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佳一直把鲁巴送出大门，送到街口，两个人紧紧拥抱，无声而又伤感地亲吻
客居英国时，我跟一对保加利亚夫妇在一座小楼里做了半年邻居。夫妇两个人都很年轻，男的跟我丈夫在同一所英国大学里工作，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鲁巴，因为他妻子做好晚饭之后经常走到后花园里仰头朝楼上喊：“鲁巴——”音调极好听极有韵味，久而久之连我女儿都记住了。女的名字我始终搞不清楚，问过她几次，因为读音很怪，总记不住。后来我常帮她捡拾地毯上邮递员塞进来的信，拼读信封上她的名字，大概接近“茹佳”这么个字音吧。她曾是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硕士。我丈夫每每景仰地说：“莫斯科大学在世界上排名很前呢！”然而，她在英国可做的事便是去大学餐馆里打工，与一帮中国家属们混得很熟。我常常在心里感叹：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怎么竟有如此相同的命运？
夫妇两个人面容很有些接近，都是褐色鬈曲的头发，一双大得出奇的黑眼睛，高耸挺直的鼻梁，脸颊瘦削，嘴巴线条尽可能地往耳根延伸，又微微往前嘟着，半开半闭，极为醒目生动，在一张典型斯拉夫特征的脸上占尽风流。有时候我目睹他们旁若无人地当众接吻，心里直担心两个人的大嘴巴会把对方一整个脑袋都吸进口腔。
那时在我将近40年的人生经验中，似乎还没见过如他们这般相爱、这般缠绵的夫妻。早晨总是两个人同时起床，轻手轻脚从我家房门前经过，随后浴室门轻微地“咔嗒”一响，听得见哗哗水声中夹杂了他们吐字极快、有点像是小鸟鸣叫的说话声。这一过程总是持续很长，有时候我女儿急着上厕所，在紧闭的门外憋得双脚直跳。从浴室出来，穿戴整齐，两个人又轻轻地下楼进厨房。总是茹佳冲咖啡，鲁巴烤面包，烤出满楼的香味。吃完饭，鲁巴该上班了，那真是一场难分难舍的离别时刻，茹佳一直把鲁巴送出大门，送到街口，两个人紧紧拥抱，无声而又伤感地亲吻，真像是十年半辈子都不能再见到面。每次我总在楼上的窗帘后面欣赏这一幕，我丈夫嘲笑我有“窥视欲”，我自己也觉得这举动有点不那么光明磊落，可我总是忍不住要看，并且总是为他们深深地感动。
茹佳工作时间短，11点钟去餐厅，干到下午三四点钟回家。进门后她就把自己关在楼上卧室里。我没进过她的房间，因此从不知道这段时间她在干些什么。直到晚上8点钟，她重新下楼，一脸的寂寞之色：鲁巴还没有回家。鲁巴的老板是个印度教授，为人极刻薄吝啬，给鲁巴很少的钱，却要他干很多的活（顺便说一下，鲁巴是研制机器人的）。很多中国留学生都为鲁巴不平，说他太老实，搁中国人身上，早该炒了老板的鱿鱼，另觅高枝了。鲁巴回家前的这段时间，茹佳就跟我们全家泡在起居室里看电视。我女儿爱画画，可巧茹佳也有这方面的修养，两个人的关系就近了很多。女儿每完成一幅得意之作就要先摊给她看，她总是一副惊叹不已的神情，令女儿的虚荣心大为满足。双方用很少的几个英文单词，用眼神、手势、形体动作沟通，看她们的交往也如同看无声电影，有趣得很。
茹佳的耳朵这时候比兔子还灵，不管电视机里的声音多么喧哗，我女儿的笑声多么响亮，她总能准确无误地捕捉到鲁巴用钥匙开大门的咯嗒声。后来我偶然地发现她的听力并不很好，喜欢把耳朵侧过来听电视，才恍然明白那实在是一种心灵感应，她是用灵魂捕捉丈夫的声音。
接下来我就该带着女儿从起居间撤退了，因为他们吃完简单的晚餐后也会过来看一会儿电视。他们总是相偎相拥地坐在一起，茹佳的脑袋自自然然搁在鲁巴肩上，鲁巴的胳膊绕过茹佳肩头，在茹佳胸前四手交握。这时候茹佳的神态像一个吃奶的婴儿，嘴巴急切而又贪婪地在鲁巴脖颈间拱来拱去，啄吻，摩挲，粘住不放。鲁巴便低下头去，温和地给予回吻。于是我羞愧难当，急急忙忙赶着女儿上楼。过不多久丈夫也败退上来，大概脸上也挂不住了。我们相视无言，不约而同地爆发出自嘲的大笑。
都说英国人的饭菜不是人吃的，照我看保加利亚人的食物更是比旧社会还不如。在我们同住的半年之中，我从未见他们有鱼肉荤腥进门。就连相对便宜极了的鸡蛋，总共也就吃过十个左右，平均每月一个半。他们一天三顿都是面包，涂很多的植物奶油和牛油，配以加牛奶和加糖的英国红茶。有时候用黄瓜丝和胡萝卜丝拌油盐当菜，或者用葱头、土豆、胡萝卜、大米掺和在一起煮，煮上一二个小时，成一锅淡黄色的糊糊。须知当时茹佳正怀着孕，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呢！每当看到他们如此简陋的饭食，我心里便十分地幸福，心想幸亏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比他们那社会主义高明，虽然没有房子汽车，鱼和肉可是天天有的呀！
