧洲前卫部队的暂时胜利意味着他们将要面对西方人的第二波攻势。西方人很乐于用复仇的借口巩固自己的征服计划。
在对美洲、亚洲和非洲四个世纪的殖民史中，土著人同类相食、人祭、破坏尸体、谋杀战俘、偶像崇拜、一夫多妻等陋习，以及缺乏成文法律的落后体制，都是欧洲人侵吞领土的典型借口。
欧洲人与他们的对手不同，法国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认为杀死成千上万的土著人是不得已的举动，他们将其视为西方化的艰难进程，是改善本地人民命运的必经之路。
不列颠的传教士、高级宗教官员和学者对帝国扩张中的贪婪举动大加反对，他们希望直面问题，通过改良或者同化来补救：祖鲁人应当西方化，成为文明的大英臣民，从而摆脱专制压迫和自身的野蛮愚昧。
即便是最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批评家，也只有很少数人（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建议，欧洲人应该返回家乡，和平地离开祖鲁——毕竟这意味着听任土著人随意杀戮，继续他们之间的部落战争。
欧洲人和土著人不同的战斗观
在征服过程中，欧洲人首先会拿某地区中人口最多、最好战的部落开刀，将其作为征服目标。
像科尔特斯或切姆斯福德这样的指挥官，通常用大量土著同盟军辅助自己的军队，毕竟在理论上，阿兹特克国家或祖鲁国家的垮台，将会结束地区动乱，并且赢得此前曾经受到那些好战政权残酷压迫的民族的支持。
提供火器或者欧洲出产的商品给当地人，也能确保在美洲或非洲总是有大量的部落分遣队加入欧洲远征军。这些土著人渴求劫掠，也希望自己免遭仇敌的伤害，并贪图西方贸易者手中的其他各种商品。
我们不应忘记，许多土著人是部落长年仇杀的牺牲者，他们痛恨阿兹特克人和祖鲁人远甚于欧洲人。
土著部落之间的仇恨远胜于他们跟欧洲人的仇恨
所以欧洲人总是能找到大批盟军
至少在第一代的殖民战争中，有一种很典型的情形，即西方人用技术与纪律对抗土著人的勇气和数量。
祖鲁人和阿兹特克人都不会制造火器；他们也无法理解让士兵组成阵列，井然有序且紧密协同地进行冲锋或射击的作战方式；他们同样不能从肉搏战斗开始前直至结束，始终将己方军队置于指挥之下，以西方式决定性战斗的方式解决争端。
过去几十年中，祖鲁人通过缴获或贸易获得了不少火枪，但是英国持续正规的密集齐射理念——认真的训练和全面的纪律体系产生的结果——却和他们的非洲式战争风格完全不同，难以模仿。
即使在伊桑德尔瓦纳后祖鲁人获得了大约800支现代马蒂尼-亨利步枪和成千上万发弹药，他们的射击依旧显得零散而缺乏准确度，几乎总是没有任何杀伤效果。
理论上讲，伊桑德尔瓦纳战后的祖鲁国家军队与英军中央部队的残部相比，不但装备更好，更具有20倍于英军的人数优势。
但是正如勒班陀的奥斯曼火枪手未曾熟谙欧洲人的密集滑膛枪阵形和齐射一样，祖鲁射手也不过是把火枪当作比当地武器更好用的兵器——一根更具穿透力的棍棒，或者射程更远的标枪——它们仅仅加强了单打独斗的能力，而这才是祖鲁的传统。
祖鲁人差不多总是瞄准得过高，他们射击时就像投掷标枪一样，认为枪弹抛射出去后会很快失去动能，急剧下落。
尽管他们在伊桑德尔瓦纳缴获了大量野战火炮，甚至拖走了弹药车和补给车辆，祖鲁军队还是无法部署能够对抗英军的炮兵——他们不仅仅缺乏使用重炮的经验和知识，也没有足够的战场纪律去按规定时间间隔装弹、瞄准和射击重型武器，更没有熟练的驭手来将牲畜套上弹药车。
港口和远洋船只是欧洲力量的核心，它们为冲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火器和补给。祖鲁战争中，人力、枪炮、食物和弹药持续从开普敦和德班运来。
伊桑德尔瓦纳灾难后，一整支崭新的英国军队——近一万名补充征召的士兵和超过400名军官——从英格兰出发不到50天便抵达纳塔尔。
土著军队通常无法理解维拉克鲁斯或德班不过是个运输站，西班牙或英国征服者从数千英里之外拥挤不堪、躁动难安的欧洲将所需人力运到那里——耗时仅仅几周而已。
阿兹特克、伊斯兰或者祖鲁军队总是依靠快速包围和侧翼机动来取得胜利，这种战术对邻近的土著部落非常有效。
这样的战斗方式不需要太多临时的变阵，他们凭借更好的训练、更高的机动性、庞大的数量和武士的英勇，用伏击或者恐吓的手段来击退规模更小、行动迟缓的欧洲分遣队——他们还成功利用了当地茂密的灌木丛、森林或者热带雨林等地形地貌。
