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被书友指出一个bug，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只有军政部，要到1946年才会改为国防部。
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英法美日四国在菲律宾紧急召开的“马尼拉会议”，最终成功闭幕。
次日，四国外交代表在马尼拉的新闻记者会上，联合发布了一份《远东联合反.共公约》，声称：“……总所周知，共产国际之活动目的，在于采取一切手段以破坏和威胁现存的文明国家，若是忽视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利益的干涉，不但将危及其国家安宁及社会福利，且将威胁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为了遏止东亚大陆愈演愈烈的赤化浪潮，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与公理的国度有必要联起手来，在遏止世界赤化的斗争中紧密合作，并且采取更加激烈和强硬的行动……”
具体来说，就是英法美日四国联合出兵，由日军担任主攻力量，仿照第一次大战时期，日军和英军联手出兵胶州湾德国租借地的先例，对严重威胁到各国远东利益的上海红军发动清剿作战……而为了让日军能够更好地剿灭中国赤色分子，对于日军在此期间的若干对华动作，英法美三国表示“完全谅解”。
随后几天，荷兰、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等若干二流欧洲国家，也跟凑数似的相继加入了这一公约。
——如果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的诞生，已经给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堤坝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让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集团感到了极大的震惊。那么如今上海公社的异军突起，更是让他们看到了整条堤坝崩溃的危险……别忘了，眼下这年头可不是“自由世界”独领风骚的二十世纪末，而是资本主义大萧条和失业浪潮横扫全球，左翼思想和劳工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与宗主国矛盾激化的二战前夕！
记得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在大厦将倾、民不聊生的内忧外患面前，曾经提出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激烈口号。那么，现在陷入了大萧条泥潭的帝国主义列强，就面对着类似的困境——要么选择打一场你死我活的帝国主义战争,活下来几个幸存者；要么就是等着爆发一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严格来说也算是国内战争。）
维护旧世界的金融家们觉得可以勉强接受前者，而讨伐旧世界的革命者们则更希望能够发生后者。
最最要命的是。上海的赤色分子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吊死银行家”的口号，并且毫不客气地付诸于实际行动……这让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家的大亨们情何以堪啊！
要知道，在眼下的美国和英国，也不知道有多少衣食无着的劳动者们，正盼着把大亨们挂上路灯呢！
所以。为了修复资本主义大坝溃决的破口，为了把这一危险的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避免本国也出现银行家挂路灯的凄惨一幕，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基于对赤化运动的共同仇恨和恐惧，决定用一切手段消灭上海苏维埃政权，武装干涉中国的红色革命，避免远东地区旧秩序的崩溃……
但鉴于上海跟欧美国家在距离上的遥远。还有上海赤色分子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担心崩了门牙的美英列强自然不愿意亲自上阵，而是跟日俄战争时期那样，又一次雇佣了日本帝国这个得力的打手。而作为拉拢大日本皇军的代价，蒋介石这条咬不动赤色分子的笨狗，就被美英帝国主义主子给一脚踢开了。
显然，对于整个社会矛盾丛生的日本来说，这实在是一条期盼已久的空前喜讯。
自从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开始以来。日本帝国最主要的外汇来源——生丝出口，就因为西方消费市场的萎缩而受到了严重打击。另一方面，九一八事件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矛头直指日本，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式贸易同样遭到了沉重打击，而在满洲国的掠夺所得。显然远远不够弥补这两条主要财源被切断的巨大损失，更何况，清剿满洲抵抗组织的军费开支，同样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最后。又因为中日局部战争的关系，使得中日关系一直无法真正地缓和，而日本和英美的关系也从此变得越来越糟糕——尽管不至于撕破脸皮，但也不会给什么好脸色看……再加上日本穷兵黩武地扩军备战——武器装备不能吃、不能用、不能卖，只能烧钱——每年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财政预算被投入军备竞赛！
