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铃着实冤枉了大升子。
他不是不想看响铃的身子，事实上他早就看过了。
在一个院里住着，只要想看，什么招数没有？头年夏天，院里的几个半大男女在西墙根练倚墙倒立。大升子帮着响铃倒立起来，手上极有分寸，眼睛却不失时机地顺着大腿往下溜。
这种偷窥虽然也有刺激性，但是只能勾人上瘾而不可能得到任何满足，大升子想的是动动手脚，来真的。但是慑于响铃妈的刁嘴利眼，他一直不敢。
大升子自己有一间独用的小棚屋。这间小屋实际上成了枣儿胡同半大小伙子晚间聚会的固定场所。一吃过晚饭，陆陆续续地就有人来。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抽烟、闲侃、闷坐，一直到夜半才散。在这间屋子里，什么乱七八糟、下流污脏的语言和意识都有，但是没有人出外练真的。
有的时候也有响铃这般年龄的姑娘们到大升子的小屋来。她们并不进屋，远远地站在门外和屋里的异性们斗贫嘴。仅仅是斗嘴，连撩拨挑逗的意思都没有。即使如此，门里门外这群正处于发情期的男孩女孩仍很兴奋，兴奋得妙语连珠、才气横溢，或者兴奋得张嘴结舌、语无伦次。有时干脆找不到话说，就那么呆站着。呆站着也是欢乐。
当只剩下男孩们自己时，他们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性。听来的或假想杜撰的性传闻常常使他们亢奋不已。
一双双年轻的眼睛贼亮，像一群急不可耐的公狼。
应该说，直到8月28日之前的那个夜晚，枣儿胡同的大升子们还都可以算作是规矩本分的青年，尽管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憋足了一股邪恶之火。
后来就出事了。
大升子说，这就是命。如果要没有那件事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会酿成以后的惨祸。
王星敏则说，偶然是一个契合点，是历史的累积，是对未来的“凶险的暗示”。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大升子小屋里的人正在慢慢散去。先走的一个人过了一会儿突然又回来了，向还在屋里的人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后海淹死了一个人，是女的，光着身子，被人捞起来以后扔在岸边。”
“现在呢？还在不在？”有人急促地问了一句。
“在。”
没什么可犹豫的，十几个小伙子争先恐后地冲出小屋，疯了般地向后海岸边跑。
死人还在，而且的确是个女人，令人遗憾的是，她全身上下都穿着衣服，并未光着身子。这个女人已经不年轻了，臃肿肥胖，腹部高高挺起。
“自杀的。”有人介绍说，“不知好歹，恶毒攻击同志，畏罪……”
大升子们围着女尸看了好一会儿，索然无味，极其失望。
当围观的人差不多散光了以后，良顺说：“咱们给她挪个地方？”
“挪。”几个人都说。心领神会，急不可耐。
动手的是良顺和大升子。至于怎么挪，完全心照不宣。他俩麻着胆子，一人抓住女尸的一只裤管，用力向斜上方拽。但是没有成效，女人束着腰带。
后来不知怎么的，裤就被拉扯下来了。是谁把腰带解开的，天黑，没看清，看清也记不住。恐惧、亢奋、慌乱，一切都处在似有似无的虚幻中。
女人的肤色很白，小腹和两条大腿圆鼓肿胀，在昏黄的街灯映射下，泛着青幽幽的蓝光。惟有处在三角部位的隐秘处却仅仅是一团模糊的黑色。
他们后来是被一位老太太轰走的。“女人撒尿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老太太高门大嗓地使劲喊，把他们吓跑了。
大升子说，那天晚上他们没有立刻回到那间小棚屋去，而是又沿着后海堤岸漫无目的地闲荡了好久。也不是闲荡，因为每个人的心头都燃烧着一个焦灼的企望，企望年轻的、鲜活的女人。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实，这个企望是灾难性的。然而，它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凌晨1点以后，他们才重回小棚屋，又闹扯了一阵，但是无精打采、毫无兴致。性问题已明显物质化，语言的描述或思维的想象都失去了刺激性。
鲜活的女人，对于这些胡同里的小伙子来说，简直就是天上的楼阁，可望而不可即。是的，社会在允许他们合法地拥有一个“鲜活的”异性之前。他们只能克制、忍耐。
从产生到最终被允许之间，有一道由时间、法律和物质条件构成的坚固障碍。他们能忍耐到障碍物自然地消除吗？
只构成本质，而绝不会产生意志。一切形式的克制都呈病态。
大升子说，一种悲哀的情绪开始在伙伴中弥漫开。
“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活女人了。”有人悲愤地发着牢骚，声音里带出哭腔，充斥着绝望、饥渴、愤怒和宿命的情绪。
有人长长地叹息。
那天夜里，当屋子里只剩下大升子和另一个青年时，良顺开始指导他们进行。大升子这是第一次，羞耻、惶乱、焦躁，渴望成功但始终未能成功。
大升子后来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有20年的史，即使在婚后他仍未完全戒除这一陋习。“这符合我的生活原则，绝不伤害他人。”二十几年后，这位武威武壮的中年汉子对笔者说。
笔者愕然不解。
“这保证了我对妻子和家庭的忠诚，至少我在形式上没有卷入任何婚外往。当然，谁也不能禁止我在想象中把别的女人作为倾慕的对象。”
欲即天之理。
大升子后来去了陕北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十几年以后才回到北京。老根据地的人民和黄土高原的风沙把他哺育成一个忠厚、实干的劳动者。
“那天晚上，怎么就没有成功呢？”大升子直到今天仍为此而懊丧不已。“如果……，就不会……，”他说。
应该说，大升子是条汉子。在谈及以往的岁月时，他没有试图遮掩那种种的荒唐、卑劣和丑恶。特别是在谈到枣儿胡同遭受的那场劫难以及自己的罪责时，他的内心里充满着痛苦、自责和深深的忏悔。他的一生中，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个重负。
在提到吴卫东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中年汉子用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失声痛哭了。哭声凄切、苍凉、痛楚。“我，是个罪人，”他说，“我请求她的饶恕。”
他是有罪责的。但是，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后来的那场空前悲剧，能归因于一次不成功的吗？
历史与文明，你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