但甚至在与欧洲人的决战中，土著人都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的战斗仪式，这意味着土著军人不太可能进行夜战，也很少借军事胜利之势不受限制地展开追击。
更有甚者，这些土著军人有时将文化（宗教祭典，战前舞蹈以及盛宴和年度丰收庆典）或者自然（季节性因素，异常的天象）现象完全置于战斗功效之上。
切姆斯福德勋爵入侵后，开芝瓦约集结了军队，然后命令他的巫医为大约两万名前线部队人员催吐。集中进行催吐之前，要花三天时间对部队进行补充和检阅，然后让他们禁食直到全军“净化”为止，这严重削弱了祖鲁武士的体能。
西方人从希腊时代起，也发展出一系列的战争仪式：战前牲祭，长篇演讲，音乐演奏；休战期间的宗教节日；仪式性地盛装出行和日常阵形操练。
但是这些传统仪式有时会被操纵，时常遭到延误，甚至在军事需求与其相左时全被抛开。
可以预见的是，大多数欧洲军队战前没有禁食、呕吐、净化或自残的仪式，这些因素会妨害士兵的战场效能。
欧洲军队进行战前准备时，更有可能让让士兵得到朗姆酒的配给，坚定的动员演讲，或是通过射击仪式进行最后的纪念。
从希腊时代起，战前牲祭和仪式一直是装样子，因为它们的作用与其说是真的要和神意相通，还不如说是激发士气。
欧洲人愿意无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或自然需求，无论昼夜，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投入战斗。恶劣的天气、可怕的疾病和险峻的地理环境，都被看作可以用恰当的技术、军事纪律和资本征服的简单障碍，极少被当成天降憎恨或某些全能意志敌意的表达。
欧洲人看待暂时挫折的态度，通常也与他们在亚洲、非洲、美洲的对手不同。失败并非上帝发怒的征兆或者不幸的命运，而是战术、后勤或技术的瑕疵所导致，通过严谨的审视和分析，在下一个场合总能得到轻松补救，欧洲人几乎总是会有下一次机会，一直到征服成功为止。
正像其他所有西方军队那样，也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祖鲁兰的英军将战争视为政治的延续。与祖鲁人不同，英军不会将战争视为勇士个人积累战利品、女人和威望的机会。
土著民众站在欧洲人一边作战的情况，比个别欧洲人士为土著奋战的情况要常见得多。科尔特斯在墨西哥得到了成千上万特拉斯卡拉人的协助，在非洲也有所谓“卡菲尔”与英军一起作战。
阿兹特克人和祖鲁人都发现，基本上没有欧洲人愿意和他们一道抗击其他白人入侵者。
纳瓦埃兹想要摧毁的是科尔特斯本人，而非西班牙的事业，因此在他失败后，大多数士兵加入了进军特诺奇蒂特兰的行列。约翰·邓恩曾短暂帮助过祖鲁人，但是1879年的英国-祖鲁战争中他很快重新加入英国一方。
尽管所有布尔人都很蔑视英国在非洲的统治，但没有一名欧洲人在开芝瓦约的队伍中对抗英国人。相反，数以千计的非洲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团。
欧洲人的主要困难还是在于和来自欧洲的土生殖民者间的战斗；非洲的布尔人和美洲人都曾发起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造成其损失惨重，他们的武器、纪律和战术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亚于英国统治者，有时甚至还会占据优势。
以布尔人为例，布尔战争里的短短一周，亦即1899年12月11日至16日，仅仅在马格斯丰泰恩、斯托姆贝赫和科伦索三场战役里，就有将近1800名英军战死，其数目远远多于1879年整场战争中祖鲁人所杀英军的人数！
布尔战争
同属欧洲系统的布尔人
对英军造成的伤亡高于任何土著民族
许多学者很不情愿讨论欧洲军事优势的问题，因为他们要么是把这和范围更大的、有关智力或道德准则的议题混同起来，要么就关注欧洲人偶然的挫败，把它们当成是典型例子，而无视西方优越性的一般规律。
实际上，欧洲人能够在远离欧洲、后勤上面临巨大的困难、战斗人员相对缺乏、对恶劣地形和气候也不熟悉的情况下征服非欧洲人，与智力、道德准则或是宗教优越性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再次显示了一种特殊文化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从古希腊人开始，在战场上为西方军队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利益。
残暴的祖鲁王国最终灭亡