在这样的多重打击之下，日本帝国的财政经济，已经糟糕到了需要尽快发动新一轮战争掠夺，才能维持生存的地步——并不是国内真的已经完全没有钱了，而是因为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内部矛盾极大。财阀军头们既然不愿掏出哪怕一个字儿来收买民心，那么就只能用对外开战来转移矛盾，把那些不安分的青年军人送上战场弄死，同时借着战争的名义对本土进行严厉管制，确保财阀的利益和国内的稳定。
简单来说，就是日本的财阀们很愿意投资战争来赚钱，但却不愿意白白出钱给老百姓提供福利。而马尼拉会议的《远东联合反.共公约》，则是大幅度放开了套在日本身上的锁链，使其得以大步踏上战争之路。
但对于中国，确切地说，是对于被美英帝国主义抛弃的国民党反动派来说，这就是一个空前的噩耗了。
同日，国民党中央军八十七师的部分爱国官兵未得上级批准，便自行搜集船只，准备渡江偷袭北岸日军。但尚未出发，就被得到消息匆匆赶来的何应钦拦下，不仅对他们抗日热情大泼冷水，将参与人员全部缴械关禁闭，还严厉警告说：“……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之后更是补充了一道严令：“……凡是军中将士自请抗敌，敢言抗日者：杀无赦！”
与此同时，面对从广昌战场上被红军打退回来的部下，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勉强打起精神，在南昌行营会议上安慰他们说道：“……我们怕什么？我们有美国和英国朋友提供的援助，又有德国朋友帮助我们指挥打仗。只要我们愿意卖力气消灭赤匪，一切都不成问题。别看如今日本人跳得厉害，美国和英国朋友很快牵制住日本人的脚步，还会给我们提供军费，我们只要一心剿灭赤匪就行了！大家继续好好地干罢！”
接下来，对“马尼拉会议”内幕不甚清楚的蒋介石。还在催促老婆宋美龄继续努力活动美国那边的关系，为他尽快争取到更多的美援——眼下的南昌行营已经快要揭不开锅了。
然后，他就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学到了一则最深刻的真理——任何帝国主义都是靠不住的！
二月十日，《远东联合反.共公约》被公布，蒋介石顿时感到了那种被出卖的屈辱，以及被抛弃的无助。
——江浙财团的钱袋子完了。美英帝国主义老爷们又靠不住，当真是连天都要塌下来了！
然后，没等蒋介石回过神来，他在上个月刚刚以港币等外汇为准备金发行的新钞票，也再次变成了一堆废纸：虽然以当时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知识水平，多半还无法理解《远东联合反.共公约》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不管在怎么样民智未开的时代，总归是会有那么些明白人的。再加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时政讲座——眼下的国民党当局还没掌握“先进”的无线电干扰技术……于是。刚刚发行出来的新钞票顿时再次沦为废纸，各路杂牌军已经没了跟政府闹饷的心思，索性开始直接到处打家劫舍了。
当天下午，南昌行营就陆续有文武官员挂职潜逃，眼看着这么一副树倒猢狲散的惨景，在走投无路之下，蒋介石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找门路联络日本方面。想要咨询一下卖身的价钱……怎奈为时已晚……
二月十一日，何应钦易服化装潜入南京的日本公使馆，跟汪精卫和日本公使密谈多时，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并且还用电报秘频繁联络桂系白崇禧、粤军陈济棠、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又秘密拟定了“稳固党国，革新政治”的若干方案，对中央的党政人事也作了安排。
同日，上海红军攻克嘉兴，进逼杭州，整个浙北地区基本变色。陈毅、项英率领中央苏区部分留守部队向浙江运动，计划配合上海方面，尽快赤化浙江全省，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干涉。
二月十二日，日军第五师团抵达扬州，第三师团抵达浦口，江苏省的长江以北部分基本沦为日占区。而太湖以东则是上海苏维埃政府辖下的“赤化区”，国民政府在江苏省只剩下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方寸之地。
在得到美英帝国主义的批准之后，被放开了手脚的东京参谋本部立即制订新一轮动员令，计划再次动员两个师团投入南支那战场，同时再次重申“北支那事态不扩大原则”，警告天津军和关东军不得妄动。
为体现《远东联合反.共公约》的团结精神，美国金融界向日方提供一千万美元的专项无息军事贷款。而伦敦金融街则拿出了一千五百万英镑，法国政府对军事贷款问题陷入争议，不得不拖延了给日本融资助战的计划。同时，美、英、法三国开始从全世界各地搜罗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向马尼拉集结。