即便如此，他们还认为生活在英国无比幸福。鲁巴跟我丈夫聊天时说：他认为英国的气候好，冬天一点儿也不冷；市场很繁荣，食品供应更是充足；最重要的是没战争威胁，不必时时担心**落到头上。他们很希望能做一个英国公民。他问我丈夫说：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以后是不是就有永久居住权？
丈夫跟他聊完了之后，显然很有感慨。他郑重其事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我们该知足了！”
又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前苏联现状。我和丈夫一致地同情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不以为然，看不顺眼。茹佳急得面红耳赤，用十分糟糕的英语跟我们抬杠，告诉我们说，她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时候，苏联人民多么富有多么安乐！全怪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把一切都搞糟了，是这个人毁了苏联。我不知道茹佳的观点能不能够代表东欧国家的普遍心声，如是，则他们显然用一种没落阶层的心态来对待前苏联的解体。大半个世纪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太过复杂，以至他们无法冷静面对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瞬间毁灭。
鲁巴是一个颇具学者气质的温文尔雅的小伙子，谦和有礼，周到细致。他很喜欢我的女儿，上楼下楼经过她身边时，总是忍不住伸手摸她的脑袋。有一次我们送给他一盘水饺，他马上回赠给我女儿六片饼干，用一只很精巧的小碟盛着，碟上铺一层雪白的餐巾纸，纸上六片饼干很规则地排列着，地道的西方送礼风格。又有一次他们正在餐室吃饭，我女儿敲门进去拿东西，他很真诚地要我女儿收下他的四粒巧克力豆。圣诞节那天最有意思，他穿一身从未上身的笔挺西服，逐个跟我们热烈握手，祝贺节日快乐。当时我丈夫正扎了围裙在厨房里烟熏火燎地炸土豆条，被他的**举动弄得十分狼狈。他送子我女儿一张圣诞卡，上面写着：“你是一个很可爱、很聪明、很有艺术天赋的小姑娘，祝愿你将来能够充分发挥这种天赋。”这使我这个做母亲的深为感激。
茹佳的性格中既有外国人的开朗热情，又有外国人的冷漠自私。她从不知道关心别人，也从不做小楼里的公共卫生，包括吸尘、清洗炉灶、更换垃圾袋，等等，为此我们曾有过一些不愉快。好在她从不记仇，转眼间又乐呵呵地有说有笑了。她削土豆或者切洋葱的时候，总是摆一架小录音机在旁边，手里干着活儿，屁股和脚却在扭来扭去跟着音乐跳舞，嘴里也哼个不停。直到她怀孕八九个月，大腹便便即将临产时，仍然用迪斯科步伐走路，以至我总是心惊胆战守卫一旁，随时准备应付胎儿被她扭掉下来的险情。
有一天整个白天没见鲁巴和茹佳。晚上鲁巴回来了，笑嘻嘻告诉我们：他妻子在医院里生了，是个女孩。又过了两天茹佳带了孩子出院回家，时值圣诞节前英国最冷的季节，刚生完孩子的茹佳穿一双透明丝袜，一条齐膝棉布裙子，怀抱婴儿进门，直看得我目瞪口呆。当天晚上她又从楼上噔噔噔下来，自己开冰箱拿苹果，在自来水下洗了洗，咔嚓咬一大口，看得我又是一愣。东方人生完孩子的那一套忌讳、讲究，在外国人面前竟毫无作用。
生育后的茹佳饮食稍有变化，增加了一箱从星期六市场买来的廉价水果，还有一条从保加利亚老家带来的小孩子胳膊粗细的熏肉肠。每天我都看见茹佳用一把小餐刀费劲地在熏肉肠上削呀削呀，削出薄薄的三四片，放在面包上烤熟吃。她没喝过一口鸡汤和排骨汤，我真是想不明白她汹涌的奶水是从哪儿来的。她不断地下楼，烤两片面包或吃一个水果什么的，看见我便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她总觉得饿。她抱怨说女儿太小，还用手比划给我看：“非常非常的小！”我问她婴儿是否每三小时喂一次奶，实际上我是想给她传授一些经验的。她叫起来，自豪地宣布：“不！她每小时都要吃一次奶！她吃得很多！”我只好报以一声惊叹。
在我离开英国之前，茹佳的女儿已经满月了。他们经常把她抱下来一起看电视。她长得确实小，瘦伶伶的，皮松松的，瞪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已经初显一个美人胚子的特征。现在是他们三个人相偎在一起，茹佳把婴儿横躺在腿上，鲁巴用长长的胳膊圈住她们。鲁巴和茹佳头挨着头，目不转睛地盯视婴儿的面容，能够成小时地保持不变。如果有画家画下来，该是一幅多么温馨的永恒场景。
我在遥远的中国为他们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