罗克渡口的战果，与19世纪后期在刚果、埃及、苏丹、阿富汗和旁遮普反复上演的戏码一样，足以成为殖民战争的典型。
罗克渡口胜利之后，切姆斯福德勋爵率领一支大大强化的队伍，重新入侵祖鲁兰。
除了年初在因埃赞（1月22日）、因托姆比河（3月11日）、埃索韦小据点的围攻（2月6日～4月3日），以及赫洛班（3月27～28日）的几场残酷的僵持外，英军之后还进行了三次决定性会战，分别在卡姆布拉（3月29日）、欣欣德洛武（4月2日）和乌伦迪（7月4日）展开。
这三次最终会战的前两次，英军和殖民者部队在驻防营地歼灭进攻的祖鲁人，后者发起近乎自杀式的冲锋，血战到底。
战争的最后一场会战发生在乌伦迪，开芝瓦约国王指挥部附近。一个英军方阵——由火炮和加特林机枪支撑——从容地离开设防营地，步入正面交战。
他们很快便遭到祖鲁人的攻击，后者已然明白冲击工事是徒劳的，但没有意识到，在能够无障碍射击的开阔平地上，试图击破一个坚固的欧洲步枪方阵同样是愚蠢的行为。
不到40分钟，大约由4165名欧洲人和1152名非洲人组成的英军方阵击退了两万祖鲁人，杀死至少1500人，击伤3000人，伤者中又有很多人在东躲西藏中迷失直到死亡。
战斗结束后，英军和祖鲁人的尸体都被埋葬在乌伦迪的战场；按照西方的标准方式，英军为他们消灭的人立起一块碑：“纪念1879年为保卫古老祖鲁秩序在此倒下的英勇武士”。
英国人和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与西部的美国人一样，不仅击败了人口众多的敌人，而且在此进程中摧毁了他们的文化。
绝大部分书籍不断宣扬传奇般固守罗克渡口的小股英国红衫军，而绝口不提被马蒂尼-亨利步枪撕裂的数千勇敢祖鲁武士的英名。
在这种态度下，祖鲁人悲剧性地加入了成千上万被杀死和遗忘的波斯人、阿兹特克人还有土耳其人的行列，无法成为鲜活的个人，而是历史学家笔下“四万被杀”或“损失两万”的苍白数字。
相反，西方历史编纂的动力——天赋自由和理性主义传统——在于详细地纪念他们为数较少的杀手。没有希罗多德，贝尔纳·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或是詹皮耶特罗·孔塔利尼的青史一笔，战斗中人们的英勇就将随着尸体腐烂而消逝。
1879年1月祖鲁战争爆发时，开芝瓦约握有大约为数3万～4万可支配使用的部队。六个月后，英军在祖鲁兰的各个战场上杀死了至少一万人，毫无疑问，战后死于伤势的人数更多。
有关祖鲁人阵亡数字还缺乏准确的记录；但是缺乏医疗体系的致命问题和马蒂尼-亨利点45英寸口径子弹的可怕威力，必然使得战争期间有数千伤员死于休克或感染，或者只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马蒂尼-亨利步枪沉重而平缓的射弹，加上加特林机枪和火炮的可怕火力，能在人体上制造恐怖的窟窿，少数幸存祖鲁老兵的残肢断体和丑陋疤痕证明了这一点。
即便是在英国殖民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亦即1879年1月22日，英军还是在伊桑德尔瓦纳、罗克渡口和因埃赞杀死了超过5000祖鲁人，死亡人数占整支祖鲁军队的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六。
到战争结束时，祖鲁人大多数的牲畜要么被杀，要么被肢解，或是被盗走。帝国军团的组织系统被瓦解——英国将开芝瓦约的王国分解成13个敌对酋邦，这是一个阻碍祖鲁兰再度强大，防止其对抗临近欧洲殖民地的未来战争的解决方案。
英军为了1879年的“胜利”仅仅付出了1007名士兵和76名军官的代价，另有小规模但数字不确定的军人死于热病和伤势。
六个月的战事中，尽管在各种战斗里英军处于一比四或一比五的兵力劣势，但英国士兵平均每杀死十个或更多祖鲁人才损失一人。
英国的入侵和战场征服，以及战后处理手段，将祖鲁人民分裂为虚弱的敌对派系，祖鲁王国从此终结，祖鲁人的生存方式已经在事实上被摧毁了。
本文节选自《杀戮与文化》，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解析从希腊罗马开始，西方总是在战争中占优势的原因，认为首要的是平等主义的观念，以及支撑这种观念的制度和社会，解读非常精彩，大司马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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