二月十三日，湖南军阀何健在长沙发布重要讲话，宣布“湖南自治”、“湘人治湘”，企图将薛岳的两个纵队中央军从湘西“礼送出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严令薛岳“武力解决湖南”，却被薛岳告知，湘西的中央军部队早已“无粮无饷无士气”，根本没法跟本土作战的湘军开打。
上海苏维埃政府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专题节目，声称“英法美日帝国主义，实为一丘之貉！”。劝告全天下一切爱国的中华人民，都要放弃对帝国主义的任何幻想，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之中来。
二月十四日，打垮蒋家王朝的致命一击终于到来——黄埔元勋、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公开倒戈，宣布“接受世界友邦倡议”，转而赞成“联日反.共”，加入了倒蒋阵营！
在做出这一石破天惊的决断之后。何应钦与汪精卫联合召开了新闻记者发布会，对着一众中外记者，汪精卫“无限深情”地解释说：“……自去年底及今年初，乱匪得苏俄之援助，东南赤焰滔天，国府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守吏宵遁，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上海沦陷，无力收复。即金陵首都，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为苦心孤诣，撑持危局，以保国府之法统不坠，我辈党国要员，唯有忍辱负重。继承总理遗志，与日本友邦结盟媾和，共同抵御反文明之滔天赤祸……”
而何应钦的话语则很直白，“……委员长早已给你们说了，我们中国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旦抗战，三天便会亡国！既然如此。我军又如何能与日军贸然启衅？更何况，当今中国之危机，不在日本，而在赤匪！亡于日本尚可当亡国奴。亡于赤匪则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此眼下联日剿匪，实属理所当然之事……”
二月十五日，第五师团抢先从扬州渡江南下，控制了江阴要塞。长江上的国民党海军纷纷逃往上游。
另外，由于何应钦的倒戈投敌，企图向日寇出卖首都和国家，驻守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机关发生大规模骚乱，大批官兵将校与政府文员愤然挂冠而去，席卷细软潜逃出城。经过何应钦的一番厉行弹压，总算是勉强镇住了局势，但国民党的黄埔系势力也从此分崩离析，再不复昔日之盛况。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最高元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愤而辞职离去。随后，许多著名的反日人士、左派社会活动家——反日不一定是左派，左派也不一定反日——畏惧日军进城之后会进行报复，纷纷随之出逃，汪精卫、何应钦认为应该“做事留一线”，“大家好聚好散”，故而基本未加阻拦。
二月十六日，在跟日军前线将官举行了最终磋商之后，伴随着管弦乐队的演奏声，“南京无血开城”——在何应钦、汪精卫等投降派组织的夹道欢迎之下，日本名古屋第三师团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南京城门。
与此同时，前方一封捷报传到东京，当即就是日本举国一片欢腾。
为了庆祝此次征服支那的伟大胜利，日本政府下令给每一位东京市民发放啤酒和点心，日比谷公园举办了盛大的祝捷大会，欢欣鼓舞的东京市民还举行了彩旗游行和提灯游行，高声赞颂无敌的大日本皇军“一朝实现昔年丰臣秀吉太阁之夙愿，仅用二十余日即降服支那四百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同日，杭州和平解放。其时，面对上海红十军团的浩大攻势，还有国内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杭州城已是内外交困，军心瓦解，再也没有一战之力。最终，在李天霞团长的护送之下，俞济时等浙江省政府要员不战而逃，弃城走海路撤退到宁波，“以保卫委员长之奉化故里”（奉化属于宁波市辖下）。
红十军团攻占杭州之后，立即展开反帝爱国宣传，同时筹备成立浙江省苏维埃政府。
二月十七日，为表示“中日亲善”，日本第三师团长若山善太郎中将参拜了南京中山陵。
同时，志得意满的汪精卫在南京召开国民政府改组会议，大肆提拔亲信、排斥异己，组建亲日政府。
二月十八日，一九三五年的农历元宵节。
继之前那个凄凄惨惨的春节之后，蒋介石又迎来了一个更加凄惨的元宵节——汪精卫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居然亟不可待地给他发来了一份革职令，先是狠狠数落了蒋介石一番历年来“劳师糜饷、剿匪无功”的过失，然后宣布：“为警醒世人，挽回共产.主义赤化世界之命，拟定革除蒋氏本兼各职，以示惩戒！”
接着，何应钦也来落井下石：“……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委员长离开一下也好。”
至此，无论蒋介石如何的暴跳如雷、抵死不认，他的“中华第一人”地位，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而名义上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从此滑落到了分崩离析的深渊